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紅/文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幹山上舉辦了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理論討論會”，史稱“莫幹山會議”。1978年以來，與改革有關的經濟理論研討會不計其數，但沒有哪一個像莫幹山會議那樣被持續關注，被視作可以發掘利用的遺産。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交流中心自2012年起，開始每年9月在莫幹山召開中青年理論討論會。今年已是第三年，題目是“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暨1984年莫幹山會議30週年”。
莫幹山會議具備什麼品質？有什麼獨到之處？怎麼會産生這樣的效果？2008年，我根據採訪和文字資料，撰寫了“影響改革進程的莫幹山會議——記1984年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一文。（《經濟觀察報》2008年10月24日發表時，題目被改成《莫幹山會議真相》）此後，在研究1980年代經濟學家的過程中，得以見到更多相關的史料，深感莫幹山會議是個歷史棱鏡，可以折射出會議本身的有情有理、有神有趣；也可以折射出會議之後的風雲變幻、人生冷暖，以及中國歷史演變的有升有沉、有明有暗。值此30週年紀念再記，力求將所知的個人記憶融入整體，將零碎記錄拼成圖像。
創意、設計和組織
莫幹山會議不是一個自上而下，官方發起，而是自下而上，“民間發起”，得到體制內機構和一些開明人士支援的會議。其創意來自當時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朱嘉明（1950年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黃江南（1950年生）。他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現實經濟係78級研究生同學，此時職務是助理研究員。
1978年以後，隨著“上山下鄉”北京知識青年回城、上大學、讀研究生，一些在“文革”期間開始思考中國現實和命運的青年人聚集起來，形成一個個討論問題，調查研究的圈、組，或稱“民間思想部落”（錢理群語，見錢理群為孫方明著《潮聚潮散——記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所寫的序言，大風出版社，2011年）。比如：1980年聚在一起的“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黃江南、朱嘉明自1980-1982年，合作五篇文章：1.“關於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若干看法”；2.“關於我國經濟調整與改革若干階段問題的看法”；3.“對我國農業發展問題的若干看法”；4.“關於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問題的若干看法”；5.“思考與選擇”。起初被稱作“四簽名”，後來被稱作“四君子”）、“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于1980年底組建，陳一諮任組長，何維淩、王小強等任副組長，主要成員是在校大學生。該組運作到1985年，一分為三，一部分人轉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城市改革），1982年成立的“青年就業研究組”（蔡曉鵬任組長，李振寧、張學軍、盧邁為副組長，主要成員為各校研究生）、1983年的“流通組”（1983年，王岐山將“青年就業研究組”轉變成“流通組”，直到1985年。蔡曉鵬任組長，成員皆為研究生），“國情組”（1983年3月，陳子明、姜洪、石小敏創建國情組，後更名“國情與青年發展研究組”，當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後被取締），以及“國民經濟雙週討論會”（北京的青年人自發組織的定期討論，參加者有大學生、研究生、研究人員、記者、教師、機關幹部等等）。
棲息于這些群落的年輕人，遍及各個大學、社科院、中科院、報社、黨政機關，形成了很強的勢力和場，並與上海、天津、武漢的年輕人遙相呼應。然而，朱嘉明、黃江南他們更希望出現這樣一種局面，那就是在全國範圍內，特別是在偏遠地區的有為青年也能參與到改革理論的研究和實踐中來，他們把召開全國性的會議當作一個途徑。（據原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李羅力回憶：“朱嘉明最早提出召開這個會議的具體設想，就是他到天津與我們這些朋友見面後産生的想法，認為不僅要把北京的中青年學者動員起來，還應該把全國的有志於中國改革開放的中青年經濟學者都發動起來。因此，他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提出了籌備召開全國中青年經濟工作者會議的最初構想。”）
