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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個人眼中的中法出版與文化交流
中國網 | 時間: 2005-09-04  | 文章來源: 新京報

9月1日開幕的第12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首次設法國為主賓國,不僅回應了去年以中國為主賓國的“巴黎圖書沙龍”,更是中法兩個大國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對接。

出版人劉碩良、趙武平、黃集偉、陳侗,教授劉北成、杜小真,翻譯家柳鳴九、吳岳添、余中先、金龍格以及法國出版商畢飛普等11人帶我們展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未來。而以阿蘭·羅伯—格裏耶和山颯為代表的法國作家和中國作家的現場活動也將促進中法文化的新交流。中法兩國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彼此影響,相信本屆國際圖書博覽會之後,中法兩國的圖書出版將更有新意。

史學給我們啟迪

劉北成(北師大教授,譯有《福柯思想肖像》)

新京報:你覺得法國除了在引領時尚潮流之外,還在哪些方面是比較前衛的?

劉北成:法國不斷在製造時尚潮流(Fashion),除了物質方面的時尚,法國在思想、藝術等方面經常處於前衛。對此大概沒有異議吧?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中法文化交流的現狀?

劉北成:中法都是文化大國,全球化的形勢下,文化人對自身文化既自尊又焦慮,在這方面兩國具有相似性。兩國文化人惺惺相惜,相互欣賞。

中國人近代以來懷有“睜眼看世界”的強烈衝動,改革開放後有了更大的可能進行中法文化交流,當然,法國那邊也有很大的動力。這種交流是在兩國政府的積極促進下進行的,而不是一種完全的民間交往。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到法國巴黎以及外省地區學習、生活,並且隨著留學生越來越多的回流,相信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將會越來越密切,越來越富有層次性,而不僅僅局限於以前的精英文化和時尚文化層次。

新京報:法國史學在世界史學研究中處於怎樣的位置?對中國的史學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劉北成:法國作為西方史學的一部分,和其他國家一樣都各有特色,在世界史學研究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從20世紀中期起,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鑒學派”異軍突起。“年鑒學派”一詞來源於年鑒雜誌。該學派強調總體史學(Globalhisto鄄ry),特別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影響很大。如果史學界設立諾貝爾獎的話,那麼布羅代爾大概是第一位獲獎者。

法國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有許多方面。主要有三點。第一,20世紀前半期以伯希和為代表的法國漢學家的敦煌研究,無論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對一代中國學者(包括陳寅恪等等)産生重大影響,並形成互動。

第二,法國自己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傳統一直影響著中國。中國對法國研究的核心可以説是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法國大革命史學對革命時代、後革命時代的認識在中國學界一再地激起共鳴。解放前翻譯出版,後來多次再版的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對激進的雅各賓派持肯定的態度,多年來成為中國學界法國革命觀的主流。上世紀80年代以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及傅勒的《思考法國大革命》等,給中國學界的反思提供了思想刺激。

第三,年鑒學派在中國史學界引起較大的震動。其代表人物布羅代爾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所呈現的總體歷史的宏大視野,使中國的史學者只能望其項背。他所提出的長、中、短時段概念以及一些具體的觀點,給中國的史學家以啟發。

新京報:請談一下對福柯、德里達的著作的譯介情況以及他們在中國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劉北成:福柯、德里達被認為是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紀80年代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到90年代後期,一度形成了“後學熱”,以至在青年學子中不把他們的名字挂在嘴邊就顯得沒文化。

我曾經翻譯過福柯的《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等著作。現在福柯的專著基本上已經都有了中譯本,他的零散文章、演講錄也在陸續翻譯出版。德里達是解構主義(Decon struction)的大師,他的部分專著已經翻譯過來。德里達被認為是個天才或怪才,其思考和寫作方式難以複製,其思想難以把握,所以讀者、研究者相對較少。

不管人們對“後學”持何種觀點,福柯等人著作的譯介對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學界的思想活躍,起了重要作用。

引進圖書也是文化配餐

黃集偉(出版人,任職接力出版社)

新京報:接力出版社出版過哪些法國作品?

