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5日,在蘇聯共産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這個報告中,赫魯曉夫把以前口口聲聲稱為“父親”、“慈父”的史達林指責為“暴君”、“劊子手”、“獨裁者”和“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者”,使整個世界震驚,給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帶來嚴重的思想混亂。
劉少奇勸説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當時內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他非常需要在兄弟黨內有影響的中共伸出於拉他一把。於是,他給中共中央發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請中共火速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磋商。中共隨即組成以劉少奇為團長,鄧小平、王稼祥等人參加的代表團赴莫斯科。
劉少奇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蘇聯的大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你們對兄弟黨指手畫腳,硬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不聽從就施加壓力,橫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權受到損害。在社會主義各國共産黨之間,必須承認獨立平等的原則。”
一向聽不進兄弟黨意見的赫魯曉夫此時洗耳恭聽,一言不發。最後,劉少奇提出在他們的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赫魯曉夫也滿口答應。
1956年10月30日,蘇聯政府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承認犯了大國主義的錯誤,表示今後將採取措施予以克服。
周恩來“教訓”赫魯曉夫
波匈事件還在發展,赫魯曉夫終於發現他的話不靈了,於是不得不再次請求中國幫助他收拾殘局。毛澤東為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便讓正在國外訪問的周恩來中斷訪問,返回北京,準備赴蘇。
毛澤東對周恩來説:“蘇聯領導人是被物質利益迷了眼,對付他們的最好辦法就是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
1957年1月7日,周恩來肩負重任前往莫斯科。赫魯曉夫以最高規格請周恩來下榻于克里姆林宮沙皇居住過的宮殿內。
周恩來深知赫魯曉夫反對史達林,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日子很不好過。他不願看到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受到削弱,鄭重指出:“史達林犯了許多錯誤,但是,他並不總是犯錯誤。史達林一生為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為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時的赫魯曉夫已經嘗到自己全盤否定史達林的苦果,他隨聲附和説:“史達林雖然犯了錯誤,但他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赫魯曉夫為了讓周恩來勸説匈牙利緊跟蘇聯,于1月18日把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卡達爾請到莫斯科。
隨後,周恩來訪問了波蘭和匈牙利。周恩來回到莫斯科後,向蘇聯領導人通報了訪問波、匈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狠狠教訓他們一頓”的指示,周恩來心平氣和地給以忠告:“赫魯曉夫同志,任何強加於人的東西都是行不通的。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訓,其主要原因就是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激起的。”“赫魯曉夫同志在波蘭問題上,處理得不太好。我們認為波蘭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波蘭完全有能力自己解決。我們不贊成派蘇聯軍隊進駐波蘭。”
赫魯曉夫一聽這話頓時漲紅了臉,説:“周恩來對我們的批評教訓,我們不能接受”
赫魯曉夫這個魯莽漢終於“炸”了。他騰地站了起來,粗魯地指責一些東歐兄弟國家領導人,説他們是要了蘇聯的金子,還要罵蘇聯,同西方勾勾搭搭。
發怒的赫魯曉夫瞪大眼睛,把話題一轉,影射中國也有大國沙文主義:“據説在越南、寮國有很多中國人﹖”
周恩來微笑道:“不少。但我們強調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五項原則加上一條反對大國主義。我們對各兄弟黨、兄弟國家是平等的,沒有把自己的東西強加給別人。”赫魯曉夫聽到這裡,一時語塞。
談話結束後,周恩來讓王稼祥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説:“我們就是勸勸他們嘛。把我們的想法講給他們,聽不進去就算了,不要再談了。”
此後,中蘇之間很快發生了關於《莫斯科宣言》的分歧,以及成立聯合潛艇艦隊和長波電臺等一系列的不一致,赫魯曉夫感到中共離他的想法越來越遠了,對這一點他很難忍受。
毛澤東不買赫魯曉夫的賬
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新中國成立10週年大典,赫魯曉夫幾經考慮還是參加了。
在天安門城樓上休息時,赫魯曉夫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對毛澤東説:“關於生産原子彈的事,我們是不是把專家撤回去﹖”在中蘇友好時期,蘇聯為了維護新中國的安全與世界和平,答應幫助中國建立核工業,並於1957年10月同中國簽訂了有關協定。
毛澤東似乎已經想過了這個問題,他從容答道:“我們可以自己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鍊”
赫魯曉夫見沒有把毛澤東嚇住,一時不知所措,只聽毛澤東的話字字有千斤重:“我們需要是需要,你們撤回去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如果技術上能幫助一下更好,能不能幫助,那是你們考慮決定的事了。”
赫魯曉夫悻悻地回國了。蘇聯政府後來單方撕毀了這項協定。
赫魯曉夫迫使中國更快地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進入科研攻關階段。經過幾年的艱苦攻關,中國人民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
後來,毛澤東曾風趣地説:“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這固然是一句諷刺的話,但是,赫魯曉夫對中國施加壓力、製造困難,的確激發了中國人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精神。(摘自《新聞資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