這個想法最先説與劉佑成（1949年生）和孫皓暉（1949年生）。劉、孫是陜西人，劉佑成從復旦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時任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孫皓輝（著有6部11卷《大秦帝國》，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是法學出身，在西北大學任教。時間是1984年1月，地點在杭州。他們設想把會議地點選在浙江，最好是莫幹山。這年春天，朱嘉明、黃江南和《經濟學週報》社張鋼（1948年生）去南開大學，和那裏的朋友談了關於莫幹山會的具體設想。張鋼成為會議籌備和舉辦的重要操持者。
朱嘉明和黃江南所在的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負責人是馬洪（1920-2007年）和蔣一葦（1920-1993年）。雖然他們都是極有創造力、組織力的人，但是難以承擔發起和組織全國中青年會議的責任。既然不能使用自己所在單位的名義，只能尋求外援，找到發起單位，名正言順地撐起這個架子來。在那時的中國，並不存在一個純粹的“體制外”，也沒有與國家相對應的“社會”，只有年輕人自己培育的自由組合空間。至於選擇標準：一是處於改革先鋒的新興媒體；二是多家媒體聯合發起。
那是少有的媒體寬鬆時期，創辦一份報紙並不難。首先是《經濟學週報》（1982-1989年），它是由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的發起人于光遠（1915-2013年）、馮蘭瑞（1920年生）等創辦的，王瑞蓀任總編；其次是安崗（1918-2013年）、丁望（1926-2003年）擔任主編、副主編的《經濟日報》，這份報紙1983年1月1日創刊，影響力和發展勢頭強勁；再次是實行主編負責制的《世界經濟導報》（1980-1989年），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創辦，主編叫欽本立 （1918-1991年）。此外還有《中國村鎮百業資訊報》，它是由參與過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青年白若冰等人于1984年剛剛創辦，由主報和系列專刊組成，是中國第一家系列報刊；曾任于光遠秘書的劉與任主編的《經濟效益報》（1980-1989年）；老媒體有《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
不出所料，幾家媒體願意承擔發起單位的責任。與此同時，劉佑成爭取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援。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和經濟研究中心也作為聯合發起單位，加起來總共十家，相當可觀。6月12日，《經濟日報》發出消息：《本報等五單位將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廣泛徵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正式代表出席》。
與此同時，成立了三個組。
一是領導小組，由各發起單位負責人擔任（領導小組成員即各發起單位代表，他們是：《經濟日報》總編輯安崗，副總編輯丁望；《經濟學週報》編委會主任馮蘭瑞、主編王瑞蓀；《世界經濟導報》社長欽本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理論部張學廉；《經濟效益報》主編劉與任、《中國村鎮百業資訊報》白若冰、《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報》副總編王文起、浙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奇、浙江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方民生）；
二是籌備組，盡可能廣泛地把在京機關中有密切聯繫的青年人囊括進來，包括各發起單位中年輕一代的幹將。組長是張鋼（《經濟學週報》）；副組長是徐景安（1941年生，國家體改委）、黃江南（中國社科院工經所）；組員有盧健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周其仁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高善罡（《經濟日報》）、崔維德（《中國青年》雜誌社）、陸薇薇（《中國青年報》）、朱杏清（《世界經濟導報》）、周平（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劉佑成（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王曉魯（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孫祥劍 （國家經委財貿綜合局）、胡世英（自學雜誌社）、周小川（清華大學）、盧邁（北京經濟學院）；
