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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964年中蘇大論戰期間，蘇共在連篇累牘地公開發表反華文章、掀起大論戰的同時，也通過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國際會議的建議。8月30日，中共中央復信蘇共中央，譴責其破壞協商一致的原則，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復信中的立場，不參加分裂會議。
1963年、1964年中蘇大論戰期間，蘇共在連篇累牘地公開發表反華文章、掀起大論戰的同時，也通過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國際會議的建議。對於蘇聯反華行動，中共進行了還擊，同時也試圖尋找機會謀求團結。但蘇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蘇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大。1965年3月，蘇共糾集19個共産黨、工人黨在莫斯科召開會議，中共拒絕參加。這次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此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以致中斷一切聯繫。我當時作為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親歷了這個全過程。
中蘇之間書信往來商討停止論戰、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
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在《真理報》上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産黨員的公開信，全面攻擊中國共産黨。隨後，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蘇聯報刊發表了2000多篇反華文章和材料。對於蘇共的攻擊，中共進行了反擊，並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先後發表了九篇文章，即《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關於史達林問題》、《南斯拉伕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無産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産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同蘇共展開大論戰，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中蘇大論戰期間，中蘇之間除公開發表論戰文章，還通過信函，就一些問題進行爭辯，交換意見，也提出過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等建議。1963年12月6日，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遞交了一封由赫魯曉夫署名的致毛澤東主席的信。這封信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蘇共中央在來信中，要求停止公開論戰，並表示希望改善中蘇兩國關係包括加強經濟、科技合作聯繫，可以提供成套設備，可以派蘇聯專家到中國幫助建設，在制定新的五年計劃時兩國能夠互助合作，對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分歧。還表示：“蘇聯報刊已經停止發表論戰性的材料。”對蘇共中央的這封信，毛澤東鋻於當時中蘇大論戰的實際情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考慮到我們對蘇共7月14日的公開信還沒有答覆完，他們發表的2000多篇反華文章還沒有開始答覆，還有40多個兄弟黨發表的攻擊我們的決議、聲明，我們也都沒有答覆。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他們呼籲停止公開論戰，我們不忙答覆，還是繼續寫我們的評論。
1964年2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雖然提出要加強國際團結，但仍高舉反華旗幟。在這次全會上，蘇斯洛夫作了題為《關於蘇共為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的報告。蘇斯洛夫在報告中説：“中國領導人的政策和活動今天是世界共産主義運動團結的主要危險”，這就要求我們公開而有力地反對中共領導的不正確觀點和危險的行動。2月15日，全會通過了《蘇共為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的決議。決議説：“中國領導人採取了惡化蘇中兩國關係、破壞蘇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方針。他們拒絕了蘇共中央關於使蘇中關係正常化的一切建議，在中國國內加緊反蘇宣傳，粗暴地干涉蘇聯的內部事務。”決議説，這“要求從思想上揭露中共領導的反列寧主義的立場和堅決反擊他們的分裂行動”；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能使蘇共離開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方針。會後，蘇共向各國共産黨、工人黨發出信函（2月12日信），號召開展反對中共的運動。
對於蘇共的反華言論和行動，中共進行了反擊。1964年2月18日下午，楊尚昆約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質問蘇共為什麼背著中共散發反華的文件，進行分裂、派別活動。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指出蘇共領導一面裝著要團結的樣子，叫嚷停止公開論戰，一面又背著中共向各國共産黨、工人黨發出反對中共的信件，策動新的反對中共的運動。復信在批駁蘇共領導的兩面派手法後，提出：“我們再一次鄭重地要求蘇共中央把最近給各兄弟黨的反對中國共産黨的信，同樣交給我們。我們將在研究你們這封信之後，作出我們的答覆。”這封復信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的，並經他閱批後發出的。2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受中共中央委託，接見了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口頭通知了中共中央的意見。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當時，在中蘇兩黨往來信函中，中共中央發給蘇共中央的每一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還都附有俄文譯本。而由蘇共中央發來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時，無論是把中文正本翻譯成俄文，還是把蘇共的俄文正本翻譯成中文，都由我們中辦翻譯組承擔。隨著雙方論戰日趨激烈，我們在翻譯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準確無誤，避免翻譯中的用詞不當造成“節外生枝”。在翻譯196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信時，我們翻譯組的幾個同事在譯“要求”一詞時，為如何用俄文表達反覆推敲，頗費了一番腦筋。俄文的“Требовать”“Просить”都有“要求”的意思，前者語氣強硬，後者語氣謙和，大家對使用前者還是使用後者意見不一致。最後還是使用了“Требовать”這個語氣強硬的詞。
2月22日，蘇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後，迅速給予了答覆。顯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內容和措詞使蘇共領導勃然大怒。他們在復函中語氣尖刻，並特別指出我們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請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們！甚至説“難道有誰會認真地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行你們的任何要求嗎”？
對於蘇共來信的責難，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給予了答覆。信中除了繼續駁斥蘇共領導外，還專門寫道，你們説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是我們要求你們，而不是請求你們把2月12日的信送給我們。在中國文字裏，這兩個詞的習慣用法並沒有像你們所説的有那麼大的區別；但是，既然你們把這件事看得這樣嚴重，並且成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給我們的一個理由，那麼好吧，現在遵從你們的意思，請求你們把這封信件發給我們。
1964年2月29日，時隔三個月後，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答覆蘇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來信。復信中涉及“停止公開論戰”、“召開世界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蘇兩黨會談”以及“中蘇兩國關係中的具體問題（如邊界、援助、蘇聯專家、貿易問題）”。中共中共在復信中建議中蘇兩黨會談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舉行；中蘇會談後舉行籌備會議，該會議由17國黨的代表（13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印尼、日、意、法）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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