黃集偉:最近三四年間,接力出版社在少兒文學主題下,相對比較密集地推出了一些當代優秀法國少兒文學作品,如法國暢銷書《語法像一首溫情的歌》,法國魔幻暢銷書“魔眼少女佩吉·蘇”系列(五種),法國少年兒童指定優秀課外讀物“卡斯托爾少兒文學系列”(五種),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呂克·貝松(LucBesson)的少兒長篇小説“亞瑟系列”,法國優秀低幼讀物《洞裏洞外的小老鼠》以及近年來在法國風靡一時的著名少兒小説《大雨大雨一直下》。比較而言,在少兒文學領域,接力出版社所出版的法國當代少兒文學作品雖數量不是很多,但相對集中,且基本上都是法國當代少兒文學中具有世界影響的最新、最暢銷作品。

新京報:請你談一下正在出版中的“亞瑟系列”、《大雨大雨一直下》等作品的翻譯及出版情況。

黃集偉:我前面説過,“亞瑟系列”在體裁上屬於“少兒文學”。應該説,就這個體裁而言,並不新鮮。但其作者,確實大名鼎鼎。它的作者是法國知名導演呂克·貝松。

他不但拍電影、寫劇本,最近更是因為自己創作的“亞瑟系列”而成為青少年圖書的暢銷作家。他所創作的“亞瑟”系列,以不到三年的時間席捲法國,銷量突破100萬冊。“亞瑟系列”總計四本,它的前兩本《亞瑟和迷你墨王國》、《亞瑟和禁忌城》今年2月由接力出版社獨家引進並出版。今年8月,它的第三本《亞瑟和黑暗王子》正式出版,而其第四本《亞瑟和兩個世界的戰爭》目前也已進入後期編輯校對階段,預計今年10月前後可以全面上市。

與“亞瑟系列”相似,正在編輯製作中的法國少兒文學暢銷書《大雨大雨一直下》,這部充滿幻想色彩的少兒文學暢銷書的故事根據著名的“諾亞方舟”故事改編,故事的主要情節是兩個小朋友湯姆和莉莉在夏日午後玩耍時,聽見一群青蛙發出了驚人預言:“一場大浩劫即將發生,老天將連續下40晝夜的大雨,大洪水將淹沒全世界!”……整個故事充滿童心,可以説不僅小讀者喜歡,連成人讀者也難拒絕其超大的感染力。它裏面的那些極其怪誕奇妙的元素使得整個故事的冒險性和戲劇性大增,再加上一個極富想像力的結局,是非常難得一見的又顛覆奇想又具思考訓練的佳作。這部小説前不久在法國被改編為超長動畫片,並迅速産生更為廣泛的影響。

新京報:你怎麼看法國青少年讀物在中國的出版及影響?

黃集偉:出版社當然是文化企業,營利也是一家企業健康發展的基礎。但除此之外,一家出版社還擔任著為本國讀者製作優秀文化讀物的任務。所以接力出版社總是希望自己引進的産品不僅是深受中國讀者歡迎的文化産品,同時也是優秀的文學精品。本著這樣的想法,接力出版社在近年來致力於引進各個國家的文化精品。法國少兒文學精品的持續引進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打比方説,引進文化産品也是一種文化配餐,接力出版社希望這個文化配餐儘量豐盛全面,為中國的小讀者提供一席豐富多彩、精美優質的文化産品。

法國文學土壤深厚

劉碩良(出版人,曾主編“諾貝爾文學獎譯叢”)

西學東漸以來,除了上世紀中葉有過幾十年的停滯和阻隔之外,在中國接納優秀外國文化成果的長河中,法國文化的譯介一直佔有突出的、有時甚至是最顯要的位置。遠的不説,僅以迄今20多年以來的外國文學譯介而論,每一次帶有突破性開創性意義的法國現當代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的翻譯,從薩特、德里達的文論到普魯斯特、紀德、加繆的小説,從新小説到荒誕派、象徵派、未來派的種種標新立異,都在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出版方面,得益於法蘭西文學的滋養就更加明顯了。上世紀80年代初,我為新建的漓江出版社選擇的突破口,就是以《保爾和薇吉妮》、《巴黎的憂鬱》等為代表的別開生面的法國小説、散文以及獲諾貝爾文學獎最多的法國作家的作品。隨後推出的“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無論在規模或深度上,都超出了國內對世界其他國家現當代文學的譯介水準。

