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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反恐為何"越反越恐"
中國網 | 時間: 2004-09-11  | 文章來源: 網上獨家

“9·11”事件促使國際反恐上了一個新臺階,許多國家都已把反恐納入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並從多層次、多方面、多角度加強反恐鬥爭。當前,“9·11”已經過去三年,全面觀察國際恐怖與反恐鬥爭這對矛盾,其中有一個悖論現象:恐怖活動並未在國際反恐鬥爭的全面打擊下有所減弱,反而出現愈演愈烈之勢。自2002年10月以來,恐怖主義不斷掀起波浪型恐怖惡潮,更有四處蔓延之勢。“基地”等國際恐怖勢力進行重大恐怖襲擊的頻率更是由“9·11”前的兩年一起上升為一年兩起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國際恐怖主義因應各國反恐措施,不斷調整演變。

“9·11”後,國際反恐合作不斷加強,各國普遍強化各種反恐措施。包括國家間的反恐情報共用與引渡恐怖分子,聯合反恐軍演等。很多國家更是採用多種手段,包括:加大投入,以提高改善技術設備與增加人力雙管齊下的方法,嚴控邊境;立法擴大情報、執法等強力部門的反恐職能與權力;加強對銀行等金融系統的監督管理,切斷恐怖活動的資金鏈;開動一切機器,密切跟蹤恐怖分子之間的通信聯絡。有些國家,如美國與以色列還形成全民反恐態勢。雖然以上種種措施極大限制了恐怖活動的空間,但恐怖組織也在不斷尋找應對之策。從當前不斷發生的重大惡性恐怖事件,我們可以看出:

一是國際恐怖勢力的組織形態與指揮行動系統發生很大變化。

與“9·11”前有所不同,以“基地”為核心的國際恐怖勢力策劃從事恐怖襲擊的指揮行動系統,已由單中心(阿富汗)變為多中心(如沙特、摩洛哥、土耳其、伊拉克、車臣、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在此情況下,“基地”及其領導人本·拉丹成為國際恐怖勢力的“精神支柱”,具有相同恐怖理念的各類恐怖組織與其形成有形、無形的勾聯網路。恐怖分子不僅化整為零、相對獨立,而且盤根錯節、遙相呼應。

各個恐怖活動中心主要有三個部分組成:核心是策劃及從事襲擊的恐怖骨幹,如在伊拉克的扎卡維,在車臣的馬斯哈多夫、巴薩耶夫等。在核心週邊是從事恐怖活動的後勤支援者,主要進行募集資金、走私武器軍火。各中心這個層面的聯繫最多,也最為隱秘,是國際社會反恐的一個難點。第三部分可以説是所有這些具有相同恐怖理念活動中心的基礎,就是恐怖活動的同情與支援者。這部分人員受國際環境影響較大(如美打伊、“虐囚事件”等),數量相對較多,其中一些人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變為第一或第二部分的成員。

因此,在人員構成上,更趨兇殘狡詐和職業化犯罪特徵的新生代恐怖分子漸成氣候。有一些人是在“9·11”後“突起”的。許多恐怖組織年輕一代的思想也正發生轉變,認為老一代的活動方式使他們的組織陷入“無足輕重”的境地,只有“基地”式攻擊方可重新使他們為世人所“矚目”。與老一代相比,當今國際恐怖組織新生代中不少人曾在西方接受教育,對恐怖犯罪技術手段和西方社會治安漏洞瞭如指掌。

在這種組織結構下,恐怖分子的行為方式更像是“恐怖螞蟻”:依靠相互能夠識別的“氣息”,“努力”攻擊共同的“目標”。同時他們也具有“恐怖殺人蜂”的特點:外來恐怖理念、技術、資金和人員與當地恐怖活動相結合。據研究,“9·11”以來發生在世界各地自殺性汽車炸彈,其技術出自同一本“教科書”;自殺性人體炸彈使用的是相同的“自殺性腰帶”。

二是在作案手段上,追求兩個大規模成為這些恐怖組織的“指南”:“大規模殺傷效應與大規模轟動效應”。

因而,我們發現,世界各地發生的重大恐怖事件都呈現長期準備、精心策劃、連環爆炸、濫殺無辜等特徵。特別是今年俄羅斯幾起重大恐怖事件更是如此;西班牙馬德里“3·11”事件經過幾個月的策劃準備;5月在體育場暗殺車臣總統卡德羅夫的炸彈早已埋在建築內;剛剛發生在俄北奧塞梯共和國的人質劫持事件,炸藥早在去年就已運進學校。

