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外文局成立70週年，是我從1975年大學畢業到外文局工作，直到2018年辦理退休手續後的第一年。如果説有什麼事情對我是一觸即發就想説一説的，那就是我在外文局工作期間結識的大師級的專家學者，也包括那些“70後”“80後”的後起之秀。寫這樣一篇回憶，最大的危險是挂一漏萬，然而外出旅遊的行期已到，來不及認真回憶梳理。另外，在外文局的工作歷史上，被簡稱為“編印發”的各界各行都是人才輩出，今天也只能壓縮到翻譯行當這一個領域，其他行當的回顧只能以後再説了。

1975年我剛一到外文出版社，英文部的負責人就給我指定了一位師傅，告訴我説翻譯上遇到問題直接找他請教，還特別提醒，我翻譯的稿件先不要提交給稿件調度員，要先交給這位師傅過目，他修改認可後方能算完成翻譯環節予以提交。我的這位師傅就是梁良興，今年因為肺癌剛剛離世。

那時候，人們習慣在自己的桌子上擺一排字典和參考書。我第一次走到他的桌邊就發現，他面前的一排圖書字典在距離桌面一寸多高的地方是一道黑線，就如同我們乘船遊江，經常可以看到的沿途的吃水線一樣。原來他那時抽煙很多，煙灰撲到書上，形成了這條扎眼的黑線。

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才意識到，我只看到了表像，沒看到實質。梁良興老師桌子對面是另一位大師級的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擔任過英文部主任的趙書漢。大概他發現了我對梁良興老師的“煙線”有所關注，有一天他從老梁的桌上抽出一本字典展現給我。他説，做學問要向梁良（當時老同事都這麼稱呼他）學習，你看他字典的每一頁都是黑的。果然，老梁這本字典幾乎每一頁空白的地方都是黑乎乎的：上中部是他細筆小字的各種記錄，下部是帶著煙灰的手指反覆翻閱留下的痕跡。看著他的字典，我驚嘆不已，這時老趙補充説，你看梁良對每一個詞、每一個釋義研究得多麼透徹，做翻譯就得像他這樣。難怪80年代初期外文出版社請來的一位外國文字專家説：“有梁良興，就沒必要請我們外國人了，他的英文水準之高足能頂替我們。”果然，1989年6月初一場風波之後，一夜之間英美的語言專家都突然回國了，然而出版社的業務不能停頓。那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老梁擔負了所有稿件的潤色任務。

現在回顧起來有三點感嘆：一個是那時的經濟條件差，老梁抽不到帶過濾嘴的煙，煙灰沾到手上，被帶到字典紙上；二是那時的字典紙實在結實，老梁反覆翻閱，居然沒有撕裂；三是當年老梁抽煙太多，他晚年罹患肺癌，大概與當初煙癮大有關，嗚呼哀哉！

20世紀70年代，那是一個大師雲集的時代。作為年輕人，我每天早上先到辦公室拖地，再到水房打開水。然而，許多老翻譯同樣來得很早，擦桌子、整理桌面，有人還吃著早點。與真正嚴肅的翻譯工作比較，這看似是漫不經意的時間，卻是我學習的大好機會。他們常常議論頭一天稿件中遇到的問題，探討解決方案。我上班第一週，就聽一位從美國回來的老翻譯説，他正在審核的一篇稿件中，給“莊稼培土”一詞，上道工序處理得不對。他説，其實很簡單就是“banking”。老同事説得輕鬆，我卻學了一個新的英文表達方式。從此，我總是一邊打掃辦公室，一邊認真傾聽他們聊天，這成了我的晨課。俗話説，近朱者赤。聽大師級的人物聊天，就能豐富自己的知識。

