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前夕，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新書《宋慶齡年譜(1893－1981)》。全書解密了未發表的宋慶齡來往信札、相關回憶、口述資料，總數在500篇之上。書中對宋慶齡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宋慶齡與孫中山的婚姻誓約書、宋慶齡在“文革”、宋慶齡臨終前加入中國共產黨等方面，披露了一些新的史料及學術觀點。本文摘自該書。
1915年(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二十二歲。
10月中下旬會晤孫中山使者朱卓文，當晚離滬赴日。
宋慶齡在家中接待受孫中山派遣來滬的朱卓文及其女兒慕菲雅，並看了朱卓文帶來的孫中山海外來電，來電讓朱與宋當面密談，迫切要求宋和朱氏父女即去東京。朱卓文告訴宋慶齡，孫中山已與盧慕貞協議離婚，他是見證人之一，並給宋慶齡看了他隨身帶來的孫、盧離婚協議法律證件，上有盧慕貞按的大紅指印。(宋慶齡:《我家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宋慶齡書信集》下冊，第902——904頁。)
朱卓文走後，宋慶齡即向父母宣佈電文內容，提出要跟孫中山結婚，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激動中的宋慶齡昏了過去。宋慶齡多年後回憶當時的情景道:“這時，父親發火了，母親流了眼淚，我自己不知怎麼被人抬到樓上。”(張玨:《對宋慶齡的回憶——讀〈宋氏家族〉譯文後寫》，載《上海社會科學報》1986年9月9、24日。)她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樓上臥室的床上，臥室門已經被反鎖，宋慶齡傷心而泣。(《宋慶齡書信集》下冊，第902——904頁；張玨:《在宋慶齡像前的回憶》，載《紅旗飄飄》第27集。)
宋慶齡明白父母決不會答應她的婚事，所以“接受了不經他們同意而結婚的意見”。(《宋慶齡自述》，載《檔案與史學》1997年1期。)當晚，她給父母寫了一張字條告別，告訴他們自己已下定決心，“要幫助孫逸仙並同他結婚，因為他在3月份已同他的原來的妻子離異”。(《宋慶齡書集集》下冊，第902——904頁。)留下告別字條後，宋慶齡便從窗戶裏爬了出去，在女傭的幫助下逃出家門，與朱卓文父女一起乘船赴日。(〔美〕埃德加·斯諾著:《復始之旅》，第104頁，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第46頁。)
10月24日到達東京車站，與親來迎接的孫中山會面。
在朱卓文和慕菲雅的陪同下，宋慶齡從上海乘船到神戶後，又由神戶乘火車往東京。是日下午，宋慶齡一行到達東京火車站，與1時10分提前在此等候的孫中山會面。2時30分，孫中山帶他們到青山原宿109號，宋慶齡與慕菲雅一起在這座住宅度過結婚前的最後一夜。(宋慶齡:《我家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務省檔案》，第466頁。)10月25日與孫中山在東京結婚。上午10時5分，和田瑞來訪，10時30分離去。(《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務省檔案》，第464頁。)
午後4時30分，隨孫中山赴牛道區袋町5號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家，舉行結婚儀式。在儀式上，兩人由和田瑞主持簽訂婚姻誓約書。該誓約書用日文擬就，一式三份，分別由孫中山、宋慶齡和律師和田瑞各存一份。委託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廳辦理結婚登記。(《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務省檔案》，第465頁；宋慶齡:《我家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宋慶齡答劉大年問》，見劉大年著:《赤門談史錄》，第173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宋慶齡書信集》下冊，第870——871頁。)誓約書全文如下:此次孫文與宋慶琳之間締結婚約，並訂立以下諸誓約:
一、儘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
二、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間之幸福。
三、萬一發生違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之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諸條誓約，均係在見證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約之履行亦係和田瑞從中之協助督促。
本誓約書製成三份:誓約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見證人手中。
誓約人孫文(章)同 上宋慶琳見證人和田瑞(章)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該誓約書曾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日軍從宋慶齡莫利愛路寓所掠去日本，中國歷史博物館是在1962年從私人手中徵集到這份誓約書的。誓約書上日期是“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宋慶齡簽名“宋慶琳”且未蓋章。對此，宋慶齡的回答是因日本風俗以雙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師的建議將25日寫為26日。在婚姻誓約書上用“琳”字是因為“琳”字容易寫。當時從美國去日本，因而沒有圖章可蓋。1980年3月18日，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同志將這份誓約書原件，送宋慶齡題字。宋慶齡見到誓約書原件後十分高興，欣然在卷尾余紙上題了“此係真品”四個字，並簽名蓋章。(見趙金敏:《孫中山、宋慶齡婚姻誓約書》，載《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孫中山外孫女戴成功曾有一說:據她外婆盧夫人說，以前的確名慶琳，後來經孫中山改為慶齡。(見余齊昭著:《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第439頁，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9年版。)