進入21世紀以來,國人的自信心和創造力、看世界的水準和視野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理當更虛心地、理性熱情地對待優秀外國文化成果的借鑒和學習。

中法友好關係的加強將推動今後的中法文化交流在更加廣闊深入的層面上擴展,我覺得還可以從下列幾方面努力:第一,要注重文化價值、藝術價值,而不只是著眼于作品一時的銷路。儘量把目光放遠一些,耐心細緻地做一些中長期的工作,逐步培育有潛力的讀者市場。法國不僅是香水、時裝、流行小説等等新潮事物的風向標,而且往往是有深遠影響的新文化的發源地,我們進行選擇時,不要太世俗,不宜太過急功近利。

第二,應該體現多樣性、豐富性,而不是只盯住一個門類、一種題材。當代法國在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在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科學文化的開拓創新上,可資關注的東西很多,《我的野生動物朋友》等讓人耳目一新的圖書,在內地和港臺地區都産生過巨大反響,就是一個例證。

第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要提升計劃性,在把握較全面資訊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規劃,爭取各方兼顧,避免輕重失衡,避免過於零散、單一。儘管當前商業大潮的衝擊造成的困窘不少,但固守和堅持的力量還是會頑強地生存和發展下去的。

第四,應該注重培養優秀的翻譯和研究人才。

翻譯如傅雷、研究如柳鳴九這樣的大家應該後繼有人,中法文化交流才有可能實現生命力旺盛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圖書在法不是主流

趙武平(出版人,組織翻譯杜拉斯作品新譯本)

新京報:作為譯介工作者,你認為法國文學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趙武平:1949年以前,國內的出版界、譯界對法國的認識局限在古典作家,巴爾扎克、莫泊桑、左拉等人對中國的影響很大。從19世紀80、90年代起,法國傳教士的傳播對中國人的生活概念也産生了很大影響。法國文學使“五四”以後的知識青年的價值觀發生變化,有很多革命家留學法國,左拉的思想就曾對中國産生影響,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其影響並不全面。1949年以後,法國的哲學,如存在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很大,波德萊爾、馬拉美、蘭波等對中國作家的寫作方法的影響尤為突出;上世紀80年代以來,杜拉斯對新一代文學青年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影響很大。

新京報:中國圖書在法國出版情況如何?

趙武平:法國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跟法國圖書在中國的影響相似,但又不一樣。法國人一直以來都重視東方文學尤其是漢學,他們對中國文化關注的著眼點不是當代文化,而是對以老子、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經典傳統研究很深,《道德經》、《紅樓夢》等名著在法國的影響也很大。最近20年,一批法國的漢學家到中國出任外交官,他們大多是法國巴黎的人文學科教授,在從事外交活動的同時也進行翻譯,比如,法國參贊戴鶴白對唐宋文學的翻譯,鬱白對錢鐘書著作的翻譯等等。北島、顧城的詩,劉心武、殘雪、韓少功等人的小説也都被翻譯成法文。但中國的圖書在法國雖然有一定的市場,卻決非主流。

新京報: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趙武平:中國在上個世紀飽受外來侵略,在當時的社會,西方文化成為世界的主流,法國是西方近代思想的發源地之一,中國的知識分子、學者為救國圖強,所以就去法國尋求思想源泉。

法國的薩特、加繆、德里達、波伏瓦等人在思想上比較領先,對中國影響也很大。

法國出版中國的當代圖書則主要是因為好奇,想把中國新生代作家的文學作品作為了解中國新一代年輕人的社會文本。

新京報:你認為中法文化交流應該包括哪些方面?

