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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論戰1956年2月，蘇聯共産黨召開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會上，赫魯曉夫發表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報告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史達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他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1958年，中蘇兩國關係開始出現裂痕。
1960年6月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聯突然挑起對中共的攻擊和批判。
1960年7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同我國簽訂的343個專家合同和257個科技合同，並很快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近1400名專家。
蘇聯在撤走專家時，帶走了全部圖紙和資料，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使我國40多個重工業、國防工業部門，250個工廠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中國的經濟建設因為蘇聯專家的撤出，遭受到極大的損失。
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奮力反擊，掀起了批判“修正主義”的高潮。
1959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紀念列寧誕生九十週年》。文章不點名地批判了赫魯曉夫關於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的觀點，指出:“為著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戰爭、和平共處這些問題上，都必須粉碎現代修正主義的謬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陳毅發火
中國政府認識到，留學生身處蘇聯社會中，容易受到當地政治宣傳的影響。如果不向大家説明事實真相，這群年輕人就難以在“反修防修”的鬥爭中站穩腳跟。
1960年6月至7月，在蘇聯學習的全體留學生分批陸續回國參加政治學習。
正值暑假，留學生們被安置在北京幾所高校空閒的學生宿舍中，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封閉政治學習。學習期間，同學們在指導教師的帶領下，仔細研讀了《列寧主義萬歲》、《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在列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等三篇文章。
一天，全體留學生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大家按照次序魚貫進入會場。會場的氣氛有些凝重甚至是壓抑。池秀峰遠遠看到幾個多年未見的留蘇預備部的同學，大家也只是默默地交換了一下眼神。
陳毅副總理給大家做了關於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講話。
當説到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時，陳老總難以抑制心中的憤怒。只見他劍眉倒豎，大聲吼道:“你們回去告訴蘇聯人，我們中國已經不是任人欺負的舊中國了！你們告訴蘇聯人，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要報！”他突然狠狠地一拍桌子，嘴唇抖動著，説不出話來。
學生們誰也沒見過陳老總發這麼大的脾氣。大家屏住呼吸，會場裏鴉雀無聲。
會後，時任高教部長的楊秀峰把所有與會者留下。他表情異常嚴肅地説道:“今天的會議內容，屬於高度機密。國內還沒傳達，連局級幹部都沒聽到。如果誰透露出去，黨紀國法處分！”
在此之前，為了讓留學生們安心學習，中國黨和政府還在努力掩飾中蘇兩國間的裂痕。
儘管大家已經感覺到蘇聯對於中國的報道明顯減少，周圍蘇聯人的言語也變得越來越謹慎，但對於背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故，了解內情的人還是不多。
但像今天這樣一切真相大白，大家還是有一種震驚的感覺。池秀峰的感覺是:這層窗戶紙終於捅破了！
不再返蘇
政治學習後，大部分還沒有完成學業的學生陸續返回蘇聯了。可是有些學生卻留在了國內。
程志堅回國前正在莫斯科航空學院準備畢業設計。他回憶道:“我們接到回國參加集訓的通知的時候，還以為集訓後可以回來完成畢業設計和答辯，所以連回程票都買好了。可是政治學習沒幾天，突然得到通知，我們這些畢業年級的航空專業學生全部留在國內參加工作。我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回國時只帶了一些隨身衣物和書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蘇聯。每個係組織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蘇聯完成剩下的學業，並且帶回所有同學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蘇聯專家撤走後，組織上安排我們馬上頂替。”和程志堅同樣命運的，還有其他在蘇聯學習航空、航太、造船、化學等軍工和尖端專業、即將畢業的學生們。
“組織上這樣安排，大概是因為這樣幾個因素:軍工專業是敏感專業，兩國關係惡化後蘇聯已經不會再提供良好的學習機會；主要課程已經結束，只剩下實習和取得畢業證書，當時認為關鍵是把知識學到手，拿不拿文憑不重要。另外，國家可能還考慮這批軍工人才有被蘇聯扣留的風險。”當時正在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系核物理專業五年級學習的程海回憶道。
可以想像，當學生們從國內返回，再次踏上蘇聯的土地的時候，是懷著怎樣的複雜心情。
儘管初秋陽光燦爛，留學生們的心中卻感覺到陣陣的寒意。
中國學生走在街上，經常可以發覺有人在後面盯梢。盯梢的人並不掩藏，就那樣不遠不近地公然跟在後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車他也上車。這種舉動帶來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一位學長回憶道，當時在留學生黨團幹部的房間中，蘇方專門佈置了蘇聯學生，監視中國學生的一言一行。開支部會議的時候，幾個人圍著桌子，手裏拿著撲克牌，裝作打牌的樣子，還要把收音機的聲音調得非常大，就是這樣，還是經常有陌生的蘇聯人不敲門就突然闖進來。大家還傳言克格勃在房間中安放了竊聽器，搞得很緊張。以後再開會，就乾脆到公園中一邊散步一邊進行。
陳國藩回憶道:“那時候，使館發佈了幾條紀律。一、一個人不要單獨上街，至少要兩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論參加蘇方召開的任何會議，都要至少兩個人參加；三、會上如有對我國政府的敵對言論，要當場予以反駁，反駁不成，要退場以示抗議；等等。”
一些和國防相關的教研室和實驗室，一些先進的設備，不再對中國學生開放了；實習要麼安排回國進行，要麼和蘇聯同學分開，被單獨安排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地方草草進行。
酆炳林這樣回憶他實習的經歷:“1960年我進入畢業前的實習期。學校公佈的實習地點是某種新型武器的靶場，我當時非常興奮。當我告知使館時，大家也都為我能有機會接觸最新軍事技術感到高興。可是沒有多久，我的名字從實習名單中被劃掉了。據説是克格勃有指示，重要的軍事目標不再允許中國人接近。後來，當蘇聯同學到靶場實習的時候，我卻被安排到一艘老舊的軍艦上，實習的內容就是每天把那些老掉牙的魚雷擦得锃亮。”
摘《歲月無痕：中國留蘇群體紀實》李鳳玲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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