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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年12月 “中部崛起”首次顯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中國網 | 時間: 2006-02-13  | 文章來源: 民營經濟報

“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12月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現在次年經濟工作的6項任務當中,旋即引起海內外的廣泛注目。

事實上,“中部崛起”首次進入中央的報告、文件或講話,從今年初就開始了。在3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2004年的主要任務時,在第三項“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推進西部大開發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概念,並強調加快中部地區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方面。

“中部崛起”在一年內相繼進入中央最重要的決策文件,這表明,中央對於解決長期以來中部地區發展速度落後於西部、發展水準落後於東部的“中部塌陷”問題已經有了緊迫感,有望從明年起出臺一些加大對中部地區支援的政策。

中央在這個時候感到解決中部問題的迫切性,很大程度與“三農”問題有關。國家實施近20年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正在調整。

中央在這個時候感到解決中部問題的迫切性,很大程度與“三農”問題有關。今年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比較好的一年,農民收入出現了多年來未見的大幅度增長。但從明年開始,隨著中國“入世後過渡期”來臨,農業將對外開放,中國脆弱的農業能否經得起進口農産品的衝擊?農民增收的好勢頭會不會曇花一現而夭折?“三農”問題直接關係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穩定,因此中央異常牽掛。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的任務,繼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之後的第二條就是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支援力度,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動員全黨全社會都來關心和支援農業”。而中部地區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河北、山西七省正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也是“三農”問題最為集中的區域。不解決“中部塌陷”就無以解決“三農”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早幾年就曾提出過類似“中部塌陷”的預警,而如今,預警已成事實。國家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部地區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河北、山西七省共有5億多人口,每人平均佔有資源總量在全國卻最少。從1980年到2003年,東部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從50.2%增加到了58.86%,而中部地區在全國範圍內的地位是下降的。1980年中部地區每人平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數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區只相當於全國水準的75%。中部與東部的GDP差額比已增加了6倍。

而西部大開發使原本落後的投資增長速度大大高於中部。1998年,西部地區固定資産投資增長31.2%,比中部高16.8個百分點,2001年1月到7月,西部投資增長20.1%,又比中部高2.5個百分點,中部成為全國投資的“谷底”。

2002年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城鎮居民收入中,中部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準低1369元,比西部低183元;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東部8個,西部2個,而中部一個沒有。

中部原來的經濟大省湖北如今已變為勞務輸出大省,建國之初曾經作為中南局總部的武漢失去了往日的輝煌。武漢與廣州人口規模相差無幾,但GDP、財政收入、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項指標,武漢只有廣州的一半左右。經濟運作品質指標,如進出口總額、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等指標的差距更達3~12倍。

導致“中部塌陷”的原因,與國家近20年來實施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有關,上世紀70年代末中央重點發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傾力打造長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點建設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帶,90年代末實施西部大開發,2003年又提出了振興東北,所有這些都與“不是東西”的中部擦肩而過,從而使中部成為“政策邊緣化地區”,在2002年的兩會期間,為了吸引中央關注,武漢市市長李憲生就曾問當時還是副總理的溫家寶:“武漢在哪?”其用意是武漢的作用在哪?武漢的地位何在?到了今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李憲生提交了一份報告,警告説“武漢正成為政策邊緣化城市”。

“中部塌陷”,還緣于中部缺少大都市圈的帶動。中部地區不僅缺乏像東部的上海、香港、廣州這樣的大都市,而且還缺乏構成都市圈必需的,像珠三角的中山、東莞這樣的中小城市群落,沒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態群,難以帶動和整合區域的資源和優勢,也難以形成連接整個地區的産業鏈。變成了個別優秀大企業單打獨拼,難以依託區域整體競爭力成長的艱難局面。

而大都市難以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於中部地區是全國主要的糧食生産基地,這種分工定位使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緩慢;另一方面又在於近年來中部地區內部的資源分化。本來,中部的武漢是天然的東西南北的交通、資訊、産品、物資、金融等經濟生産要素和生産成果的匯集和擴散中心,是最有可能發育成為中部大都市的城市。但這幾年,物流改變了武漢節點的地位。歷史上武漢的崛起得益於它同時擁有了長江黃金水道與京廣南北大動脈。如今,十幾座長江大橋的修建、京九鐵路的貫通、公鐵運輸網的加密、長江黃金水道的退化,已使武漢漸漸失去了華中交通樞紐的功能,原有資源的壟斷性價值已經縮水,區位優勢及腹地資源優勢被攤勻。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圈的形成和資本的快速積聚,在資本之力牽引下,湖南、安徽、江西等地紛紛喊出“融入上海經濟圈”、“融入泛珠三角經濟圈”的口號。弟兄四散而走,導致華中大區的資源難以整合,武漢的衰落也就在所難免。

