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局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誕生的，當時的名稱為國際新聞局。它與新華社同屬新聞總署，並在一起辦公，人員不到百人，但外文力量極強，播發英語新聞（文播與口播），出版英語《人民中國》半月刊，翻譯出版各種書籍，管理來華外國記者等。儘管當時物質條件差，但同志們士氣高昂，大家感到解放了，要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初創的國際新聞局，出現過眾多的高級翻譯，為我國的對外傳播事業做出過突出貢獻。

楊承芳是老革命，19世紀30年代在上海地下黨中央工作。國際新聞局時期任編撰處處長，領導翻譯出版了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劉少奇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等著作。1958年，《北京週報》英文版創刊，他作為該刊的總編輯，撰寫了許多英文社論，其文字之精彩為外文專家所稱道，當他們聽説楊從未出國學習過時，更是驚嘆不已。我曾問過楊本人，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説自己用的是“一種刻苦的辦法”，即將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和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社論譯成中文，隔一段時間後，再從中文譯回英文，之後找出譯文與原文之間的差距，研究如何掌握用英語習語（idiomatic English）來表達，如此反覆練習，積少成多。我理解，這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對我這個當時的年輕人來説，是上了一次畢生難忘的大課。

方鉅成是斐濟華僑，曾在香港上中學，後入北平清華大學，畢業時恰逢抗戰，即赴昆明。之後前往印度為塔斯社工作，後又去英國BBC廣播電臺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回國加入國際新聞局，為《人民中國》撰稿。他的英文水準為同志們所公認。我曾同他一起借調到外交部，翻譯副部長伍修權代表中國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參加者分頭各譯幾段，他翻譯得又快又好，得到大家的讚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參加毛選的翻譯和定稿，水準也是公認的。這期間我們在《北京週報》共事，曾分頭撰寫《每週大事述評》及《國際時事述評》。他出差時，我代他撰寫，我出差時他代我撰寫。他的與人為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雖已退休，但憑著對周總理的敬仰和熱愛，在極短的時間內，他與夫人薑桂儂撰寫出英文版《周恩來傳》，得到國內外讀者的好評。國內讀者紛紛要求出中文版後，1989年他們又在英文版基礎上加以整理，出版中文版《周恩來傳略》，廣受歡迎。

唐笙（女）1942年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1944年入英國康橋大學進修，後曾在聯合國從事口譯工作，1951年回國，進入國際新聞局。1952年我國舉辦亞太和平會議。這是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主辦國際會議，會場設在中南海懷仁堂。她指導我們一些年輕人進行英語口譯工作，並在籌備時認真傳授經驗。那時人們從未見過口譯設備，是她向工程師介紹口譯箱的原理，然後建成必要的設備。會議期間，凡是難做的口譯工作，均由她承擔。

1956年，她又一次帶領我們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英語口譯工作。她的口譯水準和負責精神再次受到會議代表和領導人的讚賞，陳毅等同志還專門到我們工作處慰問。她曾是《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的副總編。20世紀70年代我國重返聯合國，她回到該組織負責領導我國的英語口譯班子。回國後被聘為國務院參事。2012年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翻譯事業終身貢獻獎。她無愧為我國英語會議同聲傳譯的創始人。

沈江是又一個自學成才的例子。他大學畢業後自學俄語。1951年，《人民中國》俄文版創刊，沈江和一些年輕人參加工作。他全身心投入，勤奮好學，因此進步很快，幾年內就有了突出表現，深為蘇聯專家Perevotyro（中文名泰勒，蘇聯科學院院士）所稱道。俄文版停刊後，他一直在外文出版社的翻譯部門工作，成了一位專家。

康大川原任國際新聞局人事科科長。1953年《人民中國》日文版創刊，他擔任該版主編，人們才了解他的背景。原來他原籍台灣，曾留學日本，抗戰時加入地下黨，在重慶日本戰俘營工作。他是一位日本通，不僅日文好，而且了解日本，善於和日本專家合作，因為作風麻利，被人們戲稱為“康霸”。當時在日文版工作的年輕人中有劉德有，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長期擔任新華社駐日記者，後任外文局副局長、文化部副部長，也是一位日本通和日文翻譯家。

馬節是位德文翻譯。抗戰時赴德留學，因歐戰而長期滯留德國，並與一德國女子結婚。回國後曾在廣州某大學執教，國際新聞局成立後加入，參加過許多局內外的翻譯活動。我有一段時間與他同在東城居住，同乘一路公共汽車上班，因而對他有些了解，馬節為人熱情誠摯，對德國十分了解。我長期從事國際報道，曾聽他介紹對德國人和德語的看法，頗受啟發。馬節的德文譯文十分地道，頗有特色。他于“文化大革命”後退休，攜妻女赴德國定居。多年來，他一直關心祖國的改革開放，經常給我們寫長信（有時長達十數頁）介紹自己的心得，其愛國之心，讓人感動。

國際新聞局人才輩出，此文不可能全面加以介紹。像劉尊棋（副局長，後任《中國日報》首位總編輯）、蕭乾（《人民中國》副總編）、愛潑斯坦（改稿人，改革開放後任《中國建設》總編輯、陳依范（改稿人，《人民中國》副總編）等人都是國際名家，他們既是翻譯家，又是名記者和作家，當時曾負責翻譯定稿或改稿工作，為我國翻譯和對外傳播事業做出過突出貢獻。

國際新聞局的任務是對外傳播，譯者不僅要忠實于原文，而且要用流暢的外語加以表達，加之內容涉獵廣泛，時間緊任務重，早期的翻譯們艱苦奮鬥，進取創新，成績斐然，值得後人尊重與學習。

（文章摘自《“我與外文局”徵文選》 作者係局機關離休幹部、原外文局局長  林戊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