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送別彭真同志

新中國成立後，彭真同志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建國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後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從１９５４年起，任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１９５６年在黨的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央書記處協助鄧小平同志負總責。建國後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從１９５１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長，直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建國後十七年中，他作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成員，為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政法工作、統戰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論工作、科學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為首都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過程中，彭真同志善於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依靠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實現了翻天覆地的偉大社會歷史變革。解放前，北京是一個民生凋敝、滿目瘡痍的消費城市。北京剛一解放，他就強調把恢復、改造與發展生産作為北京市黨政軍民的中心任務，其他一切工作都應該圍繞並服從於這一中心任務；並明確提出，首都建設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發展生産服務，同時又要為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機關服務。到１９５１年，北京市的國民經濟就得到全面恢復，並超過歷史最高水準。隨著生産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市的經濟建設持續突飛猛進，由消費城市變成了生産城市。他從進城不久就開始抓首都城市規劃，１９５６年提出“城市規劃要有長遠考慮，要看到社會主義的遠景，要給後人留下發展的餘地”的指導方針。１９５８年，他領導了十大建築的建設和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他既愛護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又強調必須也只能實事求是地、老老實實地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他提出社會主義建設不犯路線上的錯誤，根本的問題在於調查研究。他身體力行，深入農村、工廠，直接聽取群眾意見，進行調查研究。十七年中，他為把首都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城市，精心擘劃，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貢獻。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對於發展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給予高度重視。他強調北京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學校集中的地方，努力辦好這些高等學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品質的決定。他熱忱關懷青年的健康成長，連續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畢業生講話，勉勵他們自覺地走歷史必由之路，同工農相結合，堅決跟共産黨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他提出“發展城市人民大眾的文藝”，號召文藝工作者像過去深入農村一樣深入到工廠中去，反映我們取得全國勝利的新時代；並提出要“推陳出新”，對舊戲加以改造，從改造中提高。他經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廣交朋友，聽取意見。他尊重、團結老的知識分子，關心、培養青年知識分子，重視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１９６５年，在文化領域中“左”的傾向已經相當嚴重的情況下，他明確提出：要區別政治問題和學術、藝術問題。真理要受社會實踐檢驗。一切人，不管誰，都應該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執政黨的建設擺到突出的位置，認為這是關係社會主義各項事業成敗的關鍵。１９５０年，他把新形勢下防止黨的腐化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指出：保證黨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純潔；二靠跟群眾密切聯繫和廣大群眾的監督；三靠批評與自我批評；四靠制度、法律和紀律。他強調，保證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發生嚴重問題，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靠集體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北京市的黨組織和廣大共産黨員“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要求我們的工作”。他説：要正視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老老實實，對就對，錯就錯，有多少就説多少，這是共産黨的本色。不要説瞎話，不要掩蓋缺點和錯誤，更不要文過飾非、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他尖銳地指出，官僚主義害死人，是要亡國的；嚴肅地告誡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堅決克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