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山 莫幹山會議30週年紀

“波瀾壯闊的洪流，改天換地的歷程，其中有一段中青年經濟改革研究活動的活躍時期，可稱得上是洪波曲中的一朵潮頭浪花。”三十年，風風雨雨，起起落落，一代人的經歷，一個國家的見證。莫幹山會議，經濟改革風雲激蕩，中青年學者在這裡論劍，士大夫情懷和為國獻策的精神，久駐于他們的心間。華生、賈康、徐景安，他們都在這場影響中國改革的會議中，縱論春秋。

莫幹山，因劍而名世。30年前，一批有志青年，在這裡相聚，很有問劍天下，指點江山的情懷。莫幹山會議，推動了中國歷史進程，也成就了一些人。

論劍莫幹山

“中國改革時期的會議很多，能被記載的很少。而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兩個會議將被載入史冊：一個是1984年9月的莫幹山會議；一個是1989年3月的京豐賓館會議，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開始影響中國的改革時代；後者則隨著那年初夏的歷史事件而暫時銷聲匿跡。開會的人，各奔東西；有的陞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經商了，有的走遠了。”

在《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作者柳紅眼中，本刊記者覺察出憂傷與堅毅的交織。北苑路加利大廈，柳紅把自己的小家佈置得雅致井然，客廳一側擺放著傳統的桌椅和茶具，這是她的待客之所，一眼便能看到她與丈夫朱嘉明的合影。

柳紅珍藏著一張照片，這是一張黑白底的長幅照片，上寫“1984年9月浙江莫幹山，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合影”，透過時間的滄桑，30年前那一張張鮮活的面容躍然紙上，180余人記錄著那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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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之地，非常之遇

在中國地圖的東部，如果把滬寧杭三地連線成為一個三角形，人們會發現，這個三角形的中心，便是地處浙江北部的莫幹山。這裡草木繁茂，氣候宜人，是江南難得的避暑覽勝之地。古有幹將莫邪在此地鑄得雌雄兩劍，莫幹山因此名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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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夏天，酷暑難耐，誰也沒有料到，一場影響中國命運的會議，會在這裡拉開帷幕，1980年代後期一系列重要改革政策，也在這場會議中醞釀和論證，組織和參與會議的人，雖還健在，卻也兩鬢斑白，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憶和期待。

莫幹山會議的發起，從一列火車開始。會議的發起人，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那時候，他們剛步入而立，柳紅説：“朱嘉明33歲，黃江南34歲，他們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的經濟師、助理研究員。”他們也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係第一屆碩士，上山前，剛參加社科院組織的第一次博士生招生考試。

在天津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黃江南和朱嘉明等人討論，農村改革已經5年了，城市改革還沒有配套，這便是會議發起的初衷，而莫幹山能夠成為會議的場地，並聚集起全國最優秀的一批中青年經濟研究者並非偶然，它是歷史沿承的自然結果，只不過花落於此，在這裡長成參天大樹。“19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後第一屆大學生都畢業了，很多人走上了工作崗位，有的還上了研究生，人才已經有了儲備。

其實，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工作者雖散居各地，但已經有了團體意識，密切注視著國家的發展和變化，也關注著彼此的境況，只要有一個機緣，大家都十分心齊，彼此響應。”柳紅説。事實上，一直以來，經濟研究者們並不孤獨，他們有的保持著聯絡，以各自所在地為據點，隨時準備發聲和行動。1980年代大環境變好後，莫幹山很自然地為經濟圈子的聚合與發聲提供了理想的場地。

在朱嘉明的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記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自9月3日-9月10日召開，這是我提議，與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發起的。會議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為了組織會議，朱嘉明9月1日便在山上住下，329樓是他的記憶抹不掉的數字。每天早上，他都去爬山，這位地道的北京人要感受一下南方山形的俊秀與北方山勢的雄渾之異。

會前的5月份，《中國大趨勢》的作者溫元凱便在安徽合肥組織了“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和中國改革研討會”，他把當時鳳陽縣縣委書記翁永曦、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鞍山無縫鋼管廠廠長王澤普等改革的先鋒人物聚集在一起，開了一個“全國改革者大會”。

溫元凱鋒芒畢露，會議“理所當然”地受到的中央領導的批評，憑什麼叫“全國改革者大會”，沒參加的就不是改革者了嗎？莫幹山會議組織者之一的張鋼事後回憶，“改革者大會”後，因為這種開會形式過於扎眼，事後草木皆兵，於是，莫幹山會議的組織者們汲取了教訓，改為多家新聞機構聯合發起。