趙武平:我所了解到的中法文化交流包括出版合作、醫學合作、美術展、攝影展、文物展、電影展等,以及中法小説家、詩人互訪等方面的內容。法國的文化在西方或者歐美國家裏是最週全的。中法文化交流的時間長、規模大、富有系統性。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法文化交流的規模將會越來越大,交流的內容將越來越細緻。總之,就是朝著常態化、專業化、經常化的方向發展。

我熱愛法國文學

金龍格(法國文學翻譯家)

漓江出版社推出了8位當代法國作家的作品,包括安娜·加瓦爾達的《我希望有人在什麼地方等我》、瑪麗·雷多娜的《永遠的山谷》、讓·端木松的《挺好的》、帕斯卡·吉尼亞的《羅馬陽臺———世間的每一個清晨》和菲力普·克洛岱爾的《灰色的靈魂》,托尼諾·貝納吉斯塔、皮埃爾·佩居和讓-諾埃爾·龐克拉齊的三部作品也將推出。“法國21世紀作家作品叢書”介紹了法國21世紀文壇9位代表作家的力作,對於中法文化交流、了解法國文學的走向很有意義。將於今年年底推出的托尼諾·貝納吉斯塔的《別樣年華》、皮埃爾·佩居的《孤獨的女孩》和讓-諾埃爾·龐克拉齊的《往事煙雲》都是有相當分量的獲獎作品,其中《別樣年華》曾獲2002年度RTL-Lire文學大獎,《孤獨的女孩》獲2003年法國國際圖書獎,是一部“夢幻現實主義作品”(可能是一種新的文學流派),《往事煙雲》獲2003年法蘭西學院小説大獎,三位都是當今法國文壇的實力派。

我熱愛法國文學,我始終認為法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據最重要的位置,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時間翻譯和研究法國文學。這兩年的法國文學出版熱,主要是因為中法文化年的拉動,與此同時,中法關係也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大量留學生涌入法國,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攝影/本報記者 郭延冰 )

我從事的是“擺渡”和“搬運”的工作

柳鳴九(法國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主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等)

新京報:你曾經翻譯和主編了很多法國文學作品,你覺得法國圖書的出版在中國産生了哪些影響?

柳鳴九:中國對法國文學的翻譯由來已久,從“五四”時期開始,法國文學始終與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緊密相關。20世紀上半期,國內形勢比較動蕩,在戰亂環境下進行的翻譯工作受到了影響。1949年以後,不僅法國文學,整個外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當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參與下,翻譯工作有了較大的規模。中國對法國20世紀以前的古典文學非常熟悉,中國的文化人對法國文學的熟知達到了如數家珍的地步,囊括了法國幾個歷史時代的作家,如莫裏哀、伏爾泰、雨果、巴爾扎克、斯湯達等。

中國的文學青年是在外國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同時,讀者對法國文學的興趣也很大,如《紅與黑》、《約翰·克利斯朵夫》等。法國文學是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承載體,也是世界上多種思潮、流派的發源地和搖籃。所以,中國的作家要了解世界新潮流的話,就不能不關注法國文學。或者説法國文學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國人的眼球。不僅對作家如此,對讀者也是如此。從傳播知識、傳播藝術理念來説,法國文學對中國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新京報:當時為什麼想到要創辦和主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

柳鳴九:我是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做的就是“擺渡”和“搬運”的工作,根據“洋為中用”的要求,外國的哪些東西是好的,就要介紹翻譯過來。這類似于超市中成品菜的産生過程,要做一番去粗取精的工作。當時,中國對法國20世紀以前的文學已經很熟悉,而對法國20世紀文學的了解就若明若暗,相對比較陌生。但是,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對外國的了解怎麼能止于20世紀以前的東西呢?所以,我在“擺渡”和“搬運”的過程中,就將目光較多地集中于20世紀的文學,況且,法國20世紀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這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填補了國內的外國文化譯介領域的空白。我對法國20世紀文學的譯介工作主要在三個層次上展開,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歷時20餘年:第一個層次是主編、譯介了《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總共70卷,是當時和目前國內研究法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窗口。我認為,中國對世界應該認知到這種程度,中國的讀者應該有這樣的教養,而我們這些“擺渡工”、“搬運工”也應該做這樣的工作。第二個層次是主編了與《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配套的《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共10卷,其中的第一卷《薩特研究》,曾在中國産生巨大的社會影響。第三個層次是主編了《西方文藝思潮論叢》7卷本。由於國內對20世紀西方文學的認識上存在著分歧,所以,就組織了這樣一個“平臺”,由中國人自己來分析、鑒別。

新京報:你認為中法文化交流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柳鳴九:這種文化交流肯定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的。因為政治家感興趣,政府與管理機構有熱情,文化商人與文化經營者有廣大的市場。

法國文學百花齊放

余中先(法國文學翻譯家,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

新京報:在你翻譯的法國文學作品中,最滿意的是哪些?

