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正：中國政協的對外交往代表中國民意表達中國
專訪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
中國政協與國外議會不一樣
《今日中國》記者張樺（以下簡稱張樺）：中國的政協與國外的議會有什麼不一樣？《今日中國》的外國記者説，近年來在美國的政界當中有一種“説客”，他們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這位外國同事想通過我來問您，在中國，尤其是“兩會”的幕後有沒有“説客”的影響，商人會影響政策或者兩會的議程嗎？
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以下簡稱趙啟正）：中國的政協不是立法機構，它是一個中國各界的代表人物組成的一個重要政治機構，其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對中國的重要政策，重要選舉，由執政黨和國務院事先在政協進行協商，對它執行的效果，政協可以提出考察和修訂的意見和建議，有關部門要進行認真的對待，這是政治協商。
那麼民主監督，當然我們考慮任何問題都是代表各行各業的，並不需要表達一致了才能提出來，某一個委員會，某一個委員都可以提出見解來。對於執政黨和政府的行為，政協的確有民主監督的權利，這很重要。通俗地講，我們可以討論政治，可以參加政治生活，所以和議會是不一樣的。有人會問了，沒有選舉權有什麼用。我們沒有選舉權恰恰可以擺脫某些方面的影響和控制。
“兩會”幕後沒有説客
張樺：《今日中國》有外國記者説，近年來在美國的政界當中有一種“説客”，他們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這位外國同事想通過我來問您，在中國，尤其是“兩會”的幕後有沒有“説客”的影響，商人會影響政策或者兩會的議程嗎？
趙啟正：所謂“説客”問題，中國沒有這樣的機構。我們各個界別的委員，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文化藝術界，可以表達他們界別的意見，不是説客，但卻可以表達比“説客”更充分的內容，這是中國政協的特點。
中國政協的對外交往代表中國民意表達中國
張樺：請您介紹一下您所在的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好嗎？
趙啟正：外事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和它的任務有關，因為我們的任務是開展對外友好活動，或者説是公共外交領域內的一種。外委會59位委員幾乎都有外交經驗，其中過去的大使和外交官有十幾位，從事過對外文化交流的官員和文化人有十幾位，此外還有一些具有對外交流經驗的企業家和社會名人，這樣對外交流起來比較方便，效果也比較好。
張樺：政協的對外交往是在中國整體外交中佔有怎樣的位置？本屆外事委員會在公共外交方面取得了那些成績？這幾年關於中國公共外交的提案有哪些亮點和變化，請您介紹一下。
趙啟正：現在越是發達國家，越是在國際上影響力大的國家都很重視公共外交。一個國家的整體外交由兩部分組成，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政府的公共外交也是對政府外交的一種補充。中國政協的對外交往是中國整體外交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隨著交通的方便，網路的發展，國際形勢對中國的每一位公眾都有影響。比如説：我的對外貿易。如果外國有制裁我們的行為或者他們有貿易保護主義，那我們出口困難了，就可能引起我們某些工廠的工人失業。如果我們人民幣增值了，就使得我們産品不太好賣。但是，如果你的子弟出國留學，人民幣的增值，你倒可以省錢。所以，國際關係深入到我們生活了。這樣，我們的國民就需要有一種國際意識。習慣於關心本國的國際地位，習慣於關心國際關係。這就産生了由公民參加的外交。也就是説我們的公民出國，要對外國表達本國。比如一個學校的教授代表團，或體育代表團，或文藝演出團，或友好協會等等。這種公共外交是比較新鮮的，這正好符合了我們政協外事委員會的任務。
本屆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在第一年就成立了三個小組。它們分別研究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國際政治和國際形勢、公共外交的小組。我們很明確地説政協的對外交往屬於公共外交的範圍。我們代表中國的各界，代表中國的民意來表達中國。
