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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國建立至蘇聯解體，42年間我們與前蘇聯保持了“同志”稱呼。後來由於兩黨、兩國關係波折起伏很大，“同志”稱呼經受了“嚴重考驗”，但是雙方都沒有拋棄這一稱呼。
稱“同志”源自共産黨的習慣
我國古書上很早就出現過“同志”字樣。不過在我國古代，“同志”一詞的主要含義是同性戀的意思。只有到了晚清，在孫中山組織的革命黨內部彼此以“同志”相稱。於是，“同志”一詞在我國有了新的意義，即“志同道合”的人，特別指同一個政黨的成員。後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等都先後在各自黨內通用“同志”一詞。
俄文中把“同志”一詞稱為ТОВАРИЩ，其含義同中文一樣。在俄國沙皇統治時期，處於地下秘密活動的俄國革命黨人中間，就已流行“ТОВАРИЩ”這個稱呼了。他們除了彼此互稱同志，也常以“同志”來稱呼擁護革命的普通勞動大眾，在當時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十月革命後，這個詞被世界各國共産黨人廣泛採用。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蘇兩黨都以馬列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把實現共産主義作為奮鬥目標，因而就有了稱呼同志的共同思想基礎。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産黨與蘇聯共産黨早就建立了密切聯繫，毛澤東同史達林的文電來往中都互相稱對方為“同志”。
建國初期互稱三個月“先生”
儘管新中國成立前長時間內，中蘇兩黨領導人早已互相稱對方為“同志”，然而新中國成立初期，卻出現了一種現象：在中蘇兩國來往的正式文件中互相稱呼“先生”。
首先，中國方面對蘇聯發出的第一份外交文書中首次出現了“先生”的稱呼，即1949年10月1日，周恩來外長致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的信。1949年10月2日，蘇聯就通過其廣播電臺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0月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簽發致毛澤東主席國書，任命羅申為蘇聯首任駐新中國大使。在該國書中，蘇方首次對新中國領導人使用“先生”稱呼。
接著，新中國對蘇方領導人稱呼“先生”的第二件外交文書出現了，那是新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的國書。國書中不僅稱先生，還加上“閣下”。國書于1949年10月20日簽發，這是新中國對外簽發的第一份國書。在蘇聯方面，另一些稱呼中方領導人為“先生”的顯著例證，出現在1949年末毛主席首次訪問蘇聯時。那次訪問期間，儘管毛澤東和史達林在口頭上互相稱呼對方為“同志”，但蘇聯媒體在報道時，卻稱毛澤東為“先生”。
為什麼新中國成立以後，雙方在稱呼對方時卻都謹慎起來了。我對這種矛盾現象的理解是，雖然按照黨的關係，應稱“同志”，可是這是國家關係。新的共和國剛剛成立，在對外交往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認為寧可保守一點比較穩妥。再説，中國傳統的影響，即對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士應當稱其“先生”，以示尊重。
從蘇聯方面來説，中共掌握政權以後，毛澤東帶領中國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當時史達林心中並無絕對把握，不敢貿然行事。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口頭上互稱“同志”，而在書面上又稱“先生”，只是發生在1949年的最後三個月中。此後，雙方很快都做出了調整，不論在兩黨之間，還是在國家關係中，不論在口頭上還是書面中，都將“同志”作為惟一普遍使用的稱呼了，一直維持到蘇聯解體。當然，除了“同志”之外，新中國成立前後幾年中，中國人還稱蘇聯為“老大哥”。
打破常規的國慶賀電
建立外交關係國家的領導人，互祝對方的國慶節，是國際上慣常的外交禮節。當年，中蘇兩國每年互致國慶賀電怎麼稱呼對方，成為令人關注的話題。
1963年9月，蘇聯方面採取了一項違反常規的舉動：對中國國慶的賀電，由原來領導人對領導人祝賀改變為以蘇聯黨和國家機關向中國黨和國家機關祝賀。蘇方此舉大概是為了避開稱呼“同志”的不便，以及表示對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不滿。跟隨蘇聯這樣做的還有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兩國。