三是論文組，組長是王曉魯（1951年生）、周其仁（1950年生），副組長是朱嘉明、盧邁(1949生)、宋廷明(1945年生)、高梁（1948年生）。（徐景安莫幹山會議籌備資料，來自徐景安個人空間）參加閱稿的還有張少傑（1953-2011年）、蔣躍（1958年生）、夏小林、高善罡（1955年生）等等（據常修澤：史料版1984年莫幹山會議，共識網2013年6月8日）。臨時辦公地點在北京燕京飯店。他們幾乎都是“知青”一代，身上有著“江湖”精神，不惜出力流汗。對收到的1300多篇論文，他們進行了七次評審（根據《經濟學週報》主編王瑞蓀在開幕式的發言），不徇私情、不講關係、遵守程式，最終挑選出120余篇。據高梁回憶：“整整一個暑假沒有回家，看了一個月的稿”。
8月27日，《經濟學週報》刊出：《長江後浪推前浪——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即將在浙江省召開》（張鋼撰寫）。朱嘉明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祝賀與希望》：
“這是經濟學界的一件大事。……
經濟科學工作者隊伍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來補充。召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就是發現、匯集、擴大經濟科學工作者大軍的一個具體的行動。
這次討論會，在開會方式上也有所改革。參加者的入場券是自己提交大會的論文。大會只以文取人，不計其他，入選者才能出席。會上也不是各念各的文章，文章另行印發，由會議選擇幾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進行討論。在認真討論的基礎上，形成若干建議。這樣，會議的參加者不再是一些老面孔，給一些確有研究的中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學的機會；同時，會散人走也留下了成果。可能這樣的開會方法，也會為今後召開類似會議開創一種新的風氣。”
一切進行得有條不紊。進入會議階段，籌備組和論文組轉換成大會秘書處及七個課題組召集人，加上原有的領導小組，構成保障會議順利進行的金三角結構。八天會議中，秘書處編印了至少四期《會議情況》。9月10日會議結束後，各組報告起草人趕寫，15日就已完成七份專題報告，加上兩個附件，共九份文件上報。9月中下旬，幾位主要執筆人又去北戴河做進一步修改，有徐景安、朱嘉明、黃江南、周其仁等。
課題組是圍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及相關問題設置的。按照論文內容和專業興趣，將與會者分配在七個課題組內。第一組是宏觀組，討論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宏觀問題，召集人是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的馬小岡；第二組是企業組，討論工業管理體制和企業活力問題，召集人是重慶社科院周天豹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所楊沐（1946年生）；第三組是開放組，召集人是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朱嘉明；第四組是流通組，討論發揮中心城市多功能問題，召集人是商業部辦公廳蔡曉鵬（1950年生）；第五組是金融組，討論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新課題，諸如金融市場、股份經濟、勞動力流動等問題，召集人是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蔡重直；第六組是農村組，討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介面問題，比如農村産業結構變化、農副産品購銷政策等問題，召集人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周其仁；第七組是理論組，討論基本理論問題，如政府職能等，召集人是中國社會科學編輯王曉魯和社科院經濟所研究生高梁。
會議的資金來源，用今天的話説，就是“1980年代的眾籌”。中央書記處農研室資助1萬元，各發起單位資助1000-2000元不等。其支出項目主要是印製材料、會場、交通和伙食補貼等。（根據徐景安公佈的資料，載徐景安部落格）從8月15日籌備組寄出的會議注意事項中可見：“會議代表旅差費、住宿費回本單位報銷”；“由於住宿安排條件有限，請不要提前到達”。因為不負擔食宿，所費並不太多。
在交通基礎設施極為落後的年代，不僅辦會不易，很多受邀代表來開會也難。要不是看到一份記錄，似乎那個時代的困境都被徹底淹沒了。來自山東濟寧印染廠的翟新華（1949年生），9月1日下午乘公共汽車一路站到兗州，買不到當日杭州車票，四處託人，好不容易才登上了夜裏兩點的火車：“車上人多得出奇。不要説沒有座位，就是坐在地板上的地方，蹲下去的地方都沒有。站著也不能自主。人貼著人，腳挪動一寸就要碰到別人。車窗都關著，又悶又熱，加上擠，人們都很煩躁，時有爭吵。火車過了徐州，又過了南京，本以為到上海會有座了，不料，常州、無錫、蘇州過了，上海到了，仍沒有座。一直站到杭州。從淩晨2點一直站到下午5點，15個小時，沒有喝一口水，沒有吃一個蘋果，沒有上一次廁所，同時大汗不止，口渴難忍。對我來説，這是歷史最高水準，就是‘文革’大串連，也沒有此景況！”（根據翟新華筆記）
