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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快速來臨，如何維護老年人權益，已成為中國急需面對的現實問題。1996年10月1日，中國首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下簡稱“老年法”）開始實施，至今已有11年，期間未經任何修訂。由於現實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部法律已不能給老年人維權提供足夠的支援。
在社會各界的強烈呼籲下，老年法的修訂已列入中國國務院2007年的立法計劃，目前這項工作正在緊張地進行。中國老年人權益狀況如何？現行老年法存在哪些不足？老年法修訂面臨怎樣的難題？2007年12月7日，《北京週報》採訪了老年法修訂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負責老齡問題的國家機構）辦公室副主任曹炳良。
記者：您怎樣總體評價中國老年人的權益狀況？
曹炳良：在我看來，中國老年人總體上還是處於一個“弱勢”地位。這是由於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中國以前是一個家長制社會，年齡越大，在家庭中的地位越高，掌管家庭中的大小事務。可是，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子女在經濟和思想上日趨獨立，結婚後一般都會離開父母另組家庭，而且很多會離開家鄉去外地謀生，長年在外。此外，由於老年人特別是農村老年人文化水準相對不高、思想觀念比較落後、法律意識不強，這種種因素都導致老年人更容易成為被侵害的對象。例如，現在社會上很多詐騙、敲詐等不法活動，有很多是專門針對老年人的。
記者：從已有的案例來看，當前老年人哪些權益最容易受到侵犯？
曹炳良：遺産繼承糾紛、子女拒絕贍養、子女阻止父母再婚，是當前老年人維權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最為突出的三個問題。與此相對應，老年人的財産權、受照料權、人格權和婚姻自由權，往往成為被侵犯的“重災區”。
記者：現行老年法已實施11年了，要更好地維護老年人的權益，必須儘快對該法進行修訂。在您看來，現行老年法存在哪些不足？
曹炳良：應該説，這部法律剛出臺時在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成果，對於推動中國老齡化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這部法律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這部法律大多只是一些原則性規定，剛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強。這是該法不能很好地為老年人用來維權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這部法律對未來的發展預計不是很高，導致一些條款很快就“過時”了。例如，現行老年法規定中國養老的模式是家庭養老，可是，隨著社會現實的飛速發展，家庭照料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已不能完全承載養老的重任。
記者：老年法修訂已進行到哪一步了？它將經歷一個怎樣的過程？
曹炳良：2007年初，修訂老年法正式列入國務院的立法計劃。2007年3月，老年法修訂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這個小組由十幾個國家政府機構聯合組成，其中由民政部和全國老齡辦起主導作用。我們目前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廣泛收集國內外資料以及展開調研，我們的計劃是2007年底拿出建議初稿，提出哪些內容應該修訂，哪些內容應該保留；2008年，爭取將老年法修訂草案提交國務院初審。在這過程中，我們會廣泛聽取老百姓以及業內專家的意見，同時借鑒國外立法的先進成果，使立法過程做到公開、透明。
記者：老年法修訂過程中，外界比較關注的問題有哪些？
曹炳良：外界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我們在修訂法律過程中都會重點考慮，並盡可能在新法中加以體現。從目前來看，養老保障以及社會照料服務問題，是老年人反映最多的兩個方面。此外，由於老年人不懂法或者法律法規不明確，“打官司難”在老年人群中表現的比較突出，因而，如何加強對老年人的司法保護，以及如何明確侵犯老年人權益的法律責任，也是反映比較集中的兩個問題。
記者：老年法修訂過程中是不是遇到很多的難題？
曹炳良：老年問題非常複雜，經濟、道德、法律因素經常攪和在一起，這增加了立法的難度。例如，現實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案例：老人把侵佔自己財産的子女告上法庭，法庭判老人勝訴，子女也賠償了相應的費用，可是，很快老人就撤訴了，原來是鬧了矛盾後，子女再也不上父母家了，老人感到孤獨無助，出現了精神危機。相比于經濟損失，後者是老人更加難以承受的，因此只好撤訴以求得子女的“原諒”。
記者：您對老年法修訂有什麼預期？
曹炳良：新的老年法，必須強化政府的責任。在養老這個問題上，政府必須起主導作用。此次老年法修訂，我們的原則是立足當前，著眼未來。這個未來我們定的期限是10年，也就是説老年法修訂後至少要管10年。可是，要預想未來10年中國可能發生的情況，無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而且，老年立法不僅僅是涉及到現在的老年人群，實際上涉及的是全體公民，因為每個人都有老的時候。這是老年法的特殊性所在。
我現在才深深體會到，老年法牽涉的問題真是太複雜了，這是我之前所沒有想到的。説心裏話，我感到壓力很大，能不能做好這項工作，心裏還沒底。我現在最大的願望是，在我還有幾年就要退休之前，力爭使新的老年法早日出臺，並得到社會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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