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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論戰中的鄧小平:為理想而戰

中國網 | 時間: 2008-12-12  | 文章來源: 新華網

新中國成立到1950年代中期,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之間曾有過一段“蜜月”。但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兩國關係開始不和諧起來。其原因除了蘇聯的大黨主義和大國主義之外,最主要的是中蘇兩黨由於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和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不同而對社會主義模式的認定上意見相左。中共認為蘇共從1956年開始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義道路並且想把它的修正主義路線推行到整個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蘇共認為中共恪守教條主義,搞左傾冒進。因此,從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中蘇兩黨圍繞著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發生分歧、展開爭論,到最後進行公開論戰。

論戰的場所不僅有莫斯科和北京,還有布加勒斯特;論戰的方式不僅是面對面的爭吵,還有相互文筆討伐。與一般的理論爭論不同,這場爭論中的主角是中蘇兩黨的主要領導人。就中共而言,除了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之外,最重要的參與者就是鄧小平了。1997年鄧小平去世時,中共中央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説:“他多次率領導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聯共産黨進行談判,堅持維護中國共産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反對黨與黨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這種評價毫不為過。單是鄧小平率團到在莫斯科與蘇共領導發生面對面的爭論,就有四次。第一次(1960年9月)率中共代表團與蘇共代表團進行會談,第二次(1960年10月)率中共代表團參加26國黨決議起草委員會的會議,第三次(1960年11月)與劉少奇一起率代表團參加第二次莫斯科會議,第四次(1963年7月)率中共代表團與蘇共代表團會談。除此之外,1956年2月與朱德一起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大,1956年10月與劉少奇一起率團與蘇共商討東歐局勢,1957年11月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的重要成員參加莫斯科會議期間,鄧小平也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蘇共領導人進行了爭論。

這些清楚地顯示了鄧小平在中蘇論戰中不同尋常的地位和作用。1989年5月,鄧小平告訴來華訪問的戈巴契夫:“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並非無足輕重的角色。”

事實也是如此,下面記載的便是幾個典型的例子:

時間:1960年9月17-22日,中蘇兩黨莫斯科會談

在1960年6月召開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共向其他兄弟黨散發了一份《通知書》,指責中共在和平共處、裁軍、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等問題上的觀點,並且説中共違背《莫斯科宣言》精神。9月10日,鄧小平約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要他將中共的一封《答覆書》轉交給蘇共中央。在這個《答覆書》中,中共闡述了對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的看法,對蘇共攻擊中共的觀點逐一加以批判。接著,在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的説和下,中蘇兩黨于當月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談。鄧小平和彭真為中共代表團正副團長。在會談中,鄧小平多次發言反駁蘇共方面的攻擊。他指出: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蘇共敵我不分、認敵為友;在兄弟黨之間的關係上,蘇共搞大黨主義,要各兄弟黨都要聽它的指揮。他明確地告訴蘇共領導人: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協議,給中國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但是,中國人絕不會屈服的。

1960年10月1-22日,26國黨決議起草委員會會議

9月中蘇兩黨會談結束時,雙方同意于同年10月在莫斯科召開的26國黨決議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繼續協商。於是,剛剛回國沒幾天的鄧小平又率中共代表團來到蘇聯。在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在發言中説:由於各國條件和情況不同,如果不善於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各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不善於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是不可能使本國的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因此,不能認為,只有某一個黨,才能對馬列主義有所貢獻,馬列主義不屬於某一具黨。在鄧小平帶領的中共代表團的堅持下,蘇共提交的決議草案被反覆修改。會議最後決定把修改過的稿子和爭論中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一起提交給11月召開的全世界共産黨工人代表會議。

1960年11-12月,第二次莫斯科會議

中共代表團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率領。雖然共有81個共産黨參加,但唱主角的卻是中蘇兩黨,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針對赫魯曉夫在開幕式的發言,鄧小平在14日的全體會議上作了回應。他特別提出:中蘇兩黨的分歧首先是由蘇聯挑起的;把中蘇分歧拿到國際會議上並組織對中國的突然襲擊的也是蘇共搞的;把中蘇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撕毀中蘇簽訂的所有協議、合同,從中國撤走全部蘇聯專家的,也是蘇共;把中蘇之間的分歧首先公開在全世界面前的,還是蘇共。

中蘇論戰過去二十多年後,鄧小平在會見戈巴契夫時,對這一重大事件、也對自己在這過程中的表現進行了評價:“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發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後五十年、一百年所産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鬚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坦蕩和胸懷,敢於承擔,善於總結,這些或許是鄧小平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原因。(孔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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