由於沿海開放城市等政策的實施,憑藉港口的優勢、第一輪産業集群在東部已經完成,典型的有紹興的紡織業、東莞的IT製造業等。這種集群力量的作用,使得許多東部城市變成了新的産業中心。而中部許多城市則淪為遠離産業配送鏈、遠離産業集群的製造業孤島,勞動力低成本、土地低成本無法抵消居高的物流成本、配套成本。對於那些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務來説,在靠近沿海港口的地方設廠比在內陸地區要節省兩位數的運輸成本。比如武鋼從國外進口到武漢港的礦石,需要從寧波港轉運兩次。相對於海外市場,武漢運輸成本較高。

製造業、商貿業向東部集中,中央又把深交所、上交所等金融證券市場交到東部手上,於是中部的金融資本、人才也伴隨著産業集群向東部遷移。甚至有一年,每年培養博士數以千計的武漢只剩下8名博士。廣州番禺有個明珠星集團,是全國最大的藝術石英鐘生産基地,從老闆到4000多員工,60%是湖北監利人。在番禺由監利人經營的石英鐘廠還有幾十家,但他們都不會在家鄉辦廠。

此外,財政供給不足,一直是嚴重困擾中部地區政府的大麻煩之一。由於財政艱難,政府只好向納稅人伸手,提高稅費徵繳壓力,形成了一種惡性迴圈。所以,儘管中部內地的地價、房屋租金、人工工資、水電費等一般比沿海城市要低20%~80%,但繁多的稅費、攤派和官員的吃拿卡要、行政低效率的損失卻比沿海高得多。這使得投資經營環境難以根本好轉。

鋻於以上的種種原因,如今中央要扶持中部地區崛起,估計會在解決“三農”問題、推動中部的城市化、加快培育産業集群、改善武漢的交通物流設施以及財政和金融政策支援等方面入手。

其中,解決“三農”問題上,將採取了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大糧食主産區,對商品糧基地建設的投入,並在5年內取消農業稅,讓中部農民實實在在地減輕負擔。

河南的地方官員向中央建議:對中部地區採取稅收傾斜政策,中央和地方稅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由中部省份有實力的企業發起成立中部開發銀行和中部發展銀行;中央重點投資離河南最近的出海口連雲港。

對於其他問題的解決,今年4月間,河南省的地方官員曾向中央建議,中部崛起需要中央給予多方面的政策支援,其中包括:

———對中部地區採取稅收傾斜政策,中央和地方稅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解決中部地方政府財政供給不足的問題。

———由中部省份有實力的企業發起成立中部開發銀行和中部發展銀行。現在國有銀行和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在中部地區的分支機構,受市場引導和利益驅使,通過上下級行之間的資金調撥將資金投向東部。若能在中部設立區域性的中部開發銀行和中部發展銀行,由於其分支機構和總行在同一區域內,對本地經濟在資金上的貢獻必定要大大高於一般銀行的分支行,從而能夠有效地改變資金大量流向東部導致中部失血的狀況。

———建設中部外向型出海口。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位於中部交通樞紐地區,區位優勢得天獨厚,運輸業比較發達,但一直沒有通江達海的出海口。距離最近的連雲港是全國十大海灣之一,但地處蘇北,發展一直較為緩慢,基礎設施不完善。因此提議中央政府重點投資建設連雲港,同時協調有關各方,制定鼓勵民間投資港口的政策。

———以土地政策扶持中部的園區經濟。中部地區要加快産業集群,推進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地會使用大量土地,提議在確保了區域內基本農田面積穩定、耕地佔補平衡和農用地總量動態平衡之後,通過整理復墾、提高利用效率等措施獲得的用地指標,優先用於中部工業園區的建設,發展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産業的集群。

地方上提出的這些建議,應該會成為中央考慮的政策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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