1966年(丙午)七十三歲“文化大革命”初期接連寫信給沈粹縝詢問有沒有遭批鬥，一再關照她要保重身體，回信要講真話，有困難儘管說。信後常註明“閱後燒掉”四個字。(《宋慶齡與中國福利會》，第246頁。)是年認為這場“革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了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宋慶齡選集》下卷，第499頁。)
購買一些《毛主席語錄》分送給身邊的工作人員。(《宋慶齡與中國福利會》，第239頁。)但對紅衛兵的過激行為有看法，對受毛澤東派遣來解釋"文化大革命"的江青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該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因此而遭到江青的嫉恨。江青在收到《宋慶齡選集》後，用腳踐踏以泄憤。(盛永華:《"文化大革命"中的宋慶齡》，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
1967年(丁未)七十四歲2、3月間因在上海萬國公墓父母的墓地被毀一事而難過，請周恩來、鄧穎超幫助解決。
是年1、2月間，宋慶齡父母在上海萬國公墓的墓地被砸毀，墓蓋、墓碑、石欄等地面建築均被拆毀。宋慶齡得知情況後，心裏十分難過，立即派人叫廖夢醒來寓所。她給廖看了被毀墓地的照片，並請廖立即把照片轉交鄧穎超。
鄧穎超接到轉來的照片後，遂于3月13日致函廖夢醒，謂:"據了解，在一月中旬到二月上旬期間，上海六十二個公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烈士墓園也波及，在被勸阻後才未擴大……上海方面已將宋副主席父母墳墓現場所拍的照片送來，現送上請轉宋副主席。除已將她前次的酌情處理意見告知上海方面，在她看了現場照片後，是否可提出處理的意見，望告。我和恩來同志看了後，我們有這樣一個設想:因為遺體和遺骨已經又埋入墓穴了，是否就在墓穴上面加工覆蓋好。墓碑並沒破壞，仍照舊保留，只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改刻宋副主席一人的名字。如果把遺體和遺骨挖出來火化，恐難挖全。究竟如何，請宋副主席考慮。"廖夢醒把鄧穎超的信和照片交給了宋慶齡。
墓地很快修復了，重立的墓碑僅刻宋慶齡一人名字。對於周恩來在這困難時刻為她做的這件事，宋慶齡表示十分感激，永生不忘。(廖夢醒:《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40頁；《夢醒--母親廖夢醒百年祭》，第290-291頁。)
10月1日出席國慶盛典，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富春等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首都50萬群眾的遊行隊伍。(《人民日報》1967年10月2日。)
11月29日致函沈粹縝，打聽蔡縵雲的消息。
函謂:"我早以為你已到奉賢去了……現在聽說，你仍在上海，我趕快寫這封信給你。""我希望你好好保重身體。"並謂:"我的老幹部，蔡縵雲，一年多沒有消息了。不知道什麼緣故她被關起來。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為她代我交一些錢給我一個表親的緣故？因為她一直很老實，守紀律的，也不和壞人來往。如果你聽到她的消息，請不要瞞我吧。我對她應該負責！除了生在資產階級的家庭裏，我的表親從未參加過政治或做過壞事。一直很老老實實的。"(《宋慶齡書信集》下冊，第660－661頁。)
下半年收到劉少奇的孩子的求助信後，立即將孩子們的信同自己的親筆信一起寄給了毛澤東，並給孩子們回信，鼓勵他們振奮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並讓秘書帶上慰問品和《中國建設》雜誌去看望他們。(王光美:《永恒的紀念》，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91頁。)
是年為了確保宋慶齡的住地安全，周恩來曾派人到宋慶齡住地，向工作人員傳達他的指示:不出去參加運動；不參加群眾造反派；安心工作，為宋副主席服務好。但仍有部分工作人員，違反指示，參加了造反派，對宋慶齡的服務也不盡心盡力。這些人稱宋慶齡是資產階級，宋聽後氣得胃痛。宋慶齡的老秘書黎沛華和新來的秘書劉一庸也因出身不好，受到造反派的斥責，不敢再陪宋慶齡共用午餐，不久便都回了上海。宋慶齡寓所所鋪的地毯，也被誣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被卷了起來；院內的許多匾額被摘；室內挂的名畫也被取下，改挂語錄。在這種情況下，宋慶齡不再從二樓臥室到樓下餐廳用餐。她報經周恩來總理同意後，急電從浙江大學調張玨來京任她的秘書。周恩來還指示調走了造反的警衛秘書，另派專人負責宋的安全，並每晚配兩名武裝警衛值班，直到1968年5月新警衛秘書杜述週到任。(《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
1976年(丙辰)八十三歲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名譽主席、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在北京逝世。宋慶齡擔任毛澤東治喪委員會委員。(《人民日報》1976年9月10日。)
9月18日參加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毛澤東追悼大會，並獻花圈。因年邁多病，依靠警衛秘書和醫護人員攙扶才堅持到結束。(《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10月2日致函廖夢醒，謂:"我們領導人的先後去世給我帶來的苦惱和悲痛，使我不想動筆寫信，請你原諒。"囑:"如果你能見到戴愛蓮，請代我向她問好，並告訴她我上海的地址。"並告以:"我很快要與永清一起離開北京，因為她……需要動手術。……我自己又要去上海開始新的療程。要不然，我就想呆在北京。"(原件複印件，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藏；《宋慶齡書信集》續編，第540頁。)
