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俊同志(1913—2003)離開我們已經16年了，但是，他的為人、思想和工作作風，始終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每一方面都值得學習。
我原來是在國際書店(現國際圖書貿易公司前身)工作的，其中1956—1962年這段時間擔任國際書店駐民主德國柏林代表處代表。1962年由於中蘇矛盾逐漸激化，論戰逐步公開，蘇聯和西歐一些共産黨辦的書店對我黨論戰文章和書刊採取封鎖和限制，這就使柏林代表處的出口工作任務處於癱瘓狀態，任務無法完成，於是我就于1962年2月被調回國內工作。當時外文局尚未成立，對外書刊的出版和發行工作還由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簡稱對外文委）領導。這樣的體制顯然已不能適應工作的客觀要求，1962年2月16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簡稱外辦）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建議：外文出版社從現在對外文委下屬的一個企業單位改為直屬國務院的一個行政單位，名稱改為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其任務是對我國外文書刊的出版進行總體規劃，組織各出版物的對外發行。
1963年9月，外文局正式成立。外文局局長由原對外文委副主任羅俊同志擔任，外文局由國務院外辦領導。與此同時，西歐一些共産黨左派和友好人士紛紛來信或向我駐外使館反映得不到我方發行的書刊，特別是論戰文章。有的左派同志和友好人士，甚至表示他們願幫我們在當地翻譯出版併發行我們的書刊文章。當中央了解到我方對外書刊遇到的問題後，國務院外辦傳達了劉少奇同志所做的要把出版工作“打出去”的方針指示。為了執行劉少奇同志的指示，國務院外辦確定由羅俊同志親自去緬甸、埃及(原稱阿聯)、瑞士、英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七國，物色和選定能擔負就地翻譯、出版和發行的人及組織，把這些力量建成我局在外的出版和發行據點，就地翻譯出版發行我方的書刊和論戰文章。就在那次，我被指派跟隨和協助羅俊同志工作。這是我初次見到，也是初次認識羅俊同志。
在確定我隨羅俊同志去工作時，國際書店副經理曹健飛同志對我説：“你這次是隨部長去工作，你一定要好好向羅俊同志學習。”當時我自己也在想，我從來也沒有跟隨這麼高級別的領導工作過，我該怎麼工作呢？説實在的，最初我心裏是挺緊張的。可是，在跟隨羅俊同志出國工作沒幾天之後，我的心就逐漸平靜下來了。那次我們是3月出訪，到5月下旬回京，一共兩個多月。我印象較深的是，羅俊同志雖然身居高位，但他沒有一點官架子，空閒時間也常和下面的同志隨便聊天，了解一些工作情況。可是他在工作上要求很嚴，一旦準備工作沒跟上或有延誤時，他批評起來是很厲害的。羅俊同志的工作作風是很注重效率和成果，重要事項他都是親自動手。比如，我們出國前整理的以往各駐外使館報回來的表示可以協助我們進行翻譯、出版和發行工作的左派和友好人士的情況及材料，每到一地，他都要親自逐一研究，再決定約談哪些人，而且每次他都是親自出面談。
對在外地的人選，他都要親自趕赴外地找他們當面談；對選中的人選，都要和他們商定具體的合作辦法和條件。向國內國務院外辦提交的報告，重要的報告他都親自擬稿。據我了解，像他這樣高層的領導，從頭到尾都親自參與工作全過程並親自動手擬稿的，實在是不多。可能是為了要儘快取得成果，羅俊同志的工作日程排得都很緊。我隨著他走了7個國家，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只是在埃及時因為任務簡單和等飛機才有機會去參觀了一次金字塔，後來還在荷蘭乘海輪觀光過一次，再有在盧森堡由盧中友誼協會主席親自駕車陪我們參觀了博物館和市容。此外，再沒有遊覽過什麼地方。