這些老同事之一還包括彭瑞復。他是聯合國在美國成立時的第一批中英同傳之一，他的英文口語猶如美國本國人。我參加工作不久，領導派我去做同傳。説實話，雖然北外英語師資雄厚，教學有方，但是我還沒有真正接受同傳培訓就已經畢業。現在突然讓我做同傳，毫無信心可言。領導説：“請老彭帶著你，你跟著他學著做。”就這樣，一位是從聯合國回來的同傳高手，一個是百分之百的新丁。第一場同傳，我主要是聽老彭翻譯。他的速度、節奏、精準令我驚嘆。更重要的是，我發現他還不時加進一些講話人並沒有説，但是對外國聽眾來説至關重要的解釋性的補充表述。比如，中方講話人説到國務院決定如何，老彭迅速地在State Council後面加上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這種譯者的補充在交傳和筆譯當中好辦，因為有足夠的時間，但在同傳時不時地加進背景補充，還能對講話人的話語一句不漏地傳遞，可見老彭的語言功底和譯者的責任感。

外文局有一批既是行政領導又是業務帶頭人的雙肩挑大師級高翻。林戊蓀曾經當過北京週報雜誌的總編輯，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又擔任外文局局長。與他接觸後，我才真正理解了什麼叫作人品好，學問高。他擔任局長時，我是外文出版社領導成員之一。有一天在林局長主持的會議上，我彙報了我們出版社的重點圖書選題後，他當場做了一些指示。當天下午外文出版社領導班子開會，有一個環節是我彙報上午林局長主持的會議精神，我談到自己對林局長關於一本書編輯環節的指示有所保留時，脫口而出：“老林糊塗。”話音未落，老林深入基層推開了我們會議室的門，我的話他聽得一清二楚，他笑著説：“我不糊塗。”當時我的尷尬、窘迫可想而知。然而，老林跟著大家哈哈一笑，化解了我的窘境，以後也從來沒有影響他對我的支援和愛護。這就是老林。曾經有人讓我用一句話評論老林，我説他是我心目中胸懷最寬廣的領導，他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打擊報復這個詞。

21世紀初，中央外宣辦主任趙啟正跟美國一位教會領袖進行了一系列的談話，目的是通過一個無神論的中國官員和一個美國宗教領導人的對話，對外闡述中國。10多個小時的錄音需要整理出來，編輯成書。趙主任讓我推薦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老林，因為我知道，老林中文功底深厚，英文水準高超，學識淵博，他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讀大學時專業就是哲學，請他翻譯、整理、編輯這部史無前例的外宣作品再合適不過了。果然，一般人無從下手，或者一知半解的工作，老林駕輕就熟，還順便糾正了錄音中的翻譯錯誤。這個項目以《江邊對話》為題出版後，趙主任滿意，美方談話人也十分滿意。該書影響深遠，除去中英文版外，還出版了多種外文版，老林就是這個成功外宣項目裏溝通中外交流的一座堅實的橋梁。

才華橫溢是許多高翻的真實寫照。徐明強英語好，業界都知道。但他在許多方面的才華、成就毫不遜色于他的翻譯才能。20世紀70年代是人們依靠廣播獲取新聞的時代，家裏的無線電往往是最為貴重的財産。徐明強就是大家的無線電修理工。80年代電腦出現後，他又成為第一批購買電腦和使用電腦的翻譯，並且為外文出版社引進了整個外文局第一套電腦排版系統，解決了困擾出版速度的排版和印刷瓶頸。80年代我湊夠了錢，買回家一台286電腦，對於需要安裝什麼軟體、怎麼安裝，我毫無概念。他晚飯後騎車到我家幫我安裝軟體。這是一項頗為耗時的工作，他要將十多張光碟中的軟體一一安裝。他坐在我的電腦前，聽著機器裏吭吭的聲音，耐心地等待一個光碟又一個光碟的認讀和安裝。勞累了一天，我看他一會兒就閉上了眼睛，但又能準時睜開，接著從事下一道工序。

他還是攝影愛好者。有一天，他夫人派他出去買菜，他卻溜達到了當時出售照相機最集中的西四大街。那天，菜沒有買回來，但是他卻能告訴攝影愛好者西四哪個店、哪個櫃檯有哪個型號的照相機。當然，他的多才多藝主要展現在對外出版事業上，他懂翻譯，會編輯，諳熟排版，操作過從中文原稿到英文成書的所有工序，不僅撰寫過介紹北京的專著，還編寫了一部出版專業的漢英字典。