10月6日中共中央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新中國五十年大事記》上冊，第512－513頁。)
10月8日離京返滬。(《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
10月16日允許在上海寓所沿淮海中路墻壁上貼標語，標語內容:"歡呼打倒四人幫"。(《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
10月20日在上海寓所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姬鵬飛，聽取姬鵬飛通報"四人幫"被打倒的有關情況。(《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
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福利會進行撥亂反正，工作逐步恢復與發展。(《中國福利會志》，第39頁。)1981年(辛酉)八十八歲5月15日晨，體溫下降，神志清醒。王光美匆匆趕來探望。
宋慶齡在病榻上與王光美進行了交談，這是她們之間最後一次談心。王光美說:"毛主席、劉少奇和周總理都對你有很高的評價，我昨天去拜訪過總書記胡耀邦，他也一樣。記得你曾提出要求入黨，不知現在是否還是這樣想法？"宋慶齡點了點頭，表示肯定。王光美又接連重復了三遍，宋慶齡都明確表示肯定。王光美隨即電話告知胡耀邦。胡耀邦即表示:"我這就處理此事。"(王光美:《永恒的紀念》，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92頁；《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
上午9時50分，鄧穎超前來寓所探望。10時13分，彭真夫婦前來寓所探望。鄧穎超、彭真是代表黨和政府前來探望。他們告訴宋慶齡: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您長期以來的宿願，黨正在考慮您的入黨請求。宋慶齡高興地說:"好，好。"聲音雖然微弱，但十分清晰。(鄧穎超:《向宋慶齡同志致崇高的敬禮！》，載《宋慶齡紀念集》，第61-62頁；《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張玨記事本》，未刊。)下午，鄧小平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會上一致決定接受宋慶齡為中共正式黨員。(《人民日報》1981年5月16日。)
下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受黨中央委託，前來北京寓所，通報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決定。
在臥室的床前，廖承志握著宋慶齡的手激動地說:"告訴您一個好消息:黨中央已經莊嚴決定接收您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5月16日下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八次會議。會議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議，通過《關於授予宋慶齡同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的決定》。(《人民日報》1981年5月17日。)
5月17日 晚8點20分，華國鋒前來寓所探望。
華國鋒在病榻前表示:"宋副委員長是受到中國人民非常崇敬的。過去我們稱她為親密戰友。現在，我們中共中央正式討論決定接受她為中共正式黨員。她一生是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是有很大貢獻的，是受中國人民崇敬的。"
華國鋒後來到小客廳，向醫務人員和工作人員了解情況。並說:"'四人幫'橫行時，她一直表現很堅強。打倒'四人幫'後，她很高興。""粉碎'四人幫'前，她身體不好，要二人攙著走。粉碎'四人幫'後身體好，不用人攙著走，好了。"之後，華國鋒又與沈粹縝談話說:"宋副委員長是一九五八年向劉少奇同志提出入黨的，後來告訴她留在黨外好。以後她又提出過。這次接受她為名譽主席，我們憲法規定沒有名譽主席，人大常委會緊急決定她為名譽主席。"(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
5月29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發佈宋慶齡第十一號病情公告。公告稱:"宋慶齡名譽主席二十八日晚九時發生咽部粘膜大出血，呼吸困難。雖採取了緊急搶救措施，繼又發生肺水腫，病情危篤。"(《光明日報》1981年5月30日。)
晚，20時18分，因病醫治無效逝世。
28日晚1點多，宋慶齡已經惡化的病情開始急轉直下。衛生部領導和醫務人員進行了緊急搶救。搶救工作持續了20多個小時，終於無效。在搶救期間，宋慶齡的親屬孫穗英、孫穗華、戴成功和張家恭、林達光、陳恕、陳志昆、黃壽珍、陳燕均守候在病床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人民日報》1981年5月30日。)
宋慶齡逝世後，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立即停止了正常節目播放，向全國各族人民播放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公告。
公告極其沉痛地宣告:"我國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傑出的國際政治活動家，卓越的國家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宋慶齡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時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終年九十歲。宋慶齡同志的逝世，是我們國家和全國人民的巨大損失，決定為宋慶齡同志舉行國葬，以表達我國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人民日報》1981年5月30日。)
《文匯讀書週報》 2006年11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