我在跟隨羅俊同志工作的那段時間裏，確實感到在羅俊同志身上有好多值得我學習的東西，可是我對他給我的批評有些覺得實在受不了，感到委屈。我曾經想過回國後再不願跟隨他工作，誰知道還未回國，他就對我説，將來這攤工作就交給我來做。我當時並沒有表態，因為當時我的思想問題還沒有解決。讓我沒想到的是，回國後他請此行擔任翻譯工作的中聯部的同志和我一起吃了頓飯，席間他一方面對我們陪他工作表示感謝，另一方面覺得對我們的有些批評不很恰當，表示歉意。此外他正式向我説，準備調我主抓這攤工作，等外文局正式成立後，到局裏工作。説實在的，原來我是不想再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可是我沒想到他這麼高層的領導竟然向下面的同志專門表示歉意，而且態度是那麼誠懇，這確實也很少見，並且使我完全改變了對羅俊同志的看法。
因此，在外文局成立後，我就正式被調到外文局工作了。鋻於對國外出版和發行據點的管理工作機密性和政策性都很強，這些工作都是羅俊同志和副局長閻百真直接領導的，這又給了我很多很好的學習機會和條件。那次建立的一批出版和發行據點很快就開始工作，它對突破西歐一些書店對我書刊的封鎖限制發揮了很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羅俊同志被剝奪了領導職務，而外文局也受到了特別嚴重的損失。1979年由胡耀邦同志親自找羅俊同志談，準備請他回外文局工作。3月1日，胡耀邦同志還召見了外文局一些領導幹部，宣佈了這項決定，要求羅俊同志回外文局後儘快恢復局裏的正常秩序。羅俊同志就發動並依靠全局同志，用了一年多時間，使外文局基本回到正常軌道。可是，1980年他就退居顧問。其實他的身體健康條件還不錯，我曾經問過他，為什麼這麼早退呢？他説，他對吳文燾同志總感到有一些歉意，因為外文局是副部級單位，只有一名副部級的幹部，若他不退，文燾同志就不能升到副部級，而文燾同志的年齡已大，再不能等了。我聽後深為羅俊同志的高風亮節及他的高尚同志情誼所感動。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有關羅俊同志領導藝術的事，使我深受教育。1979年，那是羅俊同志回局工作以後。有一次，當他聽完我們的工作彙報後，他説現在國家外匯很緊，我們不能再拿外匯到國外去找人為我們出書了，你們要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社搞合作出版，要為國家創匯。我們接到這個任務後，就向香港商務、國內美術和文物出版社了解情況，學習經驗。同時，找美國和日本同業索取一些有關合作出版的資料。可是，這項工作我們以前從未搞過，因此在各社工作人員中，普遍存在信心不足、懷疑的情緒，難免有些冷言冷語。在開始時，我們自己也沒有多少把握，我們的第一個合作對像是美國一家專出豪華版畫冊的艾布萊姆斯出版社，最初談合同時很順利，但在談到貿易條件時，幾天也談不下來。我們開始著急了，而美方也很著急，怕長途跋涉後空手而歸，一無所獲。
就在此時，羅俊同志給劉德友同志(當時是外文局副局長，本次會談的主談)打來電話了解情況。當羅俊同志了解到具體情況後，他説如果條件差不多，就可以定了，這次一定要談成，否則你們將來不好繼續開展工作。有了羅俊同志的指示，第二天在雙方又都做了一些讓步之後，外文局開天闢地的第一個合作出版的合同終於談定了。艾布萊姆斯又要了一個選題帶回去考慮。緊接著外文出版社又和美國的印第安納出版社談成了《水滸傳》的合作出版，人民畫報社又和法國拉露斯出版社談成了一部大型畫冊的合作出版。艾布萊姆斯出版社很快就匯來了第一筆預付版稅——兩萬美元，這下子就把各社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甚至紛紛要求自己對外搞，局面全變了，這盤棋完全下活了。
後來，我才逐步領悟到，羅俊同志是從戰略上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的，而我們往往是從戰術上考慮和處理問題的。按照我們的處理方式有可能談不成，即使談成也只是多得一些版稅而已。後來，羅良同志曾經把與艾布萊姆斯簽訂的第一份合同帶到美國，請他熟悉的律師看過，那位律師説這個合同的條件在當時已經不低，這更説明羅俊同志在處理這件事上所展現的高超的領導藝術。
（文章摘自《“我與外文局”徵文選》 作者係局機關退休幹部、原總編室調研員 郭毓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