這四年多，我們做了有很多事情。一是普及公共外交的概念，每年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會議，出版《公共外交季刊》。它的文章水準很高。可以説受到了國內外的重視。為了普及國內的公共外交概念，我們也寫了一些書，比如説這本《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流》。這本書當年就被日本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反映很好。
二是每年派團去其他國家訪問，訪問對方的政府，對方的議會，對方的非政府組織，甚至包括對方的企業，那麼這也就是公共外交的具體活動。
2011年，中國全國政協的公共外交達到新的高潮。我們與外國的公共外交的重要人士，這包括官員和民間的在內。比如説美國的常務副國務卿和我們談了美國的公共外交。美國的哈佛，耶魯，喬治城大學和我們舉行了座談會，美國的民間公共外交組織，包括他們的廣播協會也和我們進行了交流。英國的四十八家集團，這是英國和中國關係最為密切的大企業的聯盟，他們也來到中國與我們進行了交流。我們與南韓、日本舉行了座談會，與巴西駐上海的領事進行了交流。在公共外交活動中，雙方都認為這種交流是很重要的。有些國家願意購買公共外交書的英文版權。南韓已經翻譯完成，很快就要出版。所以我們這個委員會幾年來踏踏實實的做了很多工作。
中國的公共外交是和諧善意的
張樺：您剛才講到與國外的公共外交的交流，我很想知道在這種交流中我們有沒有借鑒他們的一些經驗。
趙啟正：世界上開展公共外交，比較早的是美國。他們在推廣美國的公共外交中有些經驗我們是可以參考的。他們有美國之音，我們有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但是也有很多區別。美國的公共外交有一種霸氣，除了説美國好之外，還説你不好。而中國的公共外交是和諧的，是善意的，我們在介紹中國的時候並不傷害別國，我們只是講清中國是什麼樣子，我們的社會體制，我們的經濟發展，讓人理解，其目的就是在世界上我們有一個好的國緣。人有人緣，國有國緣。好得國緣有溫暖，人家就會支援你，理解你，對你採取友好的政策。所以公共外交這個詞都是一樣的，但是在內容方法上，指導思想上還是有區別的，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目的。同一個國家對於不同的對象也有不同的具體要求。
政協是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張樺：政協委員關於公共外交的提案，對推動中國的公共外交做出了那些積極貢獻？
趙啟正：全國政協是中國公共外交的推動者之一。並不是我們能包打天下，外交部仍舊有很多的公共外交機構，但我們進行的比較廣，我們有利的地方很多。比如企業家，我們很願意讓企業家明白公共外交的意義，因為我們現在要“走出去”，總是遇到挫折。舉個例子，國外有人就説：“你們中國的企業，是代表政府還是代表企業？”這並不一定是對方的政府，有的是對方的工會、當地居民。那麼我們中國企業面對外國公眾，説明自己企業是對當地有利的，是一個純粹的經濟機構，這就需要做公共外交了。這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們已經做了一些考察。
2012年將是我們的重點，我們要和願意“走出去”的中國大企業，和已經在外國取得成功或遇到挫折的企業進行廣泛的交流，將這方面的工作提到一個更高的水準。
張樺：那麼2012年就您所看到的截止到現在的這些提案，他們關注的焦點是那些方面？
趙啟正：像外交部，商務部，中國的一些大媒體，早就有了對公共外交的概念，那是一個進一步提煉或提高內容、提高品質的問題，但是對於一些民間團體或更多的企業來説還是個普及，到底公共外交是什麼，還不是很了解。跟外國人談話並不是單純用社會科學的詞彙，或政治詞彙去堆積，因為對方不都是政治家，也不都是社會科學家。如果這樣，那麼你就溝通不了，一定要用我們自己所在領域的話。用我們日常的話在講，在這些話當中來體現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政策。假如説一個大學的代表團去訪問外國的大學，和外國負責大學類似教育部的官員，你談中國的教育自然的就把中國的教育政策、中國的教育現狀就説出來了。並不需要有專門的政治詞彙，而這種介紹是講中國的故事，它是生動的，容易懂的，印象深刻的，它比那種社論式語言容易成功。所以我們還要繼續做這種普及工作。使公共外交的概念讓應該知道的人都知道。
張樺：在當今世界上，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中國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如何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維持地區及世界的穩定和和平？對於這些問題請您談一談。