東道主方面承擔會務的主要是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組成有24名成員的會務組，打頭的是後來擔任浙江省體改委主任的章榮高。省政府汽車隊、莫幹山管理處各派出5位。他們竭盡全力。中秋節前兩天的8日，給大家發梨和蘋果；10日晚上加餐、賞月，為各組準備月餅、糖、瓜子，組織中秋之夜舞會。
組織這麼大規模的會議困難來自方方面面，只是，從未聽到任何當事人口裏吐出過一個難字，完全是眾人拾柴，熱氣騰騰的感覺。
與會者的草根性、廣泛性及多元化特徵
莫幹山會議參加者的草根性、廣泛性和多元化特徵決定了會議的品質，以為它是“精英”集會是對歷史的誤讀。何來這種品質呢？它是以在報紙上徵文得到響應為基礎的。可惜1300多份應徵論文的資料未有保存，難以對作者、選題進行分析。在通訊條件差，連電話和傳真都未普及的年代，達到如此深而廣的動員程度，是人心所向的反映。會議發起組織者創造性地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將大批名不見經傳的學生、教師、研究人員、企業人員、軍人，從中央到省、市、縣，從中心到邊遠城市研究經濟改革的青年人組織在了一起。
針對《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名單》，筆者對近180位代表，做了一個按地域、身份、行業的分類（表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誰是會議的參加者（按照實際參會增加了原來名單上沒有的李湘魯、孔丹；而未參會，名單上有的則沒有去掉）。
首先，區域分佈廣泛，涵蓋24個省、市、自治區。90多人來自研究機構，或在校研究生；36人來自黨政部門；12人來自企業；34人來自媒體。
第二，以青年為主，老、中、青結合。青年又以上世紀50年代出生，30歲左右，經歷“文革”、上山下鄉，恢復高考之後考取大學和研究生的為主。研究生多是用自己的碩士論文來參選。像參與價格雙軌制討論的華生（1953年生）、何家成（1956年生）、張少傑（1953年生）、高梁、張維迎（1959年生）等，都是82級研究生。50歲以上的大約10人，最年長者是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幹事馬賓（1913年生），時年71歲；安崗66歲、丁望58歲；馮蘭瑞64歲、欽本立66歲等，以及浙江省省長薛駒62歲、中共浙江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崔健66歲等，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羅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沈善洪53歲、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周文騫53歲。他們的出席既為年輕人保駕護航，也有借青年之銳氣造勢，推行改革之意，渴望從這些“自命不凡”敢想敢説的年輕學者，包括研究生那裏聽取新思想、新知識，也感受新會風。
第三，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的參與。從北京來的有中組部、中宣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商業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西城區等機構工作人員。浙江省更是傾巢出動，除了省長、宣傳部長，社科院院長，浙大副書記，還有省委宣傳部、辦公廳、組織部、體改委、省經濟研究中心、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浙江省還有20余位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分屬研究機構和省委省政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務院總理秘書李湘魯（1948年生）和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勁夫的秘書孔丹（1947年生），以及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1948年生），他們起著上引下連，穿針引線，內外呼應，無可替代的作用。雖然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間不長即被叫停，但是，政治經濟上的保守力量，對改革或充滿疑義或反對，對於此次青年們大張旗鼓討論經濟改革理論與實踐問題，是特別盯牢的。國家體改委就有領導顧慮這個會是媒體與民間組織的，而勸體改委宏觀規劃組的徐景安不要參加，但徐景安執意赴會。會議組織者十分清楚局勢，既保障安全，又不失銳氣，儘量使會議有利於改革的整體事業。眾多黨政機關人士的出席，無疑給他們增添了底氣、合法性和保護色。值得提及的是，這些與會者沒有官氣，謙恭、行事低調，平等討論，甚至忘乎所以地爭論。中組部青幹局還帶來一張由中組部、中宣部、國家人事局製作的《社會科學專門人才登記表》，請與會者登記，想發現和聚焦人才。
