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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同榮——“蔡公投”
中國網 | 時間: 2002-11-28  | 文章來源: 網上獨家
    蔡同榮,“公民投票促進會”會長、民進黨中常委、“立方委員”、台灣“民視”創辦人,1935年生於嘉義縣,1958年台灣大學法學院畢業,1960年赴美留學,田納西大學碩士,1967年獲南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從畢業至1990年回臺,一直任教于紐約市立大學。1990年6月底,以給岳父奔喪之名返回台灣,1990年7月加入民進黨,1996年在“台獨基本教義派”領軍人物李鎮源等人支援下,競選民進黨主席失利。1992年以來為第2、4、5屆“立法委員”。

    在臺大萌起“造反”念頭

    蔡同榮的父親曾任嘉義縣第一、二屆議員、嘉義縣柯蔡宗親會理事長。他很早就教育兒女:“台灣有兩項職業你們就是餓死也不可當,一個是警察,一是稅務人員。當警察會養成仗勢淩人的個性;而稅務人員會養成無所不貪的習慣。”並反對他們“涉足中國政治”。就是在這個理由下,蔡同榮從考取的臺大政治係轉到了法學院。蔡受父親影響,加上一次受到警察的無理作弄,因此中學時代就“決心從事台灣的政治改革,立志學習政治”。

    1956年蔡同榮大三實時,在同學“鼓勵”下,參加台灣大學學生代表聯會主席的競爭,經過巧妙運作,結果如願以償。蔡説,自己是臺大第一個非國民黨員當選該項職務的,因而“受到各種不合理的對待與阻撓,使我産生強烈的壓迫感,於是萌起推翻這個政權的念頭”。

    大學畢業後,必須到軍中服役。蔡同榮“不甘願”為自己反對的國民黨政權賴以生存的軍隊服務,為了逃避兵役,曾經策劃偷渡離臺,但當時正是1958年“823金門炮戰”的前夕,國民黨軍巡邏得很緊,計劃不成,只好去軍中報到。

    1960年2月蔡同榮退伍,原計劃到美國留學快去快回,以便儘早參加反對黨組織。但是退伍後來不及辦理出境手續,以便趕上春季上課,於是就利用時間,做組黨的鋪路工作。為此,他“拜訪”了“黨外”勢力的前輩李萬居、郭國基,並於1960年6月召開了“關仔嶺會議”,參加者共40多人,大多是臺大畢業生。

    海外“台獨”勢力的中堅分子

    1960年9月,蔡同榮離臺赴美留學。因為參加“關仔嶺會議”的劉家順,常發國民黨的牢騷,被警備總司令部拘捕,詐出了“關仔嶺會議”的情況,使蔡同榮入了“黑名單”。蔡同榮説:“既然台灣回不去,我唯有在海外從事推翻國民黨的工作”。

    1966年6月,陳以德、蔡同榮、張燦鍙、羅福全等,來自全美9個地區的“台獨”分子在費城集會,成立了“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70年1月,由美國、日本等五個地方的“台獨”分子,宣佈成立“台灣獨立聯盟”,蔡同榮當選為創盟主席。他積極推行“獨盟”的“暴力革命”路線,在這年的4月,親自策劃、實施了對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的“刺殺事件”。

    1982年王桂榮、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等人,在美國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簡稱“FAPA”),蔡同榮又當選為創會會長。陳唐山擔任第二屆會長時,蔡同榮為執行長,1985年,彭明敏當選第3任會長,蔡同榮仍是FAPA的執行長。這時蔡同榮已經成為“FAPA”“蔡派”的龍頭老大,與“彭(明敏)派”和“陳(唐山)派”成鼎足之勢。

    蔡同榮為了貫徹“FAPA”宗旨:“造成有利於台灣住民自決和自立的國際環境”,不僅拼命向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開展遊説活動,還頻頻在美國報刊上,發表文章,宣揚“住民自決論”,鼓吹:“台灣人民企盼決定自己的命運”;“住民自決是台灣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台灣住民希望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新國家”。並承認“由於談論獨立為國民黨所禁止,自決一詞即暗喻台灣獨立”。

