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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用穩定的手段調控經濟
中國網 | 時間: 2006-02-21  | 文章來源: 財經時報

中國應在制度上鼓勵創新,通過法律等手段給市場穩定的預期,讓中國企業更加關注提高核心競爭力,而不再追逐短期利益。宏觀調控應該著眼總量調整,而不是結構性調控

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周春生看來,本輪産能過剩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差別。一是整個體制在改變,市場作用在不斷增加,二是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下降,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不斷增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在經濟利益上存在著一定的衝突。

在制度上鼓勵創新

周春生認為,本輪産能過剩很大程度上是微觀層面的因素造成的。原因之一是包括私有企業在內的廣大企業追逐短期利益,低水準競爭導致低端産品大量過剩。很多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哪個行業眼前賺錢快,就做哪個行業,很少關注行業長期前景,關注企業長期發展。一旦用電開始緊張,各地就拼命建電廠;煤炭一緊張,各地就拼命挖煤,甚至不顧生産安全。

針對中國企業界普遍存在的這種非理性短期行為,周春生分析説,這與中國經濟仍處於轉型階段,企業發展不成熟有關。在很多企業沒有核心競爭能力時,模倣也是一種策略,尤其中國對創新仍然缺乏制度性保障,無疑打消了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産品深加工上的積極性。中國應該在制度上鼓勵創新,對智慧財産權加強保護,使中國企業更加關注營造核心競爭力,而不再追逐短期利益。

用稅收手段調節資源産品的利潤

目前的産能過剩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資源性相關行業。周春生認為,這與資源性相關行業的市場化不完全、缺乏資源稅調節手段有關。商品漲價了,商家就更賺錢,這種邏輯在某些領域是對的,比如英特爾晶片漲價了,英特爾就能賺更多錢。因為晶片技術本來就屬於英特爾,英特爾不需要為此向任何人繳稅。但這個邏輯不適用於掌握在政府手中的資源性産品,比如煤炭、石油、地産等。

解決企業追逐短期利益造成的局部産能過剩問題,需要正確利用稅收政策。很多人一看到煤炭漲價了,就以為挖煤能賺錢,這個邏輯事實上是不對的。煤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的,是資源型産品,在中國,這個資源由政府掌握。當煤漲價時,政府徵收的資源稅就應該增加,使挖煤的成本相應提高。這樣的話,煤再漲價也不會出現暴利。

再以房地産為例,大家看到房子價格高,就一窩蜂搞房地産,事實上這種邏輯也是不對的。房子價格高了,地的價格就應該上升。美國房子價格再高,房地産也不會出現暴利,因為土地價格會相應提高,從而提高房地産開發成本。

我們需要以徵收資源稅的辦法來調節部分資源性行業的過熱産能,同時強化

審計稅收監管。但這個問題要從根本上改變,需要從體制上進行改革。

給市場穩定預期

周春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政府調節,長期來看這並不是一個值得推崇的做法。在中國現有市場環境之下,我們只能逐步發揮市場的作用。市場作用的發揮,跟制度的完善有很大關係。

西方國家以“看不見的手”進行調節,其前提是所有生産要素都由市場定價,但目前中國做不到,比如土地,目前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來定價,政府不得不干預。這是轉型經濟的必然現象。隨著體制的不斷改革,市場發揮的主導作用會越來越大,這時企業行為會變得更規範,會有更強烈的動機來關注長期利益。

在政府主導的增長模式下,還沒有形成一套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制度。由於制度不完善,大家就擔心制度會變,難以形成長久預期。這就會出現追逐眼前短期利益和一哄而上的短期投資衝動。

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場能做的事情,而是應該通過法律而非行政的手段,給市場相對穩定的預期,讓企業著眼于長遠發展。就調控本身而言,也應該儘量以市場化的相對穩定手段,而不是隨意的行政手段來進行調節。中國現在的調控方式時緊時松,有些過於隨意。

政府應著眼總量調控

中國的宏觀調控與國外有差別,不僅有總量調控政策,還有結構調控政策如稅收政策。國際上主要的市場化宏觀調控只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一般不會輕易改變稅收政策。

房地産調控是典型的結構性政策。行業過熱就提高徵稅,使它冷卻;要刺激某行業發展就給予稅收上的優惠。這種政策兼有宏觀和結構政策的特點。中國傳統的調控手段更多地依靠結構調控,比如地産過熱時政府就限制地産,鐵路運力不足時政府就投資鐵路。這種結構性政策不是完全市場化的,在某種意義上説屬於行政性指導或干預手段。現在很多的宏觀措施,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依舊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特點。

從總量政策來看,與産能過剩相關的是內需不足的問題。2005年時人們就已經開始關注內需不足問題,有人也擔心會發生通縮。解決內需不足問題,若一直靠出口是不現實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年的總量政策不會太緊。

從結構性政策來看,問題很複雜。短期內政府可以制定某些措施去消化過剩産能,這是我們應對産能過剩的傳統做法。比如,一旦鋼材過剩,政府就鼓勵修路修橋。周春生認為,中央的宏觀調控從長遠看還是應該放在總量上,經濟過熱就提高利率、緊縮財政開支,經濟偏冷就降低利率、增加財政支出。

結構調整更多是微觀層面的活動,應由企業自身根據行業發展前景來選擇進入或退出某個具體行業,通過企業自身的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來實現。這個過程可能會付出很多代價,比如很多企業可能會倒閉,但這種現象在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是司空見慣的。這是中國企業自身成長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

制度性欠缺

過剩産能的背後,是地方政府、銀行和企業三方形成的利益聯盟。風險控制是銀行管理的重要職能。理論上來講,銀行在信貸發放的行業佈局和企業的甄別篩選上應該有很強的風險意識,要更多關注行業的長期發展。

但周春生認為,在政府主導的情況下,銀行的決策並不是完全獨立的。現在的人事制度和治理結構對銀行的風險控制不利。現任的行長或信貸主管要為將來的信用風險承擔什麼責任,目前並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國內的制度安排導致銀行管理者只考慮本人任期內會發生什麼,而且管理者的任命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性安排。這是一種制度性欠缺。

銀行改制、財稅制度的改革很難推進,它牽涉到很多人的利益,並且牽涉到政府的調控能力。比如如果工商銀行完全市場化運作,那麼政府的調控就少了很大的自由度,這關係到政府利益的問題。 (見習記者 徐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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