在外文局有一大批非英語的高翻，受語種傳播的限制，他們更加默默無聞，但是，中國70年來對外傳播的道路上，他們留下了一行行不可磨滅的腳印。作為新中國派到日本的第一批記者、退休前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德友，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曾經擔任外文局副局長。正是在這段時間，我有幸零距離感受他的魅力。他是政府高官，他是日語高翻，並曾經是翻譯界的學習對象，他還是筆耕不輟的作家。在這些光環和才華之外，他更是一位謙遜和藹的學者。我懷著濃厚的興趣拜讀過他的《在日本十五年》。

大概是在70年代的後期，有一天我隨意翻開一份時政類報紙，其中一篇文章是這樣開頭的：“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時刻。”在這份報紙裏，這個開頭十分新穎，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讀起來後才發現是老劉的文章。老劉不僅文采斐然，更謙虛大度。他曾經給中央最高領導和日本政要擔任口譯，他曾經經歷過中日兩國關係的許多關鍵時刻，但是每當我問起他的經歷，他從來不談那些輝煌時刻。我曾經想，他服務過的都是開國領袖，江南口音，翻譯了那麼多年，一定有很多美好的記憶。有一次我請他談談給領導人當翻譯的體會，期待著他興致勃勃地高談闊論或者披露秘聞，然而他對那些成功的案例只字不談，只簡單地説：“出醜、出汗啊！”

我這種學習英文的人，因為英文用途廣泛，就沒有動力學習第二外語，即使大學裏學過，也懶得復習。然而，我周圍那些非通用語種的翻譯們，經常能夠用英語語出驚人。我與曾經擔任過常務副局長的趙常謙共事多年，人們都知道他是烏爾都語專家。然而，他烏爾都語水準再高，我也無法體會，因為我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是，他的英文功底我是領教過的。有一次午飯後閒聊，他突然用英文問我crane是什麼意思，我説“仙鶴”。他追問，還有呢？我只好回答不知道。老趙告訴我在工程領域，這個字可以指吊車，還有電線桿支架的意思。一時真讓我懷疑到底我們之間誰是英語專業的。後來我看到他用英文寫的文章和信件，如果事先不知道，定會以為英文是他的第一外語呢。

工作時間長了，我認識了外文局許許多多英文好的非通用語種學者。北京週報社的林國本是全國著名的日本語專家，他70多歲時仍是我國中日同傳的領銜人物。直到他2015年突然去世前，他一直是我通過英文了解日本、翻譯日本的老師。我隨時在電話裏問他一個涉及日本的詞彙，他馬上用英文給我拼寫出來，他儼然就是用英文了解日本的百科全書。

外文局還是外國語言專家匯集的地方。我的第一篇譯文被愛潑斯坦修改得滿篇紅。一開始，我不熟悉他的筆體，就拿著稿子去請教，他説話嗓音洪亮，底氣十足，對我的問題都一一耐心解釋，對我來説這不僅是文字上的指導，還是耳朵的享受。我翻譯的第一篇稿子題目早已忘記，但還記得跟打仗流血有關。就是那一天跟他學習了bloody和sanguinary的區別。我用的是bloody，現在看起來顯然太過於口語化了，與文章風格不符，他改成sanguinary，在那之前，我還根本不知道這個詞。

80年代初，我們發現教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教材品种太少，領導安排美國專家陳必第和我編寫一個漢語口語小冊子，後來以《學説中國話》為題出版。那是一個不講究署名的時代，所以那本書的作者為“程荒”，分別代表我們兩個人。遠在人們講段子形成風氣之前，我從沙博理那裏聽來了許多美國的笑話，多數是調侃美國律師的，可見美國人對律師又愛又恨，而對我，既學習了英文，又了解了美國社會。

