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作為電影與小説的《色，戒》

□蘭文飛

影片《色，戒》最近在國內開始公映了。作為李安的第十部故事長片，它繼導演2005年的《斷背山》後，時隔兩年，再度榮獲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影片金獅獎。在李安的得獎紀錄上，尚有兩度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1993年的《喜宴》和1995年的《理性與感性》），一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00年的《臥虎藏龍》），一次奧斯卡最佳導演獎（2005年的《斷背山》），以及數不清的其他各類獎項。這樣優良的表現，不由得讓我們這次對他的新作也充滿了期待。

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可能知道，《色，戒》（1950年）也是作家張愛玲（1920─1995）的一部同名短篇小説，電影即據此改編。由小説改編電影，李安應該説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他此前的《理性與感性》、《與魔鬼共騎》、《臥虎藏龍》和《斷背山》等都是改編自小説，《理性與感性》且是改編自英國作家簡奧斯汀的名著。

李安認為美國電影界的一個説法比較符合他對改編的想法：“兩條路，你可以選擇毀掉原著拍部好電影，或是忠於原著拍部爛片”，他覺得，“電影和小説是不同的媒體，改編時常常從裏子到面子都得換掉，以片子好看為主”。如果考慮到張愛玲原著的簡短，那麼導演的這一想法就更加充分了，但是張愛玲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她的小説都有對人物關係與內心的精準刻畫。所以，即便是要“毀掉”、“換掉”，對改編者來説，也還是不能無視她的看法。

電影《色，戒》在基本情節上承襲了原著小説。它講的是在1942年的上海，女主角王佳芝受一個清除漢奸組織的派遣，以化名商人太太——麥太太——的身份，去接近當時汪偽政權的一個特務頭子易先生，待時機成熟後，引誘他進事先佈置好的暗殺圈，但最終，王佳芝臨時改念，在設伏的珠寶店內透漏風聲給了易先生，漢奸得以逃脫，她的同黨卻大部落網。

相比于小説，電影在追述王佳芝和她的同伴的過去上進行了擴充。張愛玲在小説中的幾句交待，李安都用電影場景加以落實，並通過這一“落實”力圖證成兩點：一是王佳芝何以會加入暗殺的計劃，二是她為何又要放走易先生。為了説明第一點，李安描述了王佳芝輾轉到香港念大學的過程，通過她話劇社的經歷，結識有志為國難盡力的熱血青年鄺裕民和他的同伴，於是，愛國青年學生構成她的底色。為了説明第二點，李安讓她與易先生的交往中産生情感上的認同。繼而，導演讓這兩條線索相互推動，藉以達到主人公最後的選擇。似乎，這一矛盾演變暗合了他此前一部電影的題目——理性與感性。

李安著力於這暗藏的矛盾來揭示人物的行為（集中在女主角身上，即真實身份王佳芝與化名身份“麥太太”之間的掙扎）。但另一方面，在我看來，這也正是電影與小説的分歧所在。怎麼講？

電影中對王佳芝與“麥太太”這兩個身份間強調它們的區別，也就是青年學生的底色與甘做情婦之間，在李安看來，這一區別至少一開始是界限分明的，只不過，後一身份逐漸獲得了內心的真實，導致界限受到挑戰。導演力圖通過這一演進的過程暴露人性的問題，以此獲取觀眾的同情。包括後來易先生的動真情，失去提防，也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

不過訴諸小説本身，張愛玲可能並不作如是觀。小説中兩重身份也有，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不是互相戰鬥的，內心上的王佳芝前後都是統一。所謂“麥太太”的身份，恐怕對小説中的王佳芝來講，不過如此。在她看來，人事無非那樣，易先生就是個矮小的中年男人，特務頭子的身份下照樣是脆弱和虛榮，與別人並沒有大的區別，甚而與她的那些同伴也是接近的。因此，小説與電影雖然都以王佳芝最後説“快跑吧”（電影中是“走吧”）終結，但對小説中的那個王佳芝來説，要來得容易得多、利落得多，無須花費那些週折去讓觀眾（或者讀者）表示同情。

也因此，李安在電影中泛人性化的説明就顯得不那麼張愛玲化了。無論如何，張愛玲是悲觀主義的。她對人生的眾多面相照單全收，不拘泥于一點上的愛與恨。即便是愛，也是出於人物全部內心的愛，是夾雜著虛榮、慾望等等的愛。正如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説史》中所説：“一個大小説家當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動為研究的對象，不可簡單地抓住一點愛或是一點恨就感到滿足”，他説，“這一點，張愛玲做到了”。

兩相比較，溫和的李安不經意間遷就了他的主人公和他的觀眾，而熟稔于中國舊小説傳統的張愛玲，以她“貴族的立場俯視人生瑣碎”（王德威語），背對著讀者寫出了人生的“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