為了壯大聲勢，他們選擇了《經濟日報》、《經濟學週報》、《中國青年》等媒體作為合作對象，發佈消息。1984年6月12日，《經濟日報》以“本報訊”的形式發佈會議資訊，向全國徵集論文，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當月中旬開始，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徵集論文。論文入選則作者將作為正式代表應邀出席會議。

“這也算是廣告吧，當然這在當時也不叫廣告，是一條消息。《經濟日報》算是大報了，《經濟學週報》只是當時的一份小報。”經濟學家華生就是當時在這兩份報刊上看到消息後，將自己的論文寄過去的。莫幹山會議則是以文選人，不論資歷，不論長相，不論官階，大家彼此從不認識，只是看到一條消息後把論文寄過去，至於會不會選中，似乎都不抱有必然的希望，當然，內心那份期待自不必説。

華生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僑聯華商會副會長、北京市僑聯副主席、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推崇漸進式改革，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激進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召開的。有時候真是造化弄人，這條資訊注意到的人並不多，“那個時候，誰看到了誰才可能寫了，沒看到的就算了。我們的同學高梁，他是顧準的兒子，他參加了籌備組，任務就是選文選人。”華生回憶説。高梁也在與本刊記者的電話裏，推薦了華生作為談論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採訪對象。

由於家庭背景的原因，高梁與《經濟日報》等媒體，還有組織者朱嘉明、黃江南都比較熟。在他的影響下，北京經濟研究圈子裏的人都參與進來了，比如周其仁、王小魯，華生則是從報紙上看到的消息，“哎呦，還有這事兒啊”。華生把自己寫的一篇關於商品市場的文章寄過去，不久他收到通知，“文章入選了，通知我到莫幹山來開會。”那個時候，華生還是社科院的一名研究生。

儘管是以文選人，不過上了莫幹山，開會的內容與論文並無多大關係，甚至到今天，華生都沒有見到自己和別人參選的論文。“因為這些文章在會上根本沒有發，當然那時候條件也差，根本也沒有説誰是靠什麼文章來的，沒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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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江南，酷暑還未退去，驕陽似火，一批熱血之士甩開膀子，揮汗如雨，絲毫沒有倦怠之意。有人為了參會，15個小時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乘火車趕會。會場上，所有的討論組氣氛都很熱烈，從早到晚，沒有人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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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討論得十分熱烈，儘管後來華生以價格雙軌制聞名，會議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帶著什麼價格改革的成熟想法與會。在所有的小組討論中，價格討論是最激烈的，自然也是最容易引起上層重視的。不過，一幫懵懂上山的小夥，似乎對談論什麼並不在意，因為改革的問題太多太繁。現在看來，一些討論的問題當時已經相當前衛，比如有人建議發行“特區幣”，有來自內蒙的人提出反梯度理論，“特區幣”則因為可能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只能作罷，反梯度理論也因和當時改革開放從沿海到內地漸次推進的國家戰略相衝突而未受到重視。不過，意見沒有被採納的人事後也沒有什麼強烈反應。

和華生一樣，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也是在讀碩士研究生，他比華生小一歲，參加莫幹山會議，他們都已進入而立之年，兩人都從基層幹起，當過工人，恢復高考後上的大學。也許是機緣巧合，1984年，賈康寫了篇論文《論廣義狹義價值規律》，發表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學界最權威的理論刊物《經濟研究》上。論文能在這樣的刊物發表，給賈康在經濟理論界帶來了“知名度”。

賈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國債協會常務理事。身在財政科研第一線的賈康，總是寄語當代青年學者，要理論密切聯繫實際。

後來，蔡重直找到賈康，推薦他參加中青年論文初評和莫幹山會議的事宜。蔡重直也是當時經濟界小有名氣的青年人，當時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所研究生部讀研，人行研究所研究生部在業界頗有名氣，人稱“五道口”，有金融界的“黃埔軍校”之譽，現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便是蔡重直的班長。

賈康回憶，當時已有傳聞，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這“改革四君子”在80年代初上書中央，提出“重調整、緩改革”的階段性要領建議，得到高層肯定；後來，最初以民間身份參加農村問題研究小組的一批年輕人進入了杜潤生領導下的中央農村政研室，在國家體改辦之下，又成立了體改研究所，成員中有王小強、李峻、張少傑、趙榆江等一批有朝氣的年輕人。賈康的印象裏，體改所也是在莫幹山會議之後才成立的。會議的籌備者聯絡了各方面的人士，得到浙江省省級研究機構的支援。

