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文局的前身——國際新聞局的成立與新中國成立同期，即1949年10月1日，歸新聞總署領導。它的下轄單位相當廣泛，包括新聞處(有文播和口播，負責發佈英文消息)、英文《人民中國》半月刊、編撰處(翻譯出版英法德日等外語書籍)，此外，還有資料研究室(負責收集和研究各類外文資料，出版每日英文參考消息(FYIO)）、出版發行處(主管外文印刷廠)，以及管理在京外國記者的聯絡處等機構。
當時雖然是初創，但這個單位可以説是人才集聚。局領導是喬冠華(局長)、劉尊棋(副局長)、馮亦代(秘書長)。新聞處的處長是沈建圖，他是位延安老革命、馬來西亞華僑，擅長英語新聞寫作。他的副手彭迪和錢行夫婦也來自延安，改革開放後長期任新華社駐美記者，發表過多篇有影響力的報道。《人民中國》總編輯由喬冠華兼任，副總編陳依范是位作家兼漫畫家，負責英文改稿。陳依范生於加勒比海特立尼達島，是孫中山先生得力助手陳友人之子，大革命時期不到20歲已在武漢工作，汪精衛開始走向反革命後他避難於蘇聯，在莫斯科某大學學習，後去英國，在抗戰時作為記者到過延安，出版過多部介紹新中國的著作。另一位副總編為原《大公報》名記者蕭乾，曾現場報道二戰德國投降儀式。蕭乾于1951年採訪湖南土改，在《人民中國》發表以《土地回老家》為題的系列報道，後因受到國外讀者歡迎而成書。另一位前《大公報》名記者朱啟平，曾以《落日》為題報道日本投降儀式，負責出版英文參考消息。《人民中國》編輯部主任為張彥，20世紀80年代任《人民日報》駐美記者，同樣寫過許多有影響力的報道。又如名詩人徐遲，是文化欄目負責人；段連城任編輯部主任，著有多篇有影響力的報道，後任外文局局長，並著有多部具有開創性的對外傳播著作。可以説，各類文化人物集中於此，不勝枚舉。在國際新聞局工作的外國專家有英國《工人日報》記者魏寧頓(Alan Winnington)、美國女記者Betty Graham、名記者愛潑斯坦（後加入中國籍）等。總體來説，當時的幹部組成包括老區的，也有原國統區的地下黨員、進步知識分子，以及海外華僑、留學生和外國同志，真可謂得道多助！
我是1950年8月進入《人民中國》的。當年6月我決定參加祖國建設，乘貨輪離開美國，在海上漂流了一個月後，于7月抵達北京，住在留學生招待所。我是學哲學的，本想去大學教書並繼續研讀。一天我去看我姐姐和姐夫，我的姐夫是沙鷗，當時也在報社工作，恰好徐遲（詩人兼散文家）在那裏做客。他了解我的情況後就熱情地邀請我參加《人民中國》工作。經過翻譯一篇稿件的測試，就將我錄取了。當時雜誌社只有十幾個人，分別屬於政治、經濟和文化3個組。每期召開兩個會，即編前會和評刊會。總編喬冠華（他還在外交部政策委員會擔任要職）每次如參加編前會都會談到國內外的重大動向，並提出一些需要報道的選題，給大家啟發。評刊會上，大家對上期的文章評頭論足，各抒己見，討論熱烈，充分發揮編輯民主。
據我記得的突出選題，政治類的有政協會議，抗美援朝運動（我曾為此寫了一篇《致美國同學書》）；經濟類的有土改；社會類的有妓女改造；文化類的有掃盲運動。
當時《人民中國》成員全部在一個大辦公室內工作。而整個國際新聞局也只佔了國會街26號內一座大樓的底層，二樓和三樓是新華社的。26號有好幾座建築，為北洋軍閥時代的國會，故有國會街之稱。有意思的是，朝南陽光較好的辦公室是新聞處和資料研究室的，而局長的辦公室卻是朝北的。飯廳只有桌子，沒有椅子，大家都站著吃飯，局長也不例外。
當時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一年。更有意思的是，對這種平等的關係，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當然，那時物資匱乏，吃用都很簡單。例如，我們是包乾制，大灶是9萬元(即幣制改革後的9元)，中灶是17萬元。當時一個雞蛋價為200元（即幣制改革後的兩分錢)。每年發單衣制服兩套、棉制服一套、棉帽一頂。我是吃中灶，小灶就不知道費用多少了。老幹部是供給制，其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但也不會與一般同志的待遇有太大懸殊。
當時主食是小米飯（偶爾有一頓大米飯），副食基本上是素菜。冬季以豆腐、黃豆芽、蘿蔔、大白菜為主，夏季則副食品種較為豐富。
我們住的是宿舍，在現在西單南的石駙馬大街（後為紀念魯迅先生在附近學校教書而改名文化街）。出行乘有軌電車、騎自行車或走路，只有承擔特殊任務時才派有汽車。
當時的文體活動比較豐富，由單位組織看電影、做工間操，還開展羽毛球和排球比賽，夏天還組織游泳比賽。
我開始工作後不久，《人民中國》就搬到西四羊市大街一個四合院裏去辦公了。在這個小環境中，組織的作用就更突出了。上班後的第一個小時是學習政治，讀文件和討論、交流心得。車慕奇同志作為黨支部書記，善於做思想工作，誰有思想問題就可以找他談話。他住在辦公室邊的一間四五平方米大的小房中，既方便又保護“隱私”。有時他和我們還會到辦公室後面的小花園去談學習心得。
我當時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很簡單，沒有什麼思想問題。我是工會小組長，負責買電影票、組織集體遊園等。
那時為我們做飯的大師傅姓韓。他工作積極，總是想方設法用每人每月17萬元有限的錢讓大家吃好。每週六中飯，他會以伙食費餘款買只雞，為包夥人做雞湯麵，所謂打牙祭是也。
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時的文體活動。工間操時，由厲聲明拉手風琴，帶領我們唱歌。下班後周德容帶我們大家打排球，三局兩勝，有時出現拉鋸戰甚至耽誤了回家。這兩位女將都是分配到雜誌社的大學畢業生，當年她們的活躍勁是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想像的。
後來週末有時還舉辦舞會。因為辦公室前面有個極大的房間，是鋪有地板的，還有多扇窗戶。我及其他許多同志結婚時都曾在那裏舉辦舞會，由專人負責此事，全局的同志均可參加，新華社的同志和外國專家也會被邀請。
有人説，那時大家都年輕。我想，當時也有年長的，但關鍵的是，新中國剛成立，當時的人際關係是極為親密的，那種活躍的生活乃現今罕見。
在20世紀50年代那些難忘的歲月裏，我們一批年輕人在老一代新聞工作者和外國專家的傳幫帶及自己的努力下，逐步掌握了對外傳播的規律，從而能獨立地提出合適的選題並撰寫有説服力的文章。
沈建圖同志於1954年赴印度尼西亞報道亞非會議時犧牲于“克什米爾號”空難，他是位值得懷念的新中國新聞工作者。
（文章摘自《“我與外文局”徵文選》作者係局機關離休幹部、原中國外文局局長 林戊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