第四，媒體代表。參與會議的媒體本身就是改革的産物，為改革鼓與呼是他們的使命。特別是經歷了“反右”、“文革”之後的老報人，重新擁有一塊媒體陣地時，思想已十分成熟，且有魄力和經驗，深知如何給予青年人最有力支援。以《經濟日報》為例，安崗和丁望總是説他們義不容辭，要給予青年人最好的“後勤”保障。會後，《經濟日報》辟專版先後刊發莫幹山會議文章18篇。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下，學界與媒體相得益彰。
第五，企業代表。會議邀請了12位來自企業的代表，他們是國有企業體制中潛藏著“企業家”精神的思變之人，像西單商場的趙聚武，泰州煉油廠的閆卡林，山東兗州印染廠的翟新華等。
覆蓋城市改革的七個專題
即便三十年後回過頭再看，莫幹山會議的主題和七個課題組的設計，也不得不説它既有新意，又從現實出發，覆蓋了改革所面臨的各個領域。這是會議的“骨架”，而能不能把問題討論透，討論充分，則需要創造新式的開會方法。在這方面，莫幹山會議無疑是“創新”：會議論文只是入場券，會議期間不宣讀論文。
9月3日一早，在杭州報了到的代表4點多起床，乘車行80多公里上莫幹山。開幕式于9點在莫幹山450號大教堂舊址內舉行。上午發言的是東道主浙江省省長薛駒，《經濟學週報》主編王瑞蓀（1925年生）、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幹事馬賓。下午發言的有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賈春峰（1938年生），中組部青幹局閆淮，大會秘書長張鋼，國務院體改委徐景安等。
王瑞蓀和賈春峰的講話給人印象較深。王瑞蓀説：改革實踐提出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給予回答。老一輩經濟科學工作者在豐富的現實生活中獲得新的動力，也涌現出一批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這次會議是建國三十五年以來第一次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的學術討論會。我們希望能夠體現出講求實際，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能夠體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民主精神；能夠體現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團結精神；能夠體現出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賈春峰的發言題目是《時代的召喚、崇高的責任》。“對於改革實踐提出的許多課題，在過去的書本上是找不到現成結論和具體答案的。這就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於錯綜複雜、急劇變化的現實經濟生活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從而作出新的理論概括。這種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學工作，要有獻身精神、求實態度、創新勇氣和科學的思維方式，絕不能復述已有的結論，或者在經典著作中尋章摘句、機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實踐日新月異，現實生活在大踏步前進。”“大變革要注重理論的大發展，也必然促進理論的大發展。”（根據講話稿，油印件）
沒有例行的大會發言，就進入三天分組討論，之後才是大會，然後再回到小組，歸納整理課題報告。它既是開會，又是共同研究、完成課題的過程。以第二組日程安排為例：
9月3日：上午、下午參加全體大會。晚上開碰頭會：1）自我介紹、相互認識；2）談談自已參會想法（5分鐘）；3）介紹小組討論日程安排的設想。
9月4日：全天小組討論。1）工業企業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實質和含義；2）怎樣使企業的盈餘和職工的自身利益相結合；3）社會主義國家是否要有破産法，為什麼？
9月5日，全天小組討論。1）我國工業企業的自負盈虧可採取哪些不同的模式；2）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大型骨幹企業是否可實行自負盈虧；3）我國工業企業實行自負盈虧可採取哪些步驟？
9月6日，全天小組討論。1）工業部門管理和工業行業管理的主要不同點；2）加強工業行業管理的現實意義；3）工業行業管理應有哪些內容和形式？
9月7日，上午大會發言，下午小組討論。
9月8日，小組討論。1）當前工業行業管理的情況，什麼是急需改革的問題；2）加強工業行業管理的步驟和措施；3）加強行業管理和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的關係。
9月9日，小組討論。1）討論並通過小組的課題彙報：a關於工業企業自負盈虧問題的探討，b關於實行工業行業管理的設想和建議；2）當前妨礙我國工業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3）在體制改革中我們能採取哪些措施加快工業技術進步。
這裡，非常有必要對莫幹山會議的分組順序及各組論題作個簡略敘述：