美國翻譯家平克姆指著我的譯文告訴我，譯者沒有看懂的地方，絕對不能照字面翻譯，必須先去補課，徹底明白後再著手翻譯。美國記者、新聞教授格拉姆斯讓我知道，當天的採訪，一定要當天形成文字，因為明天還有新聞要寫。還有，英國專家戴乃迭給我們講課説，阿詩瑪的名字照中文拼音寫出來，英國人讀起來無法上口，她去掉一個字母，拼寫成Ashma，一個活脫脫的人物躍然紙上；美國學者、《三國演義》譯者羅慕士用英文給我講過三國的故事；《西遊記》譯者、英國漢學家詹納爾糾正過我對故事裏面一些人物的誤讀；澳大利亞漢學家杜博妮介紹我讀《兩地書》。從我與他們的接觸可以看出，這些老一代漢學家可謂學貫中西。

外文局的中青年翻譯當中絕不缺少出類拔萃的才俊。中國網總編輯王曉輝從事網際網路外宣工作，硬是擠出時間撰寫翻譯文章。他的第一部著作很快就要出版，第二部距離出版也不遠了，兩部書同樣值得期待。顯然，他在汽車上、機場裏、會議間隙中一分鐘也沒有停止思考和寫作。我曾經認為世界上最難聽的語言就是德文，大概我聽到的德文都來自於反對法西斯的電影，就像抗日主題電影裏日本人的語言被戲劇化一樣。這種印象直到我認識了北京週報社社長李雅芳才被徹底改變。一次跟她聊起德文，對我的印象她完全不能認同，她説：“我説兩句德文你聽聽看。”聽完後我的結論是，的確電影裏的德文不是真正的德文，而真正的德文，跟英文一樣悅耳。外文出版社副總編輯許榮分管多語翻譯出版，總是風風火火，朝氣十足。看到她一邊看著書稿，一邊電話不斷聯繫工作，我不由得感嘆，當個業務管理者真不容易啊。

因為參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文版翻譯工作，有緣與外文社的年輕翻譯切磋。我的體會是他們翻得快，譯得準。今日中國雜誌社的英文翻譯孫雷跟我説過，介紹少數民族地區的文章，一定要有當地少數民族的聲音，這從故事當中人名的拼寫就能一目了然，可謂對對外傳播的規律認識深刻。新世界出版社譯審韓清月在翻譯中的鑽勁令我折服，我既喜歡跟她討論翻譯，又怕跟她討論翻譯，因為她總是對每一個字、每一個詞窮追不捨。黃長奇曾在中國翻譯協會秘書處工作多年。為了籌備2008年在中國舉辦的第18屆世界翻譯大會，我們跟國際組織的書信往來猛然增加。第一次她就直截了當向我指出：你把某某的名字拼錯了。被一個年輕同事發現自己的錯誤，本來是一件丟人的事情，我卻比自己受到表揚還要高興一萬倍。高興的是她的眼力，高興的是她的直率，從此我們開始了毫無障礙的長期合作。中國網英文部主任陳超對自己的職稱不上心，但是只要向他請教網路傳播和英文翻譯問題，他總是秒回，永遠可靠。多語部主任朱穎是北外法語專業研究生，幾次接觸後，我發現她不僅法語好，英文同樣好。隨著我逐漸退出工作崗位，我跟中青年同事的接觸少了，但是我真心想説，他們給外文局的翻譯事業帶來活力，帶來希望。

回顧過去40多年，要感謝外文局這個單位，為我提供了工作的舞臺；要感謝那些共過事的同事，他們的幫助成就了我的職業；更需要感謝在我成長的關鍵時刻，給我創造學習機會，培養我翻譯技能，鍛鍊我翻譯能力的領導，包括上面沒有提到的英文造詣極高的外文社總編輯羅良、副總編輯趙一鶴和英文部副主任朱惠明。特別是朱惠明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我爭取到去美國留學的機會，使我成為局內第一個兩度留學的翻譯。正是得益於此，我後來也積極推動一些中青年翻譯外派留學，包括第二次留學。

（文章摘自《“我與外文局”徵文選》 作者係局機關退休幹部、原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兼總編輯  黃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