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雲的愛人鄭位三同志

蒲雲的愛人鄭位三同志

蒲雲的愛人鄭位三同志

鄭位三同志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是紅二十五軍，新四軍第二師、第五師，前中原局和中原軍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鄭位三同志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表現出了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崇高風範。

百折不撓，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鄭位三同志革命一生，戰鬥一生，始終保持著堅定的革命信念，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不畏強敵，不避艱險，多次受命危難，百折不撓，屢建奇勳。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黃安縣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反動派到處張貼通緝令，懸賞捉拿包括董必武、鄭位三在內的92名共産黨員。在一片白色恐怖、縣委主要負責人脫離革命隊伍的情況下，鄭位三大義凜然，處變不驚，果斷地將縣委機關轉移到七里坪，還派人分赴各鄉，號召黨員、農會幹部堅定信心、堅持鬥爭。他還主動聯絡戴克敏等人，商議重組黃安縣委，並受命擔任代理縣委書記。他提出“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的口號，緊緊依靠群眾，大力組織革命武裝，恢復和發展黨、團組織。9、10月間，他又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發動秋收起義的計劃，組織領導了著名的黃安“九月暴動”，由此揭開了黃麻起義的序幕。

1932年10月，國民黨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反革命“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西征川陜。鄭位三受命危難，擔任鄂東北道委書記和遊擊總司令，挑起了領導鄂東北革命鬥爭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著必勝的信念，堅持不懈地進行各項工作。他一面動員區、鄉幹部深入群眾，一手拿槍，一手握鋤，堅決同敵人鬥爭；一面積極恢復和建立地方武裝，在不長的時間裏，就組建了6個獨立遊擊師，總計5000余人。1933年是大別山鬥爭最為殘酷的時期，鄭位三同志始終高擎革命鬥爭的大旗，領導著鄂東北部隊和群眾進行反第五次“圍剿”的鬥爭。他生活艱苦樸素，作風踏實無華，愛護戰士，教育幹部。他和戰士們一樣，天當被，地當床，野菜樹皮當食糧。他經常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善於應用部隊先進事跡和英雄人物的實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數人也要堅持戰鬥，爭取勝利。在他的鼓舞和帶領下，部隊和根據地的革命群眾始終保持著高昂的鬥爭情緒。

1934年11月，鄭位三同志作為鄂豫皖省委秘書長隨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陜南後不久，擔任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創建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為配合黨中央和主力紅軍北上，決定西出甘肅，北上陜北。鄭位三同志再次臨危受命，留下堅持鬥爭，擔任鄂豫陜特委書記。面對敵人20多個團的殘酷“清剿”，鄭位三同志毫不動搖，他和陳先瑞等同志一道，將各路遊擊武裝合編組成紅七十四師，集中力量與敵人週旋。他冷靜地分析形勢，準確地判斷敵情，採取“兜大圈子”的遊擊戰術，機動靈活地與敵鬥爭，先後3次粉碎了敵人的“圍剿”。在嚴酷的鬥爭中，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紅旗始終不倒，紅七十四師亦由600余人壯大到2000多人。對此，賀龍同志曾高度評價説：“紅七十四師能在陜南堅持近兩年的遊擊戰爭，位三同志的正確領導起了重要作用。”

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鄭位三同志始終保持著堅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撓，百折不回。“文化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但他威武不屈，始終保持著共産黨員的堅貞氣節，大義凜然，堅持原則，革命信念堅定不移，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和堅貞的革命氣節。

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傲然風骨

在數十年的風雨歲月中，鄭位三同志注重調查研究，執著地追求真理，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從不人云亦云。

早在1931年初夏，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進行錯誤“肅反”時，鄭位三同志就不顧個人安危，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做法進行抵制。他認為肅反擴大化是紅軍自殺性的破壞方法，會引起全黨全軍的恐怖，嚴重地脫離群眾。1933年3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鄂豫皖蘇區又一次錯誤“肅反”，鄭位三同志再次勇敢地進行抵制，因此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受到批判。但他毫不妥協，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

1943年11月，鄭位三同志以華中局黨代表的身份到鄂豫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工作，上任伊始就與李先念、任質斌等領導整風運動。在他的正確領導下，五師和邊區沒有搞“搶救運動”和“逼、供、信”。當康生從延安給鄂豫邊區黨委來電介紹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所謂“經驗”時，鄭位三同志堅定地説：“共産黨員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從實際出發，幹部中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沒有特務、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當特務、反革命抓。”對康生給邊區黨委轉來的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特務”的“材料”，鄭位三及邊區黨委更沒有簡單從事，而是本著實事求是和對黨員、幹部負責的態度，認真細緻地調查研究，澄清事實，妥善處理，從而保護了一大批黨的幹部。為此，他贏得了五師和鄂豫邊區廣大幹部的普遍讚譽。

1946年春夏之際，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準備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大規模全面內戰。大戰之前，鄭位三同志牽掛著一大批抗戰期間成長起來的黨的幹部的安危。他與其他領導同志商議，對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幹部和不能隨軍突圍人員作出了符合中原地區的實際的組織決定，為保護中原軍區大批幹部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左”傾思想的影響，一些幹部卻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反右”運動時，許多同志由此背上罪名。得知這些情況後，鄭位三同志主動承擔責任。他與陳少敏同志聯名給中央組織部寫信，詳陳當年所作決定的實際情況，要求組織上實事求是地對待中原突圍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遭到批鬥，有人説他們向中央組織部寫信是為叛徒辯護，充當保護傘。然而，身在逆境中的鄭位三同志，始終認為這樣做沒有錯。他這種堅持真理、敢作敢為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贏得了廣大的新四軍老戰士的由衷敬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終於作出決定，為因中原突圍而遭受打擊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