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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籍將領在台灣軍隊中的崛起
中國網 | 時間: 2002-05-09  | 文章來源: 網上獨家
    台灣軍隊最早是國民黨從大陸帶去的,因而其軍事主官長期由外省將領擔任,本省人很難染指。20世紀60年代以後,大量本省籍青年從軍,臺軍基層人事結構因此逐步發生改變,但校級以上的軍官仍由外省人一統天下。90年代以後,隨著本省軍人升職增多,更重要的是李登輝與陳水扁刻意栽培本土將領,臺籍軍官迅速崛起,並於今年2月全面掌控軍隊。50多年來,臺籍將領崛起大體經歷了初露頭角、穩定成長、迅速崛起和全面掌權四個時期。

    初露頭角

    時間為1949年至1965年。國民黨去台灣初期,根基不穩,且政局動蕩不安,尤其是“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社會衝突,再加上50年代初美國對臺政策搖擺不定,60年代的雷震“自由中國”事件,更使台灣政局充滿了變數。為因應內外壓力,解決臺海戰事危機,緩和戰後經濟破敗引發的社會動蕩,達成“反共複國”使命,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不得不實施軍事“本土化”政策,以加強和發展軍事力量,與大陸隔海對峙。因而臺籍將領獲得了成長的機遇。

    早在國民黨去台灣前夕,蔣介石即令陸軍官校第二十三期的23名臺籍學員及軍中臺籍軍事幹部全數空運原籍。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宣佈“復職視事”後,重建了台灣的軍事體制,提出了一項配合“動員體制”的“軍事本土化”政策,以此來緩和軍隊危機。該項政策的實施,為臺籍將領的成長提供了必要的環境。其主要步驟有:第一,鼓勵年輕軍官與台灣當地女子通婚,藉通婚減少省籍隔閡。通婚制度的實施,擴大了軍官的生活圈,使許多將領逐步認同台灣,進而緩和了省籍矛盾,間接擴大了國民黨的社會統治基礎。據統計,台灣陸軍官校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九期畢業的將領,約有三分之一的妻子是台灣人,這批將領成為80年代90年代初臺軍骨幹軍官。第二是實施軍校保送制度,選拔臺籍優秀學生進入三軍官校深造,並列為培植對象。這批軍官後來不少晉陞到少將、中將甚至上將,如曾任“國防部副部長”的郭宗清、曾任海軍“總司令”的莊銘耀等。第三是優先選拔臺籍軍官進入臺軍各指揮參謀學院進行深造。

    隨著台灣當局“軍事本土化”政策的實施,臺籍將領于60年代在台灣軍事舞臺上漸露頭角。據臺“國防部”1965年的統計顯示,台灣軍隊中已有13.8%的尉官、9.6%的校官和1.3%的將官是本土出生的。

    穩定成長

    時間為1965年至1978年。這一時期,台灣島內外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當時島內外形勢對台灣當局非常不利,為擺脫危機,處於接班過程中的蔣經國開始推行各項改革,其中軍隊改革是其改革政策中的重要一環。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在軍中大力實施“本土化”政策,並將推動任務交由高魁元、賴名湯、宋長志等幾任“參謀總長”分階段執行。如1970年前後,台灣軍方推行了“管理知識”運動,教育軍人了解軍事管理和效率的重要性,同時提拔一批臺籍將校軍官,有助於軍事體制的改革和臺籍將領的成長。在台灣當局的刻意培植下,這時期臺籍將領人數有了明顯增多。據臺“國防部”1978年的統計顯示,台灣軍隊中34.7%的尉官、18.8%的校官和7.4%的將官是台灣本土出生的。

    迅速崛起

    時間為1978年至2001年。80年代以後,台灣政局一直處在動蕩不安之中。為了因應內外壓力和保住執政權,國民黨大力推行“革新保臺”和“本土化”政策,尤其蔣經國在晚年為完成軍隊權力轉移,進一步加快了“軍事本土化”的步伐,刻意提拔臺籍將領,以期國民黨政權在其身後能長治久安。隨著元老將領紛紛退役去職,軍係人事歷經異動,臺籍將領在蔣經國、郝柏村、李登輝等人的刻意培植下迅速成長,一批臺籍將領亦被破格進入軍方領導階層。如1981年底,蔣經國特意提升臺籍將領陳守山出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以改善“警總”形象。這樣,陳守山成為蔣經國“軍事本土化”政策的第一個“樣板”和受益者,臺籍將領中的第一位上將。陳守山的出線,帶動了其他臺籍軍官政治地位的提升。1985年6月,蔣經國大量調整軍方人事,刻意提拔一批臺籍將領擔任軍方重要職務,如海軍“中將”郭宗清擔任“左營區司令”,莊銘耀“中將”升任“基隆軍區司令”,陸軍“少將”韋正哲晉陞“中將軍長”,“警總保安處長”陳境棠出任“警總中部中將司令”等。

