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63年至外文出版社工作,至1996年60歲在外文出版社退休,又被新世界出版社返聘,在新世界出版社工作10年,至70歲才結束,因此我在外文局工作崗位上一待就50餘年,多少也算外文局的老人了。外文局70週年局慶,想説的事太多了,拙文內容也算是其一吧。

2015年是楊憲益百年壽慶紀念年,新世界出版社擬出版《想念楊憲益》以紀念楊憲益的百年壽慶,約我寫紀念文章。當年,我懷著對楊憲益的無限崇敬之情,一口氣就寫下了《一部讀不盡的大書——紀念楊憲益先生百年華誕》,稿畢竟猶未盡,又寫下了《現代譯壇的雙子星座——錢鍾書、楊憲益比較研究》。後新世界出版社因此文太長,限于篇幅,未能收入《想念楊憲益》特輯裏。在紀念外文局70週年的日子裏,我又想起多年前寫了而未被新世界出版社錄用的那篇8000余字的長文以應徵。不過局慶徵文限每篇不超5000字,只好略修訂壓縮。

在寫《現代譯壇的雙子星座——錢鍾書、楊憲益比較研究》時,我想起聞一多於1928年寫《杜甫傳》時,由杜甫而想起李白的那些文字:“我們四千年的歷史裏,除了孔子見老子再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的。我們再緊逼我們的想像,譬如説,晴天裏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那麼,塵世上也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遙拜,説是黃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詩中的兩曜劈面走來了,我們看去,不比那天空的異端一樣的神奇,一樣的有重大的意義嗎?”在懷念楊憲益,記述楊憲益和錢鍾書在中國現代譯壇的突出貢獻時,在外文局70週年局慶的日子裏,我想起楊憲益和錢鍾書,也想起聞一多寫《杜甫傳》那些詩意的聯想,深感把《現代譯壇的雙子星座——錢鍾書、楊憲益比較研究》獻給外文局的70週年局慶,也充滿詩意般的深情。

錢鍾書和楊憲益是中國現代譯壇的雙子星座,就像中國文化史上的老子和孔子、李白和杜甫那樣,是中國文化學術史群星璀璨的星空裏最耀眼的雙子星座。

外文局是全國最大最權威的外文編譯出版部門,我在外文局工作崗位的50餘年裏當編輯匠,所編的書籍都需由譯者翻譯成外文出版,故譯者是我最推崇的合作者。在20世紀80年代,我經常拜訪新華社資深老翻譯歐陽採薇先生,恭請她為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人文社會科學著作的社外英譯者。在新華社羊坊店路歐陽採薇的寓所裏,老人經常謙恭地對我説:“你們外文局有錢鍾書英譯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詩詞,有楊憲益英譯魯迅著作和古典文學乃至現代文學,都是無與倫比的英文譯作,給你們當英譯者責任不輕啊!不能對不起錢鍾書和楊憲益為外文局樹立的高標準的英譯著作啊!”歐陽採薇是老翻譯,早年在燕京大學師從吳宓先生,是我尊崇的翻譯家,我還把她推薦給自己崇敬的師友李澤厚、樂黛雲先生等,為他們英譯學術論文。歐陽採薇先生對錢鍾書、楊憲益的推崇,也反映出現代譯壇對錢、楊兩顆譯壇雙子星的頗有代表性的評價。

2006年楊憲益辭世前3年,《讀書》雜誌刊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學院馬悅然院士與歐陽江河對談的一席話,説:“魯迅在二十年代,沈從文在三十年代就應該走進世界文學,但沒有走進來,因為沒有好的翻譯家把他們的作品翻譯過來。如果魯迅的《吶喊》《徬徨》翻譯成英文,就又會出現一個偉大的世界級作家。六十年代楊憲益和他的夫人將魯迅的《吶喊》和《徬徨》譯成英文,翻譯得好,但太遲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馬悅然高度評價楊憲益英譯魯迅著作的成就。楊憲益、戴乃迭除英譯《吶喊》《徬徨》外,還譯有《故事新編》《中國小説史略》《野草》《魯迅雜文集》(四卷本)。