第一組，宏觀組。聚焦于價格改革，認為現有價格體系有兩大弊病：一是官定價格太多，二是價格結構不合理，徹底價格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針對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原則部署和相關的財政、物價水準、工資和計劃體制的配套措施，有三種意見：（1）強調以調為主，以改為輔，即對能源、原材料、重要農産品和公用事業費價格必須管住，對其他一、二、三類産品價格能放的，而且市場有可能調節好的就放。（2）以放為主，以調為輔，認為上述基本産品有的也可以放，尤其是替代彈性較高的産品，要管的只是那些震蕩大而替代彈性小的産品價格，同時，對所有放的價格以分次逐步擴大幅度的浮動價格形式過渡，從長遠看，實行計劃指導下的自由價格。（3）先放，然後放調結合，經過五六年時間達到該放的放開，該調的調好，以便在某些産品上實行官價與自由價並存的價格雙軌制。（根據《會議情況二》，油印本）
第二組，企業組。集中討論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啟動點；關於“利潤留成”和“股份制”兩種改革方式；關於國有企業破産問題。題目似乎不夠刺激，卻是最重要的課題。這些問題是建立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廢除國家所有制的根本問題。
第三組，開放組。這是一個東西對話的陣勢，成員來自沿海開放地區和西部地區，有上海的陳申申、陳樂波、陳平、蔡乃中，天津的杜廈、李羅力、金岩石、常修澤、郝一生、楊海田，廣州的張向榮，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的梁憲等；內蒙的郭凡生、曹徵海，陜西的張寶通、劉安等。來自北京的朱嘉明作為召集人，有點居中裁判的味道。討論涉及面相當廣泛：（1）擴大開放戰略，包括建立市場調節為主的經濟環境，通過市場機制為外資企業的生産經營活動提供保證，打破條條與塊塊束縛，允許各種類型的經濟實體對外進行經濟活動，頒布各种經濟法規、法令，在條件不成熟時頒布臨時措置法或試行方案。（2）沿海開放和中西部地區開發的關係。形成了由東到西的“梯度開發理論”和“反梯度開發理論”，以及在內地“中心開花”理論的爭論。郭凡生是“反梯度推移理論”的代表人物。該組的專題報告提出：“沿海對外開放，內地也應對外開放，是一個大宏觀決策，需要國家統籌考慮”。（3）金融、外匯管理體制，集中討論在對外開放形勢下的匯率制度改革問題。提出在短期內將雙重匯率向單一匯率靠擾，實施有限浮動性匯率和差額財政出口補貼。特別是，建立一籃子加權平均指數以取代人民幣只盯住美元的做法。（4）特區貨幣問題，包括特區貨幣的特徵，與主權貨幣的關係。雖然最終沒有發行特區貨幣，但是這一討論對後來的金融貨幣體制改革還是具有參考意義。
第四組，流通組。主要集中在討論如何發揮城市多種功能：（1）城市功能發揮和建立全國統一市場之間具有相關性，為此需要全方位開發城市多种經濟功能，不能依靠行政力量組織，只有依靠市場機制。（2）政府在發揮城市功能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改革城市基礎設施，建立人口自由流動制度，推動城市發揮貿易中心、資本中心、金融中心的作用，並建立相關的法律體系。所以，中央對地方的考核指標不應該僅僅是工農業總産值。因為為了完成總産值計劃，會耗盡城市的全部力量，阻礙和壓制城市多種功能的發育。（3）調整城市産業結構，改變單一工業生産功能大城市，著力解決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水電煤氣供應不足，生活品質下降等嚴重問題，著力發展服務部門。（4）實現理論上的突破，糾正那種認為只有物質生産部門才創造價值，不承認城市多種功能，和第三産業對社會利益的貢獻的思想。（根據《會議情況二》，油印件）
第五組，金融組。召集人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的蔡重直，成員有劉渝、齊永貴，廣東深圳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沈水根，武漢大學經濟係的肖帆等。重點討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商品生産對金融提出了哪些最為迫切的要求”、“我國應建立什麼樣的金融體系”、“當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環節”等問題。還有“區域性金融中心”和“開放金融市場”問題，由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引發的“股份經濟”問題。
第六組，農村組。主要成員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和中央書記處農研室成員，如王岐山、陳一諮、裴長洪、白南生、左芳等，討論的主要問題是：（1）如何判斷農村改革和發展總體形勢；（2）改革農産品（首先是糧食）購銷體制，新型糧食流通渠道和糧食部門經營模式；（3）農村産業結構。該組就糧食問題提出的建議是：糧食收購倒三七計價後實行限額收購；把財政對糧食的補貼放到省，由省靈活使用；在當時，國家糧食庫存保持在1000億斤左右為宜。
