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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共産主義陣線發生了歷史性變遷，這是由中蘇兩大政黨之間關係的變遷引起。胡喬木是這一變遷的見證人和參與者。晚年胡喬木曾説，這是他經歷過的最難忘的事件之一。
蘇共二十大於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召開。會上，赫魯曉夫作了足以震動全球、實際上也確實震動了全球的秘密報告。
中央對此極為重視，11月下旬開始，毛澤東幾乎每天晚上都要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分析形勢。 會議每天華燈初上時開始，一直開到旭日東昇。
會上，毛澤東用深沉的語調説了一大段話: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史達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史達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史達林去世之後寫的，發表在蘇聯真理報，是悼詞。這三篇文章，老實説，我都不願意寫。從感情上來説我不願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説，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我這個人不願意人家向我祝壽，也不願意向別人祝壽。第一篇我拋棄個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傾路線和第二次王明右傾路線都是史達林制定和支援的，想起來就有氣。但我以大局為重，因為那時歐戰已經爆發，蘇聯為緩和蘇德關係而同希特勒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受到西方國家輿論的攻擊，很需要我們支援。因此那篇文章寫得比較有生氣。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發動內戰，史達林要我們不要自衛反擊，否則中華民族會毀滅。新中國成立之後，史達林還懷疑我們是不是第二個鐵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賀史達林70大壽，不歌頌他難道罵他嗎？我致了祝詞，但史達林仍對我們很冷淡。後來，我生氣了，大發了一頓脾氣，他才同意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史達林去世以後，蘇聯需要我們支援，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援，於是我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文。史達林的一生當然有豐功偉績，這是主要的一面，但還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點和錯誤。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不宜大講他的錯誤，因為這不僅是對史達林個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蘇聯人民和蘇聯黨的問題，所以還是那樣理智地寫了。現在情況不同了，赫魯曉夫已經揭了蓋子，我們在4月間的文章，就不單不歌功頌德，而是既肯定了史達林主要的正確的方面，又批評了他次要的錯誤的方面，但並沒有展開講。現在要寫第二篇文章，就是進一步把問題講透，既肯定他的功績，也分析他的錯誤，但又不是和盤托出，而是留有餘地。
(本文選自《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二十年》，尚定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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