同樣是當代中國譯壇巨擘的錢鍾書,在他一生的翻譯事業裏最輝煌的篇章,應推他的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詩詞的英譯本。新中國成立後,新的國家文化領導每人平均很看重錢鍾書和楊憲益的學問和英文水準,希望他們能為國家英譯工作服務。當時,中國國際新聞局的劉尊棋找到楊憲益,楊即為劉擬將對外翻譯部門辦成像商務印書館那樣的文化學術出版部門深深吸引,他説他對文學比對政治更感興趣,因此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工作就僅落在錢鍾書身上。

錢鍾書英譯毛澤東的詩詞,這任務在新中國被認為是極重要的政治任務。在英譯毛澤東詩詞時,他不愧是位大翻譯家,用他的英譯漢大手筆,把毛澤東詩詞推向全世界,英文版以外的許多毛澤東詩詞的其他外文版,多以錢鍾書的英譯為藍本。但在目前有關錢鍾書的傳記、研究工作中,卻甚少提及錢對毛澤東詩詞的英譯貢獻,連《中國文學家辭典》《中國翻譯家辭典》也均不提錢譯毛著的貢獻,就連楊絳在收集整理錢鍾書遺著時,也未提及錢譯毛澤東詩詞。這和楊憲益英譯《紅樓夢》,從不談毛澤東如何高度評價《紅樓夢》可謂異曲同工。錢、楊的英譯工作,均沒有任何個人崇拜的痕跡,仍在翻譯學術活動中保持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這也就是他倆成為中國現代譯壇最璀璨的雙子星座的緣故。歐陽採薇高度評價錢、楊譯毛著和魯迅的緣由也在此。

錢、楊均著譯等身。錢對西方文學的引進研究有《十六、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英文版)、《感受、觀念、思想》(英文版,此文論及但丁、莎士比亞、蒙田等西方文學大師)、《談藝錄》(論及西方文藝)、《管錐編》和《七綴集》等深廣的中西方比較文化研究。

楊憲益則有荷馬的《奧德修斯》(中譯本)、維吉爾的《牧歌》(中譯本)、《英國近代詩抄》(中譯本)、《阿裏斯多芬戲劇三種》(中譯本)、法國中古史詩《盧郎之愛》(中譯本)、蕭伯納的《愷撒和裏奧帕托那》、小仲馬的《茶花女》(中譯本);更有《詩經》《楚辭》《史記選》《漢魏六朝小説選》《唐代傳奇》《宋明平話選》《關漢卿雜劇選》《長生殿》《聊齋故事選》《儒林外傳》《老殘遊記》《紅樓夢》(均為英譯本);還有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沈從文、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等當代文學名著英譯本,被譽為“翻譯整個中國”。

楊憲益中譯英比錢鍾書多,但錢鍾書的《談藝錄》《七綴集》《管錐編》也包括了《易經》《詩經》《老子》《史記》等10幾部中國古籍和西方典籍的比較研究。楊憲益的《譯余偶拾》和錢鍾書的中西比較文化研究可並稱為比較文化的經典。錢鍾書的《槐聚詩存》和楊憲益的《銀翹集》,突出反映出錢、楊均為文壇傑出的大詩人。至於錢的《走在人生邊上》散文集、《宋詩選注》、《人獸鬼》短篇小説集、《圍城》長篇小説,楊的《白虎星照命》(意、英文版)(中文刪節本即《漏船載酒憶當年》)、《去日苦多》散文集,都是只有大文學家才有的大手筆。

在現代中國譯壇上,他們兩位學貫中西,對中西比較文化均堪稱研究大家。現代同是最早專門從事中西比較文化研究的吳宓,曾像欣賞陳寅恪、趙元任那樣賞識錢鍾書、楊憲益。吳宓把錢鍾書推薦給清華大學,把楊憲益推薦給西南聯大(還有沈從文也有同樣的推薦),可見錢、楊不僅是中國現代譯壇的雙子星座,在中國現代文壇上,他們也是傑出詩人。魯迅有言:“比較既周,爰生自覺。”“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錢、楊兩顆現代中國譯壇乃至文壇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使外文局的外文翻譯出版事業無比輝煌。

(文章摘自《“我與外文局”徵文選》 作者係外文出版社退休幹部、副編審 陳有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