三是在恐怖襲擊目標選擇上,擴大化趨勢非常明顯。

一是陸、海、空目標都處於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下,針對“軟目標”的襲擊越來越多。陸上目標仍是恐怖襲擊的主要對象,包括建築物、地鐵、商店、各類公共場所等;民航客機仍有遭受恐怖襲擊的危險,包括以肩扛式導彈攻擊、劫持、炸機,或將客機當作再次攻擊的武器;港口、海上船隻與設施面臨的恐怖威脅也越來越大,2002年法國油輪在葉門附近海面遇襲,伊拉克海上石油輸出設備遭攻擊等。二是轉向更加脆弱的目標。北奧塞梯人質慘劇表明,殘忍的恐怖分子已把矛頭指向小學生,這使得反恐鬥爭更加艱巨。

四是在地域活動空間上,“基地”雖在阿富汗遭受重創,但仍在亞洲一些國家負隅頑抗,並開始建立新據點,活動營地從北高加索、中東、南亞、東南亞、中東這條“恐怖鏈條”,向非洲、拉美等地擴展。目前,“基地”在60多個國家仍有分支。倫敦戰略研究所估計,潛散在各地準備突襲的恐怖分子有1.8萬人。

五是國際恐怖勢力利用國際環境擴大影響與生存發展空間。

美佔領伊拉克,特別是“虐囚事件”暴露後,中東地區原有的反美情緒更加高漲。恐怖組織借此廣為煽動極端主義情緒,呼籲對“異教徒”發動更猛烈的“聖戰”。雖然美在表面上已將伊政權移交伊臨時過渡政府,但伊境內各種恐怖暴力事件仍有增無減,爆炸、綁架殺害人質的事件仍在大量發生。伊拉克既成為各種伊斯蘭極端勢力的聚集地,也成為國際恐怖勢力宣傳、募集資金、招募人員的溫床。

由此可見,恐怖活動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仍是國際社會的一個主要威脅。深入分析國際恐怖主義,其發生發展具有深刻的歷史、社會,以及民族宗教矛盾衝突,並且也受時代大背景的影響。因此,恐怖主義仍將作為國際社會發展的一種畸形表現形態長期存在。

(二)國際反恐鬥爭合作存在問題很多,難以有效遏制恐怖活動的氾濫。

雖然各個國家都加強了自身的反恐措施,但由於很多國家的主要反恐強力部門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如思維與行為模式仍停留在冷戰時期國家間的相互爭取,組織結構與力量投入不能適應當前新的反恐鬥爭形勢。可以説,很多國家的反恐機構落後於恐怖主義的調整變化。與此同時,亟需應對恐怖主義跨國活動的國際合作,又因各國對恐怖主義界定的不統一;對産生恐怖主義根源的認識不同;特別是一些國家反恐雙重標準,僅僅是為己私而反恐的做法;都使得國際反恐效果不彰。

特別是美反恐擴大化,偏離了國際反恐的正確方向。這種擴大化表現有二:一是美利用其超常實力,迫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反恐標準與意識。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反恐中的“非友即敵”論,美總統布希及其政府高官多次強調,站在美反恐一邊是其“朋友”,反之是其“敵人”。因此,國際社會反恐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跟隨美國的反恐戰略。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的國際反恐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造成的。二是美國實施“先發制人”的戰略以及單方面以武力改變別國政權的做法,嚴重威脅現行國際安全體制。2003年3月,美國不顧國際社會、主要盟國和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在沒有安理會授權動武的情況下,與英國等少數國家一起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但是,伊拉克戰爭並未給該國帶來和平與安寧,也沒有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安全感。相反,戰爭造成的問題更多、更為複雜。

截止目前,美雖抓獲了薩達姆,但仍未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牽連的證據。在伊拉克美軍“虐囚事件”更是帶有明顯的文明衝突色彩,致使很多國家反美、反西方的情緒充分發酵。美國“先發制人”戰略的合理性遭到國際社會普遍質疑。由此可見,正是美借反恐謀私利,才使得“基地”等國際恐怖勢力得以喘息並重組重建。

今後聯合國在國際反恐鬥爭中的主導地位與作用不可取代。“9·11”前,聯合國就一直在為消除恐怖主義不斷努力,並通過12個單項反恐怖國際公約及相關的消除恐怖主義的措施。“9·11”後,聯合國在反恐鬥爭中的作用與地位更加突出。聯合國安理會1373號、1390號等決議不僅要求所有成員國凍結並切斷恐怖主義的資金及來源,而且成立了“反恐怖委員會”負責幫助成員執行該項決議。到目前為止,已有160個國家向聯合國提交了根據1373號決議而採取的各項反恐措施。此外,聯合國還列出與本·拉丹及其“基地”組織、塔利班有聯繫的232名個人及92個實體名單,由反恐怖委員會下設的反恐專家工作組在全球範圍進行跟蹤監視。聯合國這些反恐措施無論是規模上,還是具體內容上都是以前所難以達到的,並對成員國在一定程度統一對恐怖主義的認識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聯合國這種地位與作用因美極端利己的“反恐”做法而陷入困境,今後如何改變這種不利狀況,使國際反恐鬥爭健康發展值得深思。(李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中國網 200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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