按照國際慣例，收到賀電後，收電方應復電錶示感謝。周恩來總理看到蘇聯的賀電後，批示：“復電照來電不署人名”，“在我方賀十月革命節的電報中再署人名”。於是，1963年10月，中國方面在答謝蘇聯祝賀的復電中，照蘇聯的樣子，也是以機關對機關。很快，11月7日就到了蘇聯十月革命節，輪到中方給蘇聯發賀電了。當然，外交部禮賓司嚴格按照總理批示辦了。同年年底，中方給蘇聯領導人發新年賀電，仍沿用過去的習慣做法，仍稱名、稱同志。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當年蘇聯十月革命節時，中方給新上臺的蘇聯領導人勃烈日涅夫、柯西金髮國慶賀電，不僅稱名和同志，賀電用詞也熱情了許多。但蘇方是換湯不換藥，中方改善中蘇關係的願望落空了。此後，中蘇雙方就以機關對機關這種尷尬的方式互相祝賀對方的國慶節。儘管如此，在蘇聯解體前，兩國外交人員一直堅持“同志”的稱呼。
1958年，毛澤東與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交談
中蘇論戰“同志”基礎仍然在
從1959年至1989年中蘇關係30年論戰、對抗，但誰也沒把對方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雙方對對方仍未丟掉“同志”稱呼，從不曾以“先生”相稱，但是中間經歷了很多曲折。
開始，1959-1969年，中蘇兩黨從意識形態分歧、論戰，逐漸惡化到國家關係，雖然都稱對方為“同志“，但互相指責對方背叛馬列主義。
1969年，周恩來與柯西金會晤
1969年3月，中蘇在邊境地區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但雙方仍堅持稱對方為“同志”，如當年9月11日，周恩來應蘇方要求，在北京機場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討論了兩國關係的緊迫問題。我作為禮賓司工作人員，參與安排了那場會見活動。周恩來在機場迎接柯西金，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您好嗎？柯西金同志！”
1969年至1989年，兩國進入對抗、談判時期，這個時期雙方互相攻擊更加嚴厲。有人用三個“一”形容這20年中蘇兩國關係，即一個使館，一架班機，一列火車。作為維持兩國國家關係的使館，其工作條件是相當困難的，門口“警衛”嚴密把守，使館人員外出有人跟蹤。
雙方外交人員的接觸內容主要是互相遞交抗議照會。而來往于莫斯科-北京的班機，旅客寥寥，火車經常是空空如也。直到上世紀80代初，我在駐捷克斯洛伐克使館工作，曾數次乘火車往返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間。有一次，整列火車只有幾位旅客。由於人少，餐車常不開放，我們只好同列車員一起自己做飯。
勃烈日涅夫當政時期，是中蘇關係最困難的階段，即使在那時，蘇聯仍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1982年3月24日，他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在中亞塔什幹發表長篇講話。講話中雖然仍舊攻擊中國，但卻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説，中蘇共産黨人仍有互稱同志的基礎。
最後的“同志”是戈巴契夫
1989年戈巴契夫訪華標誌著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對戈氏如何稱呼？確實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戈氏來華的頭銜中雖然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並且列在第一位。但誰都知道，他的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雖然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當時中蘇兩黨都是執政黨，如不稱同志，而改稱國際上流行的稱呼，如先生、閣下，勢將引起轟動。中央經過斟酌，決定仍沿用過去的習慣，仍稱其為“同志”。
戈巴契夫來訪，雙方實現了國家關係正常化，互相稱呼“同志”似乎就更自然些了。然而這段時間只有兩年。因為1991年8月25日戈巴契夫宣佈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同時以總統名義，命令地方蘇維埃凍結共産黨的財産，停止蘇共在蘇聯軍隊、執法機關和國家機關中的一切活動。至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中蘇兩國國家關係中已經不再存在互稱同志的基礎了。戈巴契夫成了我們的最後一位“同志”。
戈巴契夫訪華後僅僅兩年，蘇聯解體，中俄雙方官方人士很自然地就拋棄了“同志”一詞，而改用國際上流行的“先生”、“閣下”，互相稱呼對方了。（馬保奉：外交部禮賓司前參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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