賈康記得，他在籌備組那裏領到一大捆應徵稿，他一份份閱讀，並標明瞭自己的看法。給他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推薦的貝多廣，此人後來成為中國金融行業領軍人物。貝多廣在莫幹山會議後進入財政部工作，後來又進入金融界，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做過JP摩根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時間過了30年，賈康已經記不起貝多廣的論文寫了什麼，但他肯定，貝多廣的論文水準“明顯高於一般的徵文作者”。

給賈康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來自西藏交通局的作者，他寫的是關於交通管理體制改革的，賈康覺得這樣的文章作者有其獨特的地區代表性，所以作了推薦，後來還真的入選，賈康回憶説：“莫幹山會場上見到他，感覺是超乎想像的年輕，看上去也就是二十挂零的一個小夥子。”在莫幹山大會上，主持人專門強調了這次中青年會議的意義，並介紹了這位西藏小夥子一波三折的參會過程：開始其所在單位不同意，是籌備者抬出了中宣部、中組部這樣的名義，才解決了問題，交通費也專門作了特殊處理，他才得以成行。

賈康還提到了一位浙江的年輕人閻卡林，此人在工作單位堅持自學和撰寫經濟方面的文章，但遇到不好的待遇，單位領導卡他、治他。“可能僅是出於心理不平衡，這在那個年代十分常見”，賈康説。莫幹山會上，為了解決這個年輕人的參會和發展難題，當場有中組部青年幹部局的人宣佈，已向北京打長途電話請示後決定，推薦閻卡林到《經濟日報》工作，擺脫他的不良環境，全場馬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此人才能順利參會。後來，閻卡林在《經濟日報》理論評論部工作，寫了大量文章，並主持過專欄。

這次會議能形成規模並得到高層的重視，並非大會組織者事先設計好的，很多事情都是機緣巧合，根本預料不到。“會議開幕式，浙江省省長去了，還有國務委員、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聽了彙報，這些人都是老革命。當見到國務委員的秘書、總理的秘書都在會上，大家感覺到這個會確實不一般。像現在的會啊，去一個部長可能都不算什麼。最重要的是總理的秘書去了，大家精神一振，知道肯定有點事兒。”華生回憶。

順著華生的思路，記者了解到，參加這次會議的規格確實不低，中央層面的人，總理秘書、孔丹、王岐山等人都上了山，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中央領導的態度。地方上，時任浙江省省長、省委副書記薛駒，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羅東，以及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浙江大學的領導也出席了會議。

一個最初由媒體組織的會議最後規格如此之高，華生認為最關鍵的是被一批在體制內有影響的人重視了。參會的人，“比如陳一咨，後來直接升任體改所所長，王岐山更不必説，他在中央農研室，也是‘改革四君子’之一。”會議組織者的幾君子和張勁夫秘書孔丹很熟，孔丹及總理秘書跟著張勁夫一路調研到了杭州。孔丹對張勁夫吹風：有一群年輕人在莫幹山上開會，研究經濟體制問題，包括價格改革。張勁夫當時任國務委員，管的就是這個事。孔丹在張勁夫面前説，我跟這幫年輕人很熟，我和總理秘書是不是可以去聽聽，沒準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巧的是，總理秘書也在山下。經過張勁夫的同意，孔丹和總理秘書一起上山，一場大戲開鑼。

“中青年蓬勃而出，一大批投身並活躍于8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研究活動的年輕人，在後來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一些人已經躋身為國家領導集體，有的成了國家領導人，有的成了重要部門的領導者。”

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賈康提到被稱為“中青年研究隊伍”中的不少人。“如王岐山、馬凱、周小川、陳元、樓繼偉、郭樹清、肖捷、吳曉靈、劉克崮、陳錫文、許善達、魯昕等等。除了這些人士後來成為領導者外，周其仁、張維迎、宋國青等作為學者，至今都是學術理論界的帶頭人，華生、曹遠征等作為頗具影響力的經濟、證券、金融界學者型人士，也繼續活躍。”正是這批精英，參與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經濟改革。

莫幹山會議後，華生直接參與了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一下子被改革的洪流卷到了潮頭，只是，風光不久，他不得不面對命運的選擇。出國、回國、下海，一段曲折的經歷後，華生崛起于商界，不過，強烈的士大夫情懷又讓他重操舊業，近年研究起中國最為複雜和糾結的土地問題，他要破解中國的土地迷局。採訪中，他送給記者一本他的專著《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並表示第二本書即將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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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當論，名利莫爭