    拼湊起“公民投票促進會”

    蔡同榮1990年11月17日打出了“公民投票促進會”的招牌。蔡自任會長,“台獨基本教義派”重要頭目高俊明為副會長。“公投會”的建立,是島內外“台獨”勢力在美國等國際勢力支援下,為了分離中國、實現台獨,而採取的重要戰略步驟。

    此前,蔡同榮和“FAPA”已進行了大量準備活動。1989年11月,“FAPA”常務委員會授權蔡同榮為召集人,籌備成立公民投票委員會。1990年1月,“FAPA”會長王桂榮再次任命蔡為召集人,進行公民投票活動,並責成他撰寫“公民投票手冊”。蔡于1990年6月杜撰出“公民投票手冊”,稍後在島內拼湊起“公民投票促進會籌備會”,成員包括民進黨的張俊宏、陳水扁、張俊雄、謝長廷,“台獨基本教義派”核心人物李鴻禧、張忠棟、鄭欽仁、高俊明,台南養雞大王黃昆虎等19人。

    蔡同榮宣稱:該會的宗旨是:通過住民投票,決定台灣的“重要公共政策、憲政改革或台灣前途”,其最終目的就如“公民投票手冊”所承認的那樣:“實現‘一中一台’,意即:中國大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應自行建國。”

    蔡同榮變為“蔡公投”

    “公投會”成立之後,蔡同榮更瘋狂地進行“公民投票”活動,因而有“蔡公投”之稱,陳水扁更尊其為“公投之父”。他的主要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對民眾進行“啟蒙教育”。蔡同榮説:“啟蒙教育,包括文宣、組訓和活動的工作”。為了“文宣”,他在1993年建立“民間全民無線電視公司”,同時,他還不時通過報刊和其他途徑宣揚:“公投是防止中共來統治台灣的最好辦法”、“公投進入聯合國是台灣出路最佳選擇”、“中共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來否認台灣公民投票的結果”。為了推銷公投,蔡同榮培訓的“基層幹部”,數以千計。他還搞什麼“環島公投長跑”、“以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大遊行”、“一人一信運動”等活動,以造聲勢。

    妄圖創造有利“公投”的國際環境。蔡同榮認為,公民投票若要得逞,“必須把台灣問題,凸顯為國際事務”,以國際力量阻止中國行使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為此,他在國際上大肆活動。例如,1992年9月,蔡同榮率領“台灣公民投票促進會美國遊説團”去美國,“宣示台灣人民要求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的意願”。

    謀求制定“公投法”和“公投入憲”。自“公投會”成立到陳水扁上臺,蔡同榮在民進黨支援、李登輝縱容下,為此“奔走呼號”、“鍥而不捨”,曾翻起幾次小小的政治浪花。例如:1993年,他在“立法院”提出“公民投票法草案”和“舉行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案”。1997年,民進黨和蔡同榮在“國民大會”內外相互配合,“推動公民投票入憲運動”,最後導致國、民兩黨達成“下次修憲,將最優先討論總統選制和公投”。1999年春天,蔡同榮、高俊明等人成立“台灣公民投票行動委員會”,于4月10日發動“絕食抗議”,有數百人分別參加絕食、禁食或靜坐活動,“要求通過公投法”。

    為陳水扁抬轎子吹喇叭

    由於陳、蔡均是“台獨”死硬分子,又都把“自決公投”視為實現“台獨”的最佳途徑,所以二人早就“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例如:蔡的“公投會”一齣臺,陳就是“籌備會”要員;1999年4月蔡鬧“絕食抗議”,陳不僅去探望絕食者,還“推崇”蔡“無論身在海外或國內,數十年來不改其志,可説是公民投票之父”。蔡對陳的最大支援是1999末,出面“整合獨派”,力勸獨派大老們支援陳水扁選“總統”,還勸“建國黨”主席鄭邦鎮“顧全大局,退出總統大選”,一道“挺扁”。