第七組，理論組。討論集中在：（1）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2）政企分離及國家的經濟職能；（3）所有制形式以及經濟模式選擇。他們認為，國家的經濟職能並不等於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政企分離就是要改變過去企業隸屬於國家行政機關，缺乏相對獨立的生産經營自主權力和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的狀況，而政企不分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所有制。
近年來，由於“價格雙軌制”“發明權”的爭論，和相關人員獲得經濟理論創新獎，引發了媒體關注。“價格改革”，確實是1984年前後迫切需要求解的現實問題，會上的討論和建議受到了張勁夫的讚賞，並呈于總理和得到批示。但是，價格雙軌制討論僅僅是莫幹山會議的一個問題。如果將這個會議的成果只局限在這一個問題上，而不了解會議對其他問題的討論和貢獻，則是莫大的誤解和偏差。
掛牌討論是莫幹山會的一大發明，即任何人可以提議討論某個問題，陳述理論，經過大會學術組認可，即可掛牌討論。6日晚上，第一組的掛牌討論達到高峰。據馬小岡回憶：“我這個召集人不得不採取發言限時15分鐘的規定，到點敲茶杯。其他組代表紛紛跑到我們組加入論戰，擠一百多人，許多人站著。我把茶杯幾乎敲碎，無法阻止激辯。”（馬小岡：“從莫幹山到京豐賓館”，《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原《經濟學週報》的馬力對那個場景印象深刻：“人多的啊，裏屋小，桌子板凳，大家擠在上面，連外屋都堆滿了人。大家使勁吵，各種觀點的人在爭吵中做了修正，最後，誰都不是完全固守原來的觀點”。她提到一個趣事，張維迎陜西口音特重，讓人聽不懂，她在想能在會上發言嗎？她去問張維迎，張維迎回答説自己行，“都答辯過了，還得了優呢。”
會議進行到第六天，9月8日，領導小組、各組召集人和會議秘書處召開了一次碰頭會，對前一階段進行小結。好在有歷史記錄，讓我們得見這些前輩對會議的觀察和評論。
丁望發言説：“會議的性質還是學術會議，衡量會議成果要用多方位尺度，如青年人有許多好的思路是成果，各地把會風帶回去也是成果。不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上‘書上’”；馮蘭瑞則説，討論側重建議當然很重要，突出了從實際出發；另一方面，從實際中提出一些政策的理論問題，讓同志們回去研究。學術討論會都是政策也不成。”王瑞蓀説：“這次會議不同的就是從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現實問題出發，提出解決問題的看法和建議。因此，難度比較高，要求熟練運用理論，判斷分析問題，因而會議有深度，交鋒激烈。這樣開會，值得學術討論會提倡。從政策上提出某些建議是符合改革要求的。”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奇説：“我們省正在搞城市綜合體制改革，探討如何發揮中心城市多功能問題，如何把企業搞活。”浙江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發言是：“我們準備召集浙江的同志開個會，討論應當吸取什麼。”中央辦公廳李應堂説：“大家為此絞盡腦汁，常常討論到深夜，很晚才休息，看到青年人的活力。在討論中是平等的，誰也不去壓誰。”（根據〈會議情況四〉油印件）
總的來説，莫幹山會議是討論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股份制、金融市場、中心城市多功能、政府職能轉變等一系列涉及城市改革關鍵問題的會。
從以上7個組的討論內容不難看出這樣三個特點：一是務實，從國情出發；二是自由討論、思想解放、暢所欲言。雖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已經悄然開始，但是，計劃經濟的影響力依然強大，官方話語還守著“計劃經濟”，會議上很少囿于教條；三是有學術精神，講經濟理論，講學術根據，創造出一個自由的學術空間。此外，它是在開放之初討論深層開放問題的會是在“文革”後老人復出佔據學界，論資排輩時代打破陳規，開天闢地的會；是不講套話廢話，交鋒，頭腦風暴的會。
其實，還不止如此。除了這麼多小組會、全體大會，以及打破組別的掛牌討論等等規定形式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會中會、會外會，各種各樣組合的夜談。比如，在某次小範圍夜談中，王岐山講他最近去蘇聯的面面觀。這裡簡直就是一個“思想市場”，人們張著眼睛和耳朵，吸取、學習、思考。會外會是另一處精彩。
如果説會議有主導者的話，那主要是那些已經大學或者研究生畢業，進入工作崗位的人。發起、組織者與大多數參會者是同代人，年紀相倣。他們在歷史的呼喚下作出了呼應，再將這種呼應作為新的信號發送出去，得到更大範圍的響應，從而成就了這一跨越空間、地域、行業、職階，全方位的協作。
響徹山谷的大合唱
2011年5月29日高梁在張少傑追思會上説：“少傑，還記得莫幹山上徹夜討論和響徹山谷的大合唱嗎？”淒人淚下！那是9月10日中秋節晚上聚餐，他們理論組的同伴喝了很多酒，醉了，回到所住的小樓使勁兒侃，使勁唱，把能想到的歌全唱了一遍，直唱到後半夜。用“響徹山谷的大合唱”來描述莫幹山會的本質再恰當不過了，不是獨唱，沒有明星，是合唱。三十年後的今天，如果説莫幹山會值得紀念，那麼紀念的不是媒體上重新塑造的莫幹山會，而是昔日響徹山谷的大合唱。