一個理論發明權的爭議，驚起了一灘鷗鷺。雖然時隔30年，每個人的回憶都帶有自己的記憶因子，很難做到完全重現歷史，不過，從當事人的表述中可以發現，某人遭到圈子內人們的反感，不過事情並沒有發展到沒有決裂的程度，見面不説，卻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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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生下了海，賈康留在了體制內，作為當時會議上的官方人士徐景安，他的故事也不少。徐景安1985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0年代後期，他調任深圳體改委主任，成為深圳證券市場的開拓者。提起莫幹山那段往事，徐景安有説不完的話。

徐景安 中國幸福研究院院長、中國幸福社會促進會會長、1984年主持起草了“關於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1985年提出住房改革建議被採納，後推向全國；1987年調深圳後，推進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場，首創了企業産權轉讓市場，主持設計了深圳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方案等。

1984年初，徐景安在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處任處長，他參與了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過程，“我對那個時候整個改革情況比較了解，我參與起草了我國第一部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從徐景安快速的上海口音中，記者發現他對自己的回憶十分自信。當時，為了組織莫幹山會議，《經濟學週報》的張鋼找到王岐山，王岐山向張鋼推薦了徐景安。他成為莫幹山籌備會的副組長，分工負責學術討論，正是根據他的建議專門設立了價格組。

前文提到，溫元凱搞了個“改革者大會”，會議受到送樣領導的批評，參加莫幹山會議前，有領導擔心徐景安出事，勸他不要去了。面對領導的好意，徐景安謝絕，他不願意“臨陣脫逃”，毅然決然地參會了。“我是冒著丟烏紗帽的風險去的，如果出事我肯定跑不掉。”在莫幹山，徐景安遇到了一幹銳氣十足的年輕人。

雖然過了30年，徐景安的記憶依然清晰。特別是對價格雙軌制的回憶，他的聲音隨著回憶的深入變得硬朗而洪亮。“那個時候，價格問題成為一個很大的難點。國務院開了無數次會來討論怎麼解決，有小調的，有中調的，有大調的。當然不管是小調、中調還是大調都找不到出路。”

徐景安將價格列為討論的首要問題，“七天七夜我都在研究這個問題”。2011年11月，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將“價格雙軌制理論”獎頒給了以華生、何家成、蔣躍、田源、張維迎等主要貢獻人，其中並沒有徐景安。對此，徐景安給記者出示了一份材料，這是他在2012年1月19日刊登在《香港商報》上的文章。文章中徐景安提到，“討論的主要參與者都一個不落地列上，而唯獨把作為‘主要組織者’和‘總報告執筆者’的我遺漏了？！”

徐景安向記者説，當時張維迎在西北大學讀研究生，隨著價格雙軌制的呼聲越來越高，張維迎的學術地位也在慢慢提高，“他説價格雙軌制是他最早提出來，在莫幹山會上説服了大家，最後被中央所接受。這樣別人就有意見了，於是就開始了爭論。”

“對於價格雙軌制，平心而論，第一，張維迎是有很大功勞的，提出了放開價格，加上華生他們參與討論，形成放調結合的思路。第二，我的功勞是，把學術性的爭論變為一個可操作的思路，便於中央決策。”對於頒獎為何遺漏自己，徐景安猜想可能和自己沒有進入學術圈子有關。

華生在價格雙軌制理論獲獎致辭中，沒有忘記這些老領導：“那次會議實際上最主要的組織者，應該説是王岐山同志，包括做出貢獻的總報告執筆人徐景安，印象特別深的是岐山專門點將，總報告由他來執筆，我們當時是學生，他是國家體改委處長。準確地説雙軌制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在孔丹的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中，孔丹回憶價格雙軌制時也提到了華生，並沒有張維迎。華生説：“可能是覺得他太激進。張維迎有貢獻，但是他比較吃虧，大家覺得他太離譜了。包括他的老領導陳一咨回憶莫幹山會議都不點名地批評説有年輕人學了點西方理論的ABC，只講開放價格，太簡單偏激了。”儘管有這些糾結，見面時華生和張維迎從來不提這碼事兒，“該來往時還是來往。雖然他們北大的活動從來不請我，但我有活動會叫他，反正我請他。”

莫幹山會議，成就了一批人。徐景安承認，自己在會議後陞官了。“不僅我陞官了，一批人都陞官了，特別是一批年輕人。”如今的徐景安雖已退休，他仍然精力充沛，搞起了中國幸福研究院，親任院長，希望能發揮些餘熱，做一些公益事業。