    陳水扁上臺後,蔡同榮使盡渾身氣力,隨著陳水扁的調子起舞,為他抬轎子、吹喇叭。

    兜售“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例如,2002年5月,蔡發起“護照正名、外館正名”等“五正名運動”,妄圖“喚起國人清楚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今年8月3日陳水扁明白鼓吹“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之後,蔡馬上在報刊上發表長文,跟著喊叫:“在我們進入‘新台灣人’的年代中,‘中國’對台灣來講已是一個國際上另一個華人國家,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充當“國會外交”馬前卒。例如,在今年7月的一個月當中,他就跑了兩次。先是作為“立法院臺日交流聯誼會”的重要成員,出訪日本,和日本國會議員舉行“臺日國會議員交流會議懇親會”。之後蔡又馬不停蹄,于22日以“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的身份,率領“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訪問團”,到了美國,妄圖通過由百餘位眾議員組成的親臺團體“台灣連線”,在“總統訪美”、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保衛臺海安全”等問題上,爭取美國支援。

    做“自決公投”的發聲器。陳水扁雖然在“就職演説”中,以“四不一沒有”信誓旦旦地向世人做出承諾,但行動上他不可能放棄“自決公投”的“理想與追求”。據台灣媒體披露,他在今年早些時候,與“臺聯黨”的某些人聚會時,便透露心跡:願和他們共同推動“公投立法”。“蔡公投”就是陳為此製造輿論的吹鼓手。所以陳水扁8月3日的話一齣口,蔡同榮第二天就在《自由時報》上吹捧説:“陳總統這種尊重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談話,正是符合以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的構想”。8日又和林進興發佈共同新聞稿稱:“公投法是以人民的力量展現全民意志,這種精神展現不只是抵抗中共侵略的保護裝備,當中共以武力對付台灣的時候,更可以讓國際社會感到不支援民主的台灣不行”。

    為“另類戒急用忍”政策搖旗吶喊。蔡同榮宣傳,中國採取“産業掏空、科技拉空、經濟落空”的政策,讓台灣就範,台灣方面若沒有自己的一套“反制”策略,將使台灣經濟淪為中國的附庸,進而讓台灣的獨立主權無條件被中國吞併而不自知。”

    對金馬“小三通”,蔡提出,“從戰略觀點來看,金馬‘小三通’若未能搭配完善的戰略安全配套措施,則小三通之日,將可能是金馬危機之始”。

    在臺胞心中撒埋“仇共種子”。陳水扁等人清楚:“今日,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台灣社會最根本的問題,是住在這個島嶼的2300萬人民,對於這一塊土地、對台灣的認同感不夠堅強。”實際上就是台灣同胞不“認同”“台獨”。所以陳水扁便千方百計地在他們當中撒埋“恐共仇共”種子,以便於“培育”台灣人民的所謂“認同感”。蔡同榮又是個“播種能手”,而且將重點對象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身上。他一會兒煽動説“我政軍黨遭中共滲透”,“總統府等各部會、立委、國軍現役軍官與退役將領、甚至民進黨內,都有人遭到中共收買”,一會兒又説“台灣部份軍情人員集體投共,幾乎讓台灣情報網前功盡棄”。並進而提出,台灣軍情部門應該對退役官員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忠誠調查”,同時對退役情報官員的動向列專檔監控,以防止“退役即以出賣台灣情報檔案謀生”。蔡同榮還為陳水扁當局出謀劃策:將負責監控軍隊官兵與大陸通聯狀況的“正義項目”之功能擴大,提升“軍事安全總隊”的層次,“成為專門監控國軍與大陸通聯的把關單位”。有必要指出,蔡同榮也好,陳水扁也罷,他們扯的“自決公投”這面破旗,是從美國那裏揀來的。而美國炮製“住民自決論”的秘密,早在1989年就由當時“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員、目前陳水扁政權的紅人陳必照,揭開了。他當時接受《民眾日報》記者採訪時坦承:“從法上講,‘自決’或‘獨立’是由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及‘住民自決論’延伸而來,這是戰後50年代尤其是韓戰爆發後,美國刻意要把台灣變為一個獨立於中共政權之外,且在國際上擁有法律主權的國家;這是美國的如意算盤。”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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