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從目前來看,正是“人無貶基”——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市場預期有很大的調整,有很大的變化。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基本穩定。
總體來説,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産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2016年,房地産信貸裏面增長比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
外匯儲備下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本來也不想要那麼多,所以適當的有所下降,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儲備的東西是幹什麼的?儲備的東西就是要留著用,而不是攢著看的,所以這也是一種正常的事。
近些年,分別對北京、天津等35個城市開展了源解析工作,基本弄清楚了比如説燃煤、工業排放、揚塵、機動車、秸稈焚燒等等。它們都是PM2.5形成的主要原因。
2016年74個重點城市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30.6%
2016年,北京市PM2.5平均濃度為73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8%。2016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平均濃度分別為71微克/立方米、46微克/立方米、32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分別下降33.0%、31.3%、31.9%。
環境守法態勢正逐步形成,落實地方政府環境保護責任,是落實環保法重中之重。部分地方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環境保護的職責落實不到位,層層傳導的壓力不夠。
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表示:央企的重組不是搞行政的“拉郎配”,也不是搞簡單的“歸大堆”,更不是搞新的壟斷,也不會出現一哄而起、大規模的“重組潮”。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介紹,全國國資控股和國資絕對控股的上市公司有1082家,中央企業就有395家,其中在滬深兩市A股的有292家,戶數佔比近10%,佔滬深兩市A股市值的20%。
黃丹華表示,國資委堅持問題導向,全面地梳理國資監管工作當中的突出問題,按照完善國資監管體制的要求,重點從健全制度、轉變職能、強化監督三個方面採取了切實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
目前影響中韓關係的最大問題,就是美韓執意要在南韓部署充滿爭議的“薩德”反導系統。引進“薩德”顯然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所以我們奉勸南韓國內某些勢力不要再一意孤行。中方敦促韓方懸崖勒馬、中止部署,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迄今中國為斡旋朝美的接觸,推進六方會談傾注了全力,也為制定和執行安理會決議做出了貢獻。今後,我們仍然願意做一名“扳道工”,把半島核問題扳回到談判解決的軌道。擁核不會安全,動武不是出路,復談還有機會,和平仍有希望。
新時期中美俄關係不應該是你上我下的蹺蹺板,三方應該一起做加法,而不是減法,應該一起謀共贏,而不是零和。三方完全可以通過良性互動、相互促進,來共同履行維護世界和平的義務,共同承擔促進全球發展的責任。”
發展産業脫貧仍然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主攻方向,最終還是要靠發展産業來脫貧。易地扶貧搬遷,光搬走還不行,得發展産業才能增收。
中國仍然是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一定要在做好國內脫貧攻堅的基礎上,加大國際減貧領域的合作。
要求每個縣建立扶貧資金項目數據庫,把項目、資金進行公示、公告,要自覺接受社會基層和群眾的監督。
“這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用市場的手段,用改革的辦法,通過引導市場主體行為,促進結構調整”韓長賦説。
張桃林回答轉基因問題時表示,轉基因技術在農業的節本增效、資源高效利用、抗蟲抗旱、減少農藥的施用量,推進綠色發展等方面有獨特的作用和巨大的潛力。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是可控且有保證的。
“總之,在土地問題上,中央的政策方針是明確的,我們要抓好這方面的落實,保護農民的權益,同時激活土地的要素。”韓長賦説。
我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體上仍然是收大於支,能夠保證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
從去年春季的學期開始,已建立城鄉統一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了“教育經費可攜帶”,通俗講,就是錢隨人走。
為了防範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財政部高度重視,已經建立了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和分類處置指南等一系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