余中先:我個人最得意的是翻譯法國新小説代表人物之一的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園》,我在翻譯的過程中下的工夫比較深,把作品的形式、內容都體會出來,從內涵、主題、意義到句子、選詞以及版面都做了細心的研究。另一部比較得意的翻譯作品是新小説派作家阿蘭·羅伯-格裏耶的《反覆》,法國的出版人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夠早點讀到這部作品,所以當時我是根據校樣來翻譯的,最終,在2000年10月,法文版與中文版同步發行,這是法國作家、中法雙方的出版社和中國的翻譯者共同努力的結果。

新京報:你對法國文學總的看法如何?

余中先:法國文學是法國文化的主要支柱,在國際形象方面,法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已經退居二流,不如以前,但其文化還是很有特色的,應該説是有歷史、有特點、有創新的。歐洲的影視、新浪潮依舊有生命力,文學也是這樣,精英文化、純文學以及暢銷書同時存在,以反傳統主流的文學為主要代表。17到19世紀的法國文學在歐洲文學中都佔第一位,18世紀的啟蒙文學,19世紀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文學都興起于法國。當然,20世紀的超現實主義、以薩特、加繆為代表的存在主義、以貝克特、尤奈斯庫為代表的荒誕派以及對巴爾扎克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進行顛覆的新小説也都起源於法國,不能説法國文學是最好的,但可以説它是最好的之一(oneofthebest)。總的來説,法國文學呈現的是一種百花齊放的狀態。

新京報:法國文學譯介到中國,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余中先:法國文學對中國的大學生、知識界、創作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人是在模倣別人寫故事,用魯迅的話説就是“拿來主義”,借外國之方法,寫中國的內容。魯迅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就是借外國的小説寫中國的故事,也是借用法國人的寫作方式。

對一般讀者而言,閱讀法國的作品主要是出於對異國文化的興趣,但不是單純地對埃菲爾鐵塔、巧克力之類的東西感興趣,而是有更深刻的東西。文學是一種載體,通過它,可以了解別人的生活方式。

新京報:作為一名世界文學的研究者,你認為法國文學和其他國家的文學有什麼差異?

余中先:對中國來講,法國文學與其他國家在文學方面的差異幾乎可以忽略,但是法國文學確實有它自己獨特的方面:第一,與美國、俄羅斯等國相比,法國歷史悠久,這使得法國文學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性。

第二,每個世紀都有新的東西,他們不模倣別人,尋求標新立異,他們在繼承傳統中又有反叛。20世紀初的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都是不一樣的,當然,新小説家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很鮮明的風格。

第三,法國文學特別有意識地強調法語與英語對抗的一方面,注重繼承和發揚法蘭西文化的傳統。遺憾的是,翻譯成中文以後,法語文學與英語文學的這種差異就變淡了。

法國哲學的翻譯與研究有所起色

杜小真(北京大學教授,參與翻譯《存在與虛無》等作品)

新京報:請簡單介紹一些法國哲學書在中國的翻譯出版情況。

杜小真:法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法國的哲學與文學是有聯繫的,翻譯其哲學作品對於了解法國很有裨益。但因為語言或者經濟的原因,比起英語、德語等語種,法語哲學在國內的翻譯要相對少一些。法國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程度,與它本身的地位並不相稱,20世紀法國有很多優秀的、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想,應該介紹給國人了解,卻沒有被翻譯過來。不過最近幾年,中山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學校涌現出了許多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人,使近年來法國哲學的翻譯與研究工作開始有所起色。

