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20日,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圖為彭真在投票。左為舒舍予(老舍)。
——訪舒乙
問:舒乙先生,請您概括地説説,您認為您父親與彭真市長之間的關係屬於什麼性質?
答:我覺得彭真市長和老舍老先生的交往,是共産黨高級幹部和一個文藝家、文學家彼此傾心交往的一個典型事例。他們之間由於在工作中交往多了,彼此産生了很大的敬意,很深的感情。這種感情幾乎達到了永恒的程度。
問:彭真市長稱老舍先生“永遠是人民藝術家”,從何談起呢?
答:他們最初的交往起始於話劇《龍須溝》,當時北京剛剛解放,市政府就決定了一個驚人的動作。在北京城南有一個邊上住滿了勞動者的臭溝,這條臭溝等於是一條下水道,在天橋東側。想想看,政府當時不去修王府井,不去修東單,當然更不去修中南海,卻修了這麼一條遠離市中心的、住滿了窮人的臭溝。這下水道是順著西面向東流的,一直流到今天龍潭湖的地方。政府決定修它,把一條明溝變成真正的下水道。這個事驚動了整個北京市的老百姓。因為,剛剛解放,好多人不了解共産黨是怎麼回事,通過這件事老百姓了解了共産黨,了解了共産黨的方針。
當時任市委文委書記的李伯釗同志向老舍先生提了個建議,説,有這麼一件轟動北京的事,建議老舍先生寫一下。老舍先生認為這是一個特別好的題材,完全可以説明共産黨是怎麼回事。所以告訴老百姓老的政權為什麼不行,新的政權為什麼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是因為新的政權與舊政權根本方針是不一樣的:一個是為最窮的老百姓翻身解放謀幸福的;一個是反人民的。但寫它又是一件極冒險的事,你想,一條臭溝,怎麼搬到舞臺上去表現?他決定冒一次大險。
事實證明,此戲寫的很成功!在北京人藝演出,演出獲得空前成功!當時得到了兩個“周”的肯定: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周揚。周恩來十分稱讚此戲,説它恰恰是新政權最需要的一齣戲,它不是報紙,它通過藝術形象把你感動了。感動之餘它告訴你,人民政權是怎麼回事。周揚同志也專門寫了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號召大家向老舍先生學習。其實,當時老舍先生剛從美國回來,衣著打扮還是美國那一套,周揚同志在當時提出向他學習,也是當時很驚人的動作。
問:當時是誰授予老舍先生“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答:這個戲在當時也是有爭議的。我們黨的領導人對它評價很高,但文藝界有些人有不同看法:覺得它太接近政治了,甚至後來喊出“毛主席萬歲!”,這樣好不好?有爭議!在這個時候,彭市長説,讓我們來表彰他,因為寫的是北京的事兒。龍須溝是北京的溝,治理龍須溝是北京市政府的決定,我們來表彰他,我們來授予他稱號。所以最後由北京市政府授予老舍先生“人民藝術家”的稱號。這個獎狀今天仍然保留著,這個獎狀説明,老舍先生寫了龍須溝,而龍須溝通過藝術形象把新政權的方針表現得很清楚,説明我這個政府是為人民的。這個獎狀有署名:市長彭真,副市長張友漁、吳晗。老舍先生是我們國家用政府的名義授予的第一個人民藝術家。以後也沒有啦!他成了這一獎狀唯一的獲得者。他十分珍惜這一聲譽,將獎狀一直挂在他的書房。
問:1984年老舍先生85歲紀念日時,彭真同志已經復出,他曾參加紀念會,還發表了一篇講話。他講話的中心意思是什麼?
答:彭真那次演講的題目是:《永遠是人民藝術家》,那是一篇非常感人的講話,彭真説,我們那個時候叫老舍先生人民藝術家,我們現在還叫他人民藝術家,將來,我們永遠會叫他人民藝術家。
“文化大革命”中,曾因此批判彭真同志,但他堅持認為那時是對的,現在想仍然是對的,將來,也還會是對的。
問:為什麼人們説老舍先生是一位盡責的市人民政府委員?
答:老舍先生剛回國時,沒有什麼職務,他唯一的職務就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據我了解,當時市政府委員只有一二十人,但彭市長非常民主,委員們經常開會,老舍先生非常珍惜這一職務,他當時有這樣一個思想:既然這個政府是屬於人民的,我代表人民的某一方面,政府的會議一定要為老百姓辦實事。我曾看到留下來的一張照片,彭市長在主持一個會議,他就坐在彭市長右首的第二個座位上,從當時的記錄看,舒舍予委員--他當時參加會議用的是自己的正式名字,頻頻發言,提議哪個地方沒有路燈,修修路燈吧!哪個地方下大雨了,房漏,房塌砸人,哪個地方衚同地上泥濘不堪,全是這些建議,非常實際,辦實事。只要他提,彭真同志立即派人去辦,這些事情都有記錄可查,老舍先生這一段兒生活很愉快。老舍先生非常熱情,他原來就有一種“五四”時期文人的思想:為國為民,説他先進很先進,説他樸實也很樸實,他經常拿老百姓的事當成自己的事,自己找事。
比如,有一次他走在街上,看到一對盲人由明眼的小姑娘領路,頭一個人拿小鑼,噹噹敲著,是兩個算命的。老舍停下來和他們聊天,問他們生活怎樣?他們説:“現在好了,解放了,巡警也不干涉我們了!小孩兒也不朝我們扔石頭了,受尊重了!”老舍問:“日子過得怎麼樣啊?”不説話了,老舍繼續問。他們説:“現在我們餓肚子了!”“為什麼呢?”“解放了,人民覺悟提高了,沒人算命了!我們現在不行了!”老舍先生聽了,當時沒説什麼,回來後馬上向彭真市長做了建議,老舍説:“這種人在北京好幾百!他們生活沒有保障,我們應該關心他們。”彭説:“你説吧,怎麼辦?”老舍先生建議把他們組織起來。上午學習,講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論,下午就開訓,甚至把梅蘭芳、趙樹理等請來講課。由老舍先生組織訓練他們,培訓結束後,把他們分到文工團當伴奏員。彭真市長同意後,他真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辦了一個盲人培訓班,他自己親自講課,派了一個文聯幹部去組織,幾個月就畢業了。不少人真分配到文藝團體。但那裏也有混混,沒什麼真本事,分配不出去。他又去找彭市長,問分不出去的這幫人怎麼辦?彭真同志建議他去找民政局,辦一個盲人工廠,讓這些人自食其力。在老舍先生的張羅下,在香山終於辦了一個盲人橡膠廠,直到今天這個廠還存在。
他去世後,我曾專門去過那裏,訪問過盲人橡膠廠廠長,提起老舍先生,他感動的不得了,他臉上有很深的眼窩,盲人嘛,他不住地流淚説:“老舍先生是我們的恩人啊!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沒有他就沒有我們。”
他和彭真市長配合,幹了好多不是上級讓他幹的事,而是他自己找的事。這樣的好事他做了許多。而這恰好體現了他人道主義的情懷和人民政府關心人民的宗旨。
這些特別可愛的故事還有很多。
問:老舍先生作為文聯主席和彭真市長是怎樣密切合作的?
