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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國共産黨和蘇聯共産黨在莫斯科舉行兩黨會談。會談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舉行的：1961年10月蘇共“22大”第一次出現了利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攻擊另一個兄弟黨的做法，即蘇共領導在會上發動了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公開攻擊，藉以攻擊在國際共運問題上與之有分歧的中國共産黨，此後，中蘇兩黨的分歧進一步發展。
本次解密檔案中，中蘇關係演變文件的開放比例為歷年最高。這次中蘇檔案開放程度非常高。比如中蘇兩黨會談記錄的詳細內容，包括赫魯曉夫接見鄧小平時的所做的講話，全部解密開放。中蘇兩黨會談作為當年的絕密檔案在在開放之列。以下即為1963年5月我國駐蘇聯使館發回外交部有關蘇聯在中蘇兩黨會談前後的反華情況的電文，由此可見當時鬥爭局面的一個縮影。
近來蘇修集團對中蘇會談的動態
外交部：
蘇修集團公佈中蘇兩黨會談時間和代表團組成情況以後，有以下動態：
（一）借法共、英共等右派黨之口，繼續攻擊“教條主義”，維護其修正主義路線。真理報曾先後四次報道了法共中央五月全會，塔斯社把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會上攻擊我黨的報告用內部參考的形式印成單行本分發。這種做法還是第一次。同時，真理報又以該報記者的名義撰寫了介紹法共全會的文章，鋒芒針對“教條主義”。説“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不願意看到當前鬥爭階段的新特點，已成為國際共運中的主要危險”。表示堅決譴責任何對和平共處的曲解和低估戰爭威脅。説不同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是“在核戰爭威脅面前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抉擇”。蘇報還突出報道法共、意共、日共的競選，説法共和意共在選舉中的成就證明，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加強了共産主義運動。高蘭在為真理報寫的文章中再次叫嚷蘇聯在加勒比海危機時作出了“有成效的努力”，表示完全支援蘇聯的和平政策。
（二）同右派黨接觸頻繁。以法共中央委員威思恩為首的法共負責工作人員代表團和以德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諾登為首的黨中央工作人員代表團先後來蘇“交流工作經驗”。最近蘇以各種名義先後派出由中央書記或部長會議副主席率領的三個代表團赴保、匈、波東歐國家活動。
（三）對南共聯盟第五次中央全會特別重視。會前真理報就報道了會議的議程。之後，塔斯內參全文刊登了鐵托的報告和摘登了弗蘭霍維奇、伏克曼諾維奇等的講話。
（四）對左派黨的活動嚴密封鎖消息。劉主席訪越，真理報除刊登了一個小消息外，再未敢做任何透露。但塔斯內參卻都詳細地報道了中越雙方的言論。
（五）據傳，蘇共內部對我尚未答覆其三月三十日的信件表現焦急。另，蘇聯群眾對兩黨會談問題又有一些反映：有人打聽鄧小平同志的地位；有人認為毛主席不來蘇聯是對的，因為蘇前一階段對中國不太友好；也有人希望毛主席來蘇聯，認為只有毛主席來才能解決問題。並説如果毛主席訪蘇，會受到比卡斯特羅還要隆重的歡迎；有人表示只要雙方談就好，還有人對雙方代表團級別較低表示失望。
從一些跡象來看，蘇修集團在會談前還將會利用各種機會加緊動員輿論支援，多方偽裝其修正主義面目，並進一步勾結右派黨對我進行攻擊，以抵禦我即將發出的復信所産生的影響，並擺脫政治上的被動局面。
駐蘇使館
196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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