新京報:德里達提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的論斷,在國內哲學界曾經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杜小真:德里達説這個話的時候,我也正好在場。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帶偏見來看。“哲學”這個詞源自西方,我們本身沒有哲學這個詞,是從日語翻譯過來的。我同意德里達的觀念,他的意思並非是説要爭一個高下。

德里達也説過:思想不見得就低於哲學,不是所有的偉大思想都是哲學,它們是完全不同的體系,沒有優劣高低之分。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哲學家和有些思想,在國外並沒有得到重視,可是在國內很受重視,我認為這是出於國內一些人的實用觀點。德里達講那句話時有他特定的語境,單拿出來一説,肯定會讓大家覺得他瞧不起中國,有人對他的批評與他自己所寫的話完全不一樣。

德里達也説過,請大家看看他寫的東西,我想只有多讀別人的東西和自己的東西,才能做比較。

新京報:中國的哲學與文化在法國的傳播情況如何?

杜小真:法國有很多出色的漢學家,將中國的典籍都翻譯過去了,比如孔孟老莊,甚至《淮南子》等,近代哲學作品也有被翻譯的。而且他們作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工作,很多人覺得英美研究中國哲學的水準要高於法國,我認為不一定如此。譬如,程抱一講中國詩歌語言的書,在法國銷量就很好。另外,翻譯過去的小説有的也很暢銷,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銷量也不錯。

法國文學的翻譯中尚有隱憂

吳岳添(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湘潭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

新京報:作為一名翻譯家,你覺得法國文學的引進對中國起到了哪些影響?

吳岳添:法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是許多文學思潮和流派的發源地,由於法國在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法國文學從17世紀以來對歐洲和世界的文學都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應該指出的是,許多文學作品往往體現了作家的政治思想,例如,盧梭的“天賦人權”等政治理論,影響到了中國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而他的文學作品如《新愛洛伊絲》和《愛彌兒》等,就是在宣揚他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國內引進法國文學是從林紓在1899年翻譯的《茶花女遺事》開始的,至今已有一個多世紀了。法國文學對中國的影響可以分為幾個時期。從“五四”運動時期到上世紀20年代,象徵主義詩歌和一些著名作家的小説被譯介到中國,促進了國內對法國文化的了解,不過當時法國文學的譯介剛剛起步,所以譯名比較雜亂,例如“雨果”被譯成“預勾”、“囂俄”等。

從上世紀30到40年代,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莫泊桑、羅曼·羅蘭等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被譯成中文,這個任務主要是由傅雷、李健吾、穆木天等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學者教授來完成的,譯作的品質大有提高,這些揭露和批判社會現實、要求實現人道主義的作品,對處於當時的中國人民是極大的精神鼓舞。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法國文學的譯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大量的經典作品被翻譯或重譯,而且譯本比較規範,通常都有譯者帶有研究性的前言或後記。但遺憾的是,這個勢頭未能繼續發展下去。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法國文學的譯介才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出版了不少大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尤其是當代法國文學的新穎手法和風格,對於新時期中國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參考和促進作用。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對法國文學翻譯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吳岳添:國內現在對法國文學的翻譯,從數量上來説是前所未有的,應該説法國文學中最主要的作品基本上都翻譯過來了,有些經典作品還有很多譯本。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和對文化的需要,這種勢頭無疑會繼續下去。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是重當代輕古典,其次是譯文品質普遍下降。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説是出於利益的驅動,例如某些出版社急功近利,搶譯暢銷書,在缺乏有資格的編輯人員的情況下倉促從事,其實在法國暢銷的書在中國不一定暢銷;又如翻譯的稿酬偏低,往往使高水準的譯者望而卻步,而初譯者倒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膽子太大。如果不加控制,將來漏洞百齣的譯作也許隨處可見了。

新京報:你有將中文圖書翻譯成法文的經歷嗎?覺得中國圖書在法國的影響力如何?