紀念不是為了榮耀，是為了懷念。曾經發出天籟之音響徹山谷的合唱隊，已經零落，缺音少人。首先是逝者。當年意氣風發的前輩安崗、丁望、欽本立，風華正茂的中青年，周天豹、高小蒙、白南生、齊永貴、張少傑、陳一諮等相繼離世；其次是老者。那些傾心支援青年的百歲馬賓、90歲馮蘭瑞，和眾多進入古稀之年的兄長。還有令人感嘆的是人生之歧路：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有的老病交加；有的漂泊海外；有的回歸山野；有的被迫中斷學術生涯；還有一些人被邊緣或自我邊緣，被迫沉默或選擇沉默。無論世事如何紛繁，在每個人心底裏想必都還存有難以割捨的一份莫幹山情懷。
其次，不是為了“大道理”，是為了情誼。有一段佳話，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白南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張少傑在山上一見如故。下山之後，少傑給南風寫信説，你到我們這兒來，煙管夠，侃大山。於是南風去了。再之後，南風帶少傑去王曉魯家，見到隨總理出訪而未上山開會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副組長王小強。1985年當少傑研究生畢業時，選擇了加入這些氣味相投的朋友和事業，進入體改所擔任微觀室主任，成為企業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南風作為少傑兒子的義父，去年代亡友赴美參加兒子畢業典禮。在情誼之後是彼此價值觀的認同，肝膽相照。上山與下山，冷與熱，中心與邊緣，對於這一代莫幹山人習以為常。
第三，不是為了個人記憶，是為了群體的歷史。莫幹山會議是一次知識共同體的聚合和創造。將個人的記憶組合起來，拼湊整個圖景，是為了開掘和拓展其思想資源。索爾仁尼琴説過這樣一句話：“總盯著過去，你會瞎掉一隻眼；然而忘記歷史，你會雙目失明。”在現代傳媒之下，某些未經佐證按照個人記憶的反覆言説，有可能會出現過分美化和突出自己在歷史上的表現，導致歷史事件總體失真。
如果説，莫幹山會存在什麼歷史遺産的話，絕對不僅僅是曾經為改革獻計獻策，曾經得到總理批示，曾經對改革決策發生過影響，也不僅僅是什麼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學術性貢獻。道理很簡單，莫幹山會所討論的議題，無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多麼重要，隨著時間推移，要麼不復存在，要麼過於陳舊，要麼無法跨越。30年前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訓練不足，在理論體系和方法方面，存在顯而易見的局限性，難以産生具有國際意義的理論突破和創新。固然莫幹山的與會者中有一些今日之人物，但是，僅僅因為名貴人物而津津樂道顯然難以持久，因為單一的色彩經不起反覆渲染。
那麼，什麼是莫幹山會的歷史遺産？其實是一種精神，一種傳承與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和奮發努力，通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用22年打敗號稱春秋五霸之一吳國的精神。這是接地氣，有底氣的一代人。1984年的中國，剛剛告別“文革”八年，計劃經濟和人民公社制度還在，在人民幣價值被嚴重高估的情況下，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不足300美元，排名世界120名之後，是一個貧困的“超級大國”。這些與會者經歷了如此的漫長歲月，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氣，渴望中國的全面現代化，並且相信改革開放是唯一選擇。莫幹山會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平臺，沒有思想禁錮。他們把一個個歷史課題拋向天空，再給以回答。莫幹山會將青年人推上歷史舞臺，使新生的改革力量得以聚集，從而改寫了1980年代各種社會力量的版圖。
農曆八月十八，是錢江涌潮之最，排山倒海，聲浪震天。莫幹山會散在八月十五，第二天，9月11日早晨8點，與會者乘車前往海寧，趕在下午2點觀潮。剛剛下山的青年，聚精會神于潮漲之壯麗，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眺望潮水湧來退去，對改革前景充滿樂觀憧憬。他們無法預見，往後三十年中國社會轉型的潮起潮落那麼驚心動魄；走向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和社會公正的道路那麼曲折艱辛；歷史和社會的代價是那麼沉重。儘管如此，莫幹山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氣，卻不會因為轉型過程的困苦而失去價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