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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努斯打破了農村金融思維定勢 方栓喜 康菲菲  
 

    今年10月,一直在國際上享有“小額信貸之父”美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及其在孟加拉國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家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創辦的鄉村銀行通過開展小額信貸業務,使孟加拉國大量的窮人脫離貧困。目前,全世界有23個國家仿傚格萊珉銀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農村信貸體系,為農民脫貧致富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金融渠道。尤努斯教授以其近30年的農村工作實踐打破了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許多先驗性的理論假設,非常值得我們在新農村建設中去認真地總結。

    許多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業內人士往往會根據傳統的理論先驗地認為農村借貸往往會不掙錢甚至虧損。包括我國近些年,農村信用社、中國農業銀行等機構紛紛將其業務從農村地區撤出。大家似乎一直認為,商業銀行必須嫌貧愛富才能盈利。但是尤努斯教授通過自己的實踐為傳統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反證。鄉村銀行的貸款戶從1983年成立之初的幾萬戶,達到目前的600多萬戶,2005年其發放貸款8億多美元,還款率高達99%,盈利達1521萬美元。實踐證實了農民信譽低、還款風險大的傳統假設並不成立。事實上,傳統銀行業難以解決向窮人貸款的問題,主要因為窮人沒有抵押品,而且,單筆貸款的金額過小,相應的放貸成本過高。尤努斯教授的貢獻在於獨創了一套向窮人貸款的體系和技術,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格萊珉銀行創立的小組聯保貸款、分期貸款、中心會議等機制,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保證還款率,使得金融服務能夠到達低層的貧困人口。

    其次,發展中國家在農村金融體系設計中往往局限于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兩者的選擇。但尤努斯教授卻發現了界于二者之間新的組織形式,實現了普惠農民與市場化取向的統一。如何實現普惠農民?格萊珉銀行採取的是小額貸款。一般發展中國家的農戶,對大額貸款的需求不大。比如我國,人多地少,2.4億農戶都只擁有很少量的土地。即使將現在的農民轉移出80%,在農村也很難形成經營規模。在這種情況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仍將是我國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客觀現實。正是首先反映了小農戶的需求,鄉村銀行才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最值得關注的是,鄉村銀行還不是政策性銀行。許多人曾鼓吹政策性銀行對支援農業的重要性。但是政策性銀行的種種優惠貸款在發展中國家往往被少數農村精英人士取得,並不能使多數人受惠。鄉村銀行雖非傳統意義上的商業銀行,但是始終如一地貫徹商業化原則。儘管鄉村銀行每年都為幾百萬人發放數億美元的小額貸款,但他們卻從不採取資助或施捨的方式,即使對乞丐也不例外。這從效率角度説明瞭“授人以漁”比“授人以魚”更具正向激勵,也側面反映了建立以市場化為導向的農村金融運作機制的重要性。

    最後,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體系往往希望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找到適合農村情況的路子。而尤納斯教授創辦的鄉村銀行首先是一家草根性金融,不是正規金融體系的設計。也正是這樣一種內生於農戶實際需求的金融組織,才能獲得強大的生命力,迅速在全世界傳播和普及。這説明瞭一個深刻的道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發展不能簡單地模倣發達國家的金融模式,而應當承認草根金融存在的價值;我們一旦將草根性金融簡單地歸結為所謂的“地下金融組織”並予以取締,就很可能扼殺了金融創新的活力。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仁人志士都希望能夠自上而下地設計農村金融體系改革,但往往使金融組織的發展與農村金融的實際需要相脫節。農村一些人自發搞的信貸活動往往會被視為違法違規,並給予懲罰。即便是小額信貸,也往往由中國政府推動,帶有很大程度上的官僚主義特徵,從而很難真正努力去研究和掌握億萬農戶的真實需求。政府組織由於不具備收集農戶分散資訊的優勢,天然地不適合做農村小額信貸的主力軍。至於傳統商業性的大銀行,給農村進行小額貸款也並無優勢。利用其分支機構在農村開展業務成本的確會很高,即便是他們能夠分辨出農戶的實際需求,也未必能夠得到上級機構領導的支援,因為資訊傳導也是有成本的。因此,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體系的構建,主要的擔子還應由鄉村草根性金融來承擔。按照鄉村銀行的理念,更多的恐怕還是農民自己最了解自己,農民自己對自己提供金融服務是最好的。金融的實質就是管理風險,農民自己是農村金融風險的最佳控制者。鄉里鄉親,最知道款子貸給誰能夠還得上,這也是鄉村社會的基本特徵。

    尤努斯教授打破了農村金融思維定勢,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建設具有相當重要的借鑒意義。從鄉村銀行的業績來看,90%的孟加拉家庭都可以獲得小額信貸,這麼多的窮人能夠獲得金融服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近幾年,我國中央政府已經開始重視發展商業性的、可持續的、有中國特色的小額信貸組織。2004年到2006年三個中央的1號文件都提出要大力培育和發展由自然人、企業法人、社團法人興起的小額貸款組織。可見,現在我們的問題已經不是發展不發展小額信貸的問題,關鍵是發展小額信貸的主體是誰。我國有政府推動的後發優勢,但是要達到孟加拉國鄉村銀行的驕人業績,沒有對草根性金融發展的政策支援和制度環境恐怕很難。對我國來説,更重要的是尊重農村各類金融組織的首創精神,給予農村金融更多的自我選擇的自由,在所有制結構、金融機構的組織結構以及業務經營方面,允許農村金融進行適合於本地區經濟特點的制度創新和業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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