吳岳添:我在法國讀書時用法文寫過論文,但是沒有機會翻譯中文圖書,因為翻譯出來也沒有地方出版。中國圖書在法國的影響力與法國圖書在中國的影響力無法相比,誇張一點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法國書店裏除了《三國》、《水滸》等譯成法文的四大名著之外,現代的中國文學作品幾乎寥寥無幾。我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恐怕是有關方面重視不夠,因此沒有培養出合格的中譯法的人才,如我剛才所説的那樣,現在即使有了精通中文和法文的人才,可能也會從事外貿等其他行業,不會辛辛苦苦地爬格子。不過在中法文化交流年裏,通過中法兩國作家進行交流,這種局面也許會有所改觀。

新京報:你認為中法文化交流中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這種交流的趨勢如何?

吳岳添:中法文化交流的影響是在歷史上形成的,是潛移默化的。從一個世紀的歷史來説,對中國影響最大的當然是法國文學。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交流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了,甚至包括法國的時裝、香水和葡萄酒等,這些都是法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不過在我看來,現在的中法文化交流主要是政府行為,因為讓劇團出國,讓飛行隊來表演,都要國家動用大量的財力物力,不是民間什麼團體能夠辦到的。這種交流當然會促進中法友誼的發展,有助於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但我想,如果這種交流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普及,逐漸成為兩國人民之間直接的來往,例如中國人到法國人的家裏做客,法國的旅行團到中國的農村小住等,那樣的交流也許會更加深刻,更加富有成效。

法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生活

陳侗(廣州美術學院教師,曾策劃“實驗藝術叢書”和“午夜文叢”)

新京報:你主持的“午夜文叢”有什麼出版計劃?在這次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有什麼展出活動?

陳侗:原計劃出版的那些書都還在籌劃、準備當中。我們當然一直在準備貝克特選集的出版,拖了很長時間,明年會作為獻給貝克特誕辰100週年的禮物出版。明年計劃出的書還有羅伯—格裏耶夫人的日記《新娘》,這是一份不可多得、不可忽略的文學檔案。這次書展是我從事出版以來第一次參加的展覽會,我主要來出席幾個活動,因為羅伯—格裏耶來了。

新京報:作為一名譯介工作者,你期望“午夜文叢”對中國産生怎樣的影響?

陳侗:我是出版策劃人和編輯,不能算是“譯介工作者”。我自己從這些書中受益許多,但我無法預知“午夜文叢”或我策劃的其他書對中國將産生什麼影響。

人們現在追隨羅伯—格裏耶,並不是因為他們了解現在的格裏耶,他們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現代派文學氛圍中。我們出版的書恐怕也要再等20年才會有更多的讀者。

新京報:除了把法語小説、批評理論翻譯成中文外,你是否還有把中文書翻譯成法文的計劃?

陳侗:我想把自己寫的書翻譯成法文,當然不是為了出版,只是為了讓我的朋友們閱讀。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情況不太了解,如果見到好的手稿,我會考慮以一種十分傳統的方式出版中文簡體版,我認為,把一個好的中文作品翻譯成法文,那應該是對方做的事。

新京報:據説你策劃的另外一個系列“實驗藝術叢書”(白皮書)一直虧損,這對你們的出版計劃有影響嗎?

陳侗: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實驗藝術叢書”的銷售情況還不錯,是“午夜文叢”系列的個別品種比較虧損。儘管我們不太在乎虧損,但聽到營利的消息還是很激動的。

我們的書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有時候會在一本書中收入好幾個作品,弄得一本書很厚、很貴,從市場的角度看,可能會因此影響銷售;但在其他情況下,我們的書基本上還是受歡迎的。

新京報:除了圖書出版外,你還想在中法文化交流的其他方面做什麼嗎?

陳侗:雖然有時候寫著寫著,我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中法文化的交流使者,但我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我欣賞的是具體的人和事,而不是一個國家以及廣義上的這個國家的文化,所以我絕對不是一個“哈法族”,除了語言上,我欣賞法語多過英語,在其他方面我是各有所愛的。

我認為法國人雖然很幽默,但缺少中國人的靈活性(即缺乏原則性,“變則通,通則變”)。所以我會先讓法國人覺得我尊重他們的原則,接下來就用靈活性解決一切問題。

新京報:繼《自己的世界》和《馬奈的鐵路》之後,你的下一本書會繼續談法國嗎?