茅于軾：莫幹山會議的標誌是想解放

參加莫幹山會議的人，有的依然活躍，有的銷聲匿跡，在評價他們的時候，茅于軾表現出了寬容和多元，他特別寄語當代中青年經濟學者，要解放思想，能容納不同的意見。

茅于軾 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在經濟學界，茅于軾聲望很高，他始終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的觀點，反對政府介入太多，在民間，他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

莫幹山是一個符號，也是一個磁場，它吸引著老中青三代經濟學者和企業家前來“朝聖”，這些活動，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官方如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組織的幾次莫幹山會議，民間則如近期由搜狐財經、人文經濟學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在釣魚臺國賓館共同舉行 “莫幹山：1984的創新與動力”的峰會，茅于軾、周其仁、張維迎、陳志武、姚洋、盧鋒、劉永好、梁建章等經濟學家、企業家參會，為當下的中國改革給出建言。作為當代中國經濟學界的元老，茅于軾始終是經濟學界最受尊崇的老人之一，其聲望之高，聲譽之隆，讓後生晚輩們仰止，像陳志武這樣的經濟學大腕，也以受到茅老的誇獎而自豪。

重要的是現在

茅于軾：整整三十年了，參加莫幹山會議的一些人跟我談起過這個會議，很活躍，這給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的時候，時代背景很特殊，1983年是清除精神污染，把西方的東西都看成是壞東西。莫幹山會議，開始用了一點西方的經濟學。應該説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過渡，但是當時尊重、理解現代主流經濟學的人可以説沒有。後來我們才慢慢理解了企業性質的理論，那是1991年吧。1984年跟1991年相差七年，就是七年之後，我們才懂得産權的重要性。莫幹山會議討論的是價格的重要性。其實價格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産權。

茅于軾：我記得有徐景安，張維迎，好像還有還高尚全。

茅于軾：這一次紀念活動大部分發言的人談的東西，與莫幹山會議其實不是很密切，原因是三十年過去了，印象越來越淡了，他們關心的是當前的問題，所以更多是講現實。因為我耳朵不好，那天開會除了放映的幻燈片我有印象，他們講的話我就沒聽進去。張維迎講了經濟學的新思潮，這個跟原來的莫幹山會議關係不大。梁建章講的就是計劃生育的事，跟莫幹山會議也沒關係。

茅于軾：確實有很大變化，在莫幹山會議上有一些很活躍的人，現在銷聲匿跡，沒動靜了，例如説田源吧，他在莫幹山會議上非常活躍，以後他還活躍了一段時間，後來慢慢的他就淡出了。這是個人的選擇吧，發揮自己的長處並沒錯。至於堅持研究改革，研究經濟學，這裡有一些比如華生、張維迎還是繼續在這方面有探索、有貢獻的。

茅于軾：重上莫幹山活動中沒有人提價格雙軌制的事。價格雙軌制是誰發明的我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確實對中國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經常拿我們跟蘇聯比較，蘇聯是休克療法，一下把老的都廢了，推向市場。我們是雙軌制，兩個都同時存在，計劃經濟還保留，另外開一個市場。我們這條路比蘇聯就好得多了，蘇聯那個做法，整個國民經濟大倒退啊，老百姓生活水準降低。我們呢，這三十多年一路是高歌猛進，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這跟價格雙軌制有密切的關係，我覺得價格雙軌制對中國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不止是紀念

茅于軾：我比較同意這個判斷。後來的莫幹山會議是老中青都有參加的。大家為什麼選擇在這樣一個地方開會呢？大概有一種希望，就是希望恢復1984年莫幹山會議時思想的活躍，以及大家對社會的關心。現在有點叫人失望，大家關心的是賺錢，對國家前途的關心與那個時代比較就差了一點。所以現在紀念莫幹山會議的各種活動，實際上是希望重新啟動改革。

茅于軾：是啊，那個時候思想很解放，但是我也説過那個時候的理論準備是不夠的，因為當時理論界對於現代經濟學的了解非常非常欠缺。現在不一樣了，我們對經濟學的理解不一樣了，大學老師，包括研究生，他們對現代經濟學的了解遠遠超過三十年以前。這樣有助於我們今後少走些彎路。從經濟學水準來講，現在的水準遠遠超過那個時候，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現在的環境都要超過那個時候。但是現在的活躍力就不夠了，不像那個時候思想解放，我覺得莫幹山會議的一個標誌就是思想解放，現在我們還有好多事不敢想。我們的思想每解放一次，國家就有一次大的進步，不敢解放思想，老在別人的框框裏找東西，就沒有大的進步。解放思想對中國始終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這個是我的基本看法。

茅于軾：我還是希望他們解放思想，要敞開自己的頭腦，要容納不同的意見，能夠從邏輯上作出判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