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送別彭真同志

１９２９年由於叛徒出賣，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殘，堅貞不屈，組織被捕同志同叛徒、敵特進行鬥爭，減少了黨的損失。在獄中秘密組織黨支部，任書記，組織學習、宣傳馬列主義，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１９３５年刑滿出獄後，任中共天津工作組負責人，組織領導天津各界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１９３６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組織部部長，並直接領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部。他支援劉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區工作基本方針和策略原則，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批評和糾正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及投降主義的錯誤傾向，為恢復和發展北方地區黨的組織，鞏固和發展“一二·九”愛國運動的勝利成果，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開創白區工作的新局面，發揮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７年５月，作為白區代表團主席參加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任大會主席團成員。他在會議上發言強調，黨在白區的工作要充分運用統一戰線形式，廣泛組織發動群眾抗日，同時必須堅持黨的獨立性。接著，又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在聆聽了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深刻論述後，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認定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當之無愧的領袖。

抗日戰爭爆發後，彭真同志參與部署黨在北方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１９３８年他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北方分局）書記，同聶榮臻等同志一起，發展、鞏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基本政策，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提出並實施了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武裝建設以及土地、經濟、勞動、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他明確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根據地“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晉察冀邊區被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譽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１９４１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彙報晉察冀邊區各項具體政策及黨的建設經驗，分析了邊區各階級、階層的政治動向，説明瞭確定邊區黨的各項基本政策的根據和不同時期執行政策的重點，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邊區建設的基本經驗。這個彙報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評價，稱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由中央批轉各根據地黨委。此後，留在中央，任中央黨校教育長、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城市工作部部長，參加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１９４４年參加擴大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任歷史報告委員會成員、組織委員會成員，參與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在延安，他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把全黨思想統一到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上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為培養黨的領導骨幹，為開展敵佔區、國統區黨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１９４５年，出席黨的七大，當選為主席團成員，並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他在會上作了《關於敵佔區的城市工作》的發言，總結了我黨進行地下鬥爭的歷史經驗，闡述了精幹隱蔽，利用合法形式，團聚群眾，蓄積力量的方針政策和鬥爭策略。在黨的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８月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實現黨的七大作出的爭取東北的戰略決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政治委員，在矛盾錯綜複雜、形勢變化急劇的情況下，嚴肅執行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的決定、指示、命令，粉碎國民黨反動派軍事進攻，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迅速擴大部隊，建立根據地，為最後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１９４７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並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指導晉察冀工作。１９４８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１２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１９４９年９月，作為中國共産黨的代表之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建立了不朽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