陳侗:也許還會吧,甚至會更多,不過不會很全面地談法國。比方説,我可能會在下一本書中談馬奈的《鐵路》這張畫,書名暫定為《繪畫是什麼》,主要模倣德勒茲的《哲學是什麼》。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開始寫,可能會先出版我另一本關於繪畫的自傳,書名叫《二十年後》,在這本書裏,繪畫不會是博物館裏的東西,繪畫將是一個人的生活內容。

我想,我也是以這種態度介入文學的。依此推理,法國也不是一個國家,它也是一種生活。

中國作家正在慢慢進入世界主流文化

畢飛普(法國菲利浦·畢飛普出版社負責人)

即將前來參加中法出版論壇的法國作家阿蘭·羅伯-格裏耶(AlainROBBE- GRILLET)

法國菲利浦·畢飛普(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自1987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遠東文學的翻譯及出版,其中,中國的圖書是其最大的對象。從出版陸文夫的《美食家》開始,至今已經出版了林語堂、錢鐘書、楊絳、王安憶、余華、王朔、格非、莫言、畢飛宇、老舍、蘇童、方方、陳凱歌、白先勇等數十位作家的作品。他們一直跟隨中國文學發展的走向,抓住一個作家就出版與之相關的一系列作品。他們忠實于作家作品,努力培養中國作家在法國市場上的讀者群體。例如,以前法國人不知道畢飛宇,後來,經過其出版介紹,使得他的作品《青衣》在2004年法國書展上獲得讀者獎第一名。從1987年至今,中國作家慢慢進入了世界主流文化,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作家勢均力敵,在法國或者説歐洲市場上得到讀者認可。該出版社每年出版中國的文學、藝術、少兒、建築等方面的書30余種。

新京報:你們曾經出版過莫言等人的小説,請問為什麼看中這些作家的作品?

畢飛普:他們以不同的聲音體現了文學的多樣性,每一位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讓我感動。例如,莫言擅長講故事,畢飛宇具有進入人物內心世界的能力,而王安憶充滿詩意的眼光則讓我想到伍爾芙。雖然他們寫的是中國的事情,但在世界上卻能産生全人類的共鳴。又如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講的是中國的人和事,但有全人類的感受在裏面,無論思想、語言還是風格,都顯得越來越“不中國”,傳達了人類共同的感受。

中國的圖書越來越為法國讀者所熟悉,不再視其為異國情調,在法國的很多書店都開設中國當代文學專櫃,而在荷蘭、西班牙等國家就沒有這種情況。中國圖書已經成為了法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國的一流作家也被讀者所認同。我們出版社對中國的文學有一種激情,非時尚而是一種延續,目的是讓中國文化以及中國好的作家在世界文壇上有一席之地。

新京報:你們還將出版中國哪些作家的作品?

畢飛普:新的作家,我們看好王剛、楊紅櫻等人,當然,已經出版過作品的王安憶、莫言、蘇童、畢飛宇等人的新作,我們也將陸續出版。另外,人文、社科類的書我們也將出版。

新京報:在這次的北京圖書國際博覽會上,你們會將哪些書帶到中國來?

畢飛普:我們出版社只出版遠東地區的圖書,以及法國人寫的關於遠東地區的書,我們不出法國作家的書。我們出版社是歐洲國家看遠東的一個窗口,比起中國的書展,我們更看重法蘭克福的書展,我們出版的中國圖書遠銷義大利、荷蘭等國,已經樹立了中國文學的品牌。一個好的出版社不只為發現好作者,還要有好的發行。

新京報:你們如何看待中國的出版行業,有什麼具體建議嗎?

畢飛普:希望中國的出版界能夠呈現多樣性,特點更多元,不要那麼集中,要有個性,這樣我們的選擇餘地會更大。在和中國出版社的合作過程中,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不善於介紹自己的優點,缺乏有個性的出版家和個性化的産品。我們尤其擔憂和中國大的出版社合作,他們從來不回答你的詢問。總之,出版社不分大小,關鍵在於編輯人員素質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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