答:我説一個事兒,剛解放時,國畫沒人要。因為國畫當時內容較窄,花鳥呀、山水呀、仕女畫吧。其實當時有些想法也是有些狹隘,認為這是封建的東西,另外,當時百廢待興,大家也沒有錢,無人買。一大批畫家就餓肚子了。當時他們沒有被組織起來,都是自由職業者就變得非常窮睏了,非常窮困!窮困到什麼程度呢?家裏基本上被變賣一空,床上就是兩張席。這些全國數得上的鼎鼎大名的大畫家變成這樣了!老舍當時是文聯主席。文聯的性質包括很廣,老舍和這些藝術家有著廣泛的聯繫。老舍知道這些情況後,自己掏錢去救濟他們。比如過年時,知道他們過不去年,用自己稿費發紅包,分成一份一份的,用紙包起來,讓夫人去送。後來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就給他們攬活兒,把他們組織起來,上午學習,下午找點活兒,大家來幹。我記得當時找的第一個活兒是畫天安門城樓上的宮燈。宮燈大極了,一人多高,在絹上畫,然後繃上去,天安門城樓上的第一批宮燈就是這些大畫家畫的。後來在老捨得建議下,成立了國畫院,北京畫院就是這麼來的。畫院成了正規的美術家的組織,可以接受很多任務,攬很多活兒。我記得成立畫院時他還把周總理請來講話。現在北京畫院已經有很大規模了。
這樣的事情很多,我記得當時中國文聯主席是郭沫若,作協的主席是茅盾。像巴金先生、老舍先生這樣的大文學家沒法安排。還是總理有辦法,讓一個(巴金)主持上海文聯,一個(老舍)主持北京文聯,各有一個文聯,各有一個山頭嘛!老舍先生大概從1950年6月份起,就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是北京市文藝界最高領袖。這樣,作為文藝家的老舍自然和北京市的最高領導人彭市長有很密切的合作。
問:彭真去過你們家嗎?
答:彭真市長到過我們家。記得大約是60年代的某天晚上,我們正在吃晚飯,我一抬頭,喲,怎麼彭市長來了?那時事先也不通知。自然是找老舍先生有急事了。他們去談話,這一時期他們之間的走動還是很密切的。
問:你怎樣看待老舍先生與共産黨的關係?
答:老舍和黨的關係極其密切,這種密切如果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完全可以認為,由於他是一個特別的平民知識分子,而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出身是比較富有的。由於他們出身地主啊,官僚啊,資本家啊,反正是比較有錢,他們才可以唸書。真正的窮人要唸書,只有一種學校就是師範學校可以唸書,窮人在其他學校能念就屬於很偶然的了,因此知識分子裏,真正是窮人出身的,應該説是鳳毛麟角的。老舍先生就屬鳳毛麟角的這種。他像外國的一些作家,如高爾基、馬克吐溫等。老舍先生和共産黨很貼近。我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從美國回來後,主動開始找自己的哥哥姐姐。他是小兒子,哥哥姐姐比他大得多,都是窮人,不識字,他和他們十多年沒見面了。他原以為他們都餓死了,後來很快他把三個姐姐一個哥哥找到,他高興的不得了,頻頻請他們吃飯,下飯館。把侄子、外甥也找來了,他見他們窮得衣服依然是打補丁的,但洗得很乾淨,心情很愉快。他問他們:“怎麼樣啊?”他們回答:“這下好了。”這才知道,他們原來失業的孩子都有了工作,到工廠當了工人,開始領小米了,是真正的翻身解放。聽了這些,老舍先生對共産黨感謝的不得了。這是一種真正的親情。只有這種親身經歷的知識分子才會有這種感情。而在當時,其他的知識分子正在接受改造,都在洗澡,在檢討自己,批判自己,向無産階級投降。而老舍先生認為,我就用不著這樣,我和你共産黨是一夥的。中國知識分子裏有老舍這種感情的人極少,他自己就有一種當家作主的感覺。別的知識分子在做投降狀,而且毛主席號召寫工農兵,為工農兵,那些知識分子都不是工農兵,他們現去體驗生活難極了,所以好多人都寫不出好作品了。而老舍先生寫出大量的作品,有的已是經典之作,如“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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