    在後蔣經國時代,台灣軍方秉持蔣經國“軍事本土化”的旨意,積極提拔臺籍將領。1987年底,郭宗清在晉陞“二級上將”的同時,又出任“國防部副部長”要職,成為蔣經國“軍事本土化”政策的另一個“樣板”和受益者,也是第二位臺籍“上將”。經過蔣經國的刻意培植,80年代後期,臺籍將領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人數也有顯著增加,在台灣軍隊中已具有一定的規模。據臺“國防部”1987年統計顯示,軍隊中已有49.7%的尉官、34.7%的校官和16.7% 的將官是台灣本土出生的。

    1988年1月13日,本土出生的李登輝繼承國民黨的“法統”,成為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人。李登輝于1990年正式當選“總統”,並通過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掌控了黨政軍特大權。李登輝全面主政後,在推動國民黨“本土化”、政權“台灣化”的過程中,有感於軍隊對統治權的重要性,對軍隊特別是軍隊高級將領的“本土化”用心甚多。在他的刻意栽培下,一大批臺籍高級軍事將領脫穎而出,共有將近50名的是經他授銜成為“少將”、“中將”、“上將”。如前“海軍總司令”莊銘耀、前“空軍總司令”黃顯榮、前“副參謀總長”蔡春輝、1998年出任“空軍總司令”的陳肇敏等都是在李登輝的刻意栽培下成為臺軍高級將領的。

    1999年以後,李登輝開始部署卸職的接班事宜,其中軍事將領的進一步“本土化”是其人事安排的關鍵環節之一。1999年1月,李登輝宣佈對軍方高層主管進行改組,原“參謀總長”唐飛出任“國防部長”、原任“陸軍總司令”湯曜明升任“參謀總長”並晉陞“陸軍一級上將”、原“副總參謀總長”李傑出任“海軍總司令”、原“陸軍副總司令”陳鎮湘升任“陸軍總司令”並晉陞“陸軍二級上將”。本省籍的湯曜明出任“參謀總長”,島內媒體普遍認為,是李登輝刻意在卸任前安排軍權移交給本土將領。

    全面掌權

    時間為2002年起。儘管本省籍的將領湯曜明于1999年出任“參謀總長”,部分掌控了軍權,但依台灣“憲法”規定,臺軍軍政、軍令分開,軍政大權,即“國防部長”仍然掌握在外省籍的唐飛(後來是伍世文)手中,“參謀總長”在法律上還要受“國防部長”的節制。因此,湯曜明擔任“參謀總長”,還不能完全代表本土將領掌控了軍權,本省籍將領完全掌握軍權,是湯曜明于2002年3月1日起出任軍政、軍令合一的“國防部長”。

    有強烈本土與台獨意識的陳水扁跟李登輝一樣不信任外省人,其在主政初期,出於穩定政權的考量,除了在行政系統大量啟用親李登輝、親民進黨的本土人士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力推動軍權本土化。他接受李登輝的建議,留任本省籍的“參謀總長”湯曜明。然而,儘管湯曜明掌控軍權,但外省籍的“國防部長”伍世文名義上還是其頂頭上司,湯曜明還要受伍世文的節制。另一方面,軍政軍令一體化是陳水扁信奉的“國防”政策。當然更重要的是陳水扁對外省籍的伍世文不信任、不放心。為了避免外省籍將領佔多數的軍方反彈,陳水扁藉軍方體制改革來踢掉伍世文這塊鐵板,為本省籍的湯曜明全面掌控軍權掃除障礙。

    在陳水扁的推動下,台灣“立法院”于2001年底通過“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使軍政軍令合一法制化,即“國防部長”為最高軍事指揮官,“參謀總長”為“國防部長”的幕僚長。二法於今年3月1日實施。恰好2月1日要進行“內閣”改組,陳水扁便藉機撤掉伍世文,換上其信賴的湯曜明。

    湯曜明調職後,牽動了軍方系列人事調整:前“海軍總司令”李傑升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同時晉陞為“海軍一級上將”;前“副參謀總長”苗永慶“上將”出任“海軍總司令”;前“海軍副總司令”費鴻波“中將”升任“副參謀總長”,同時晉陞“海軍二級上將”;“國防大學”校長夏瀛洲“上將”、“副參謀總長”王漢寧“上將”、“空軍總司令”陳肇敏“上將”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前“空軍副總司令”李天羽、劉貴立分別升任“空軍總司令”、“副參謀總長”,且同時晉陞為“空軍二級上將”;前“陸軍總司令”陳鎮湘“上將”調任“國防大學”校長;前“陸軍副參謀總長”霍守業“上將”轉任“陸軍總司令”;前“國防部聯合作戰暨督察部主任”朱凱生“中將”升任“副參謀總長”,並晉陞為“陸軍二級上將”。

    在這波人事調整中,最引人注目者除湯曜明之外,還有本土出生的陳肇敏,因為陳肇敏已于3月1日出任“國防部軍備副部長”。3月1日,臺軍一元化體制開始運作,軍權全部掌握在“國防部長”及三位“副部長”手中,即總管全局的“部長”湯曜明,“軍政副部長”康寧祥、“軍令副部長”李傑(“參謀總長”兼任)、“軍備副部長”陳肇敏。在四位軍頭中,除李傑外,其他均為台灣本省人,陳水扁推動的臺軍本土化至此大功告成。

    (本文作者係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長)

    中國網200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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