趙啟正：中國的國際地位這30多年提高得很快，在30多年前我甚至可以不關心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因為我們是自己內部定的匯率，和外國貿易數量極低，也就是説不進行貿易我們也能活。但今天不是，今天我們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GDP世界第二，如果國際貿易發生任何問題都影響到國際上的聲譽，甚至於影響人家，歐洲如果發生經濟危機，他們買我們的東西就少了，我們出口就困難了，那麼我們如果出口困難，那國內就會出現失業和降低待遇的問題，所以國際環境是我們發展的一個外部因素。中國發生的事情以前就是在中國，但現在不是，比如我們現在人民幣的兌換和匯率就影響他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産品供應世界，如果我們的産品出現供應不足，他們就會發生某些困難，所以中國的事情往往就成了世界的事情，世界的事情往往成了中國的事情，現在我們就是國際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是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心位置了。歷史上不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開了一個雅爾塔會議，是處理戰後問題，美國，英國，當時的蘇聯都出席了會議。中國沒有，中國的問題他們替我們討論了，替我們決定了，這實際上是欺負了中國，這就是邊緣化了，現在不可能。現在G20沒有中國，行嗎？它擴大，希望你參加，後來説了，G20不行那就G2吧。這又誇大了，中國和美國能解決問題嗎？但是中國因素太重要了，就是在聯合國中國説話你得聽。至於你接受不接受是第二個問題。
那麼我們現在的困境是什麼呢？原來發展中的其他國家，看著我們發展了，它問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嗎？而發達國家説了，你GDP第二了，你多承擔義務吧。超出你可能性的多出錢吧，也不行。我們願意承擔力所能及的國際義務。如維和部隊，我們以前是拒絕的，我們沒有力量，現在我們有力量了，我們的維和部隊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出兵最多的，但是我們的兵多數是工程兵，幫助當地人民克服災難，幫助當地人民找水源。我們也不能像那些更有錢的國家那樣承擔的事情。因為我們也明白，我們每人平均值還是少的，我們國家還是有很多困難面的。當時有個歐洲大國的大使，他説我就想不通中國老説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你們奧運會，你們世博會都開得那麼好，你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我説中國是有幾件華麗的“外衣”，如奧運會，世博會，但是你們看看我們衣服裏面的衣服，有的還很舊很破，我們還有落後的地區，你不能只看“外衣”。他説，你説的好像有點道理，所以我們對外表達的時候不能只表達“外衣”，有的時候還得告訴他們我們的“內衣”還有問題，要不人家用對歐洲和美國的標準來要求你，你怎麼去滿足？那麼很多國家要求你援助，你是不是都答應，這是我們一種困境。所以有的人看你像發展中國家，有的看你像發達國家，而對你的要求日益增加，
中國為什麼被誤讀
張樺：回顧中國這些年的發展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國際上各種各樣的聲音，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再到“中國責任論”，這是為什麼？它給我們怎樣的一個思考，您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什麼。
趙啟正：因為中國大，體量大，GDP世界第二，中國的發展，是其他國家發展的一個外部條件。這些論點的出現有兩個，一是他們的思維還是冷戰時期的思維，因為你們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那麼你們的思維大概和以前的蘇聯差不多。蘇聯是冷戰的一方，那麼你們將來有可能在政治上、軍事上和我們對立，因此我就想遏制你，也就有各種説法，怎麼對他自己有利也就怎麼説了。當世界很多人覺得中國很有希望的時候，他説你要崩潰了，來化解人家對你的尊敬。當你有了新的發展了，你可能威脅我了，其實很多人都明白中國的軍事力量還不足以威脅其他國家。實際上他這麼説是反過來製造一種輿論，你們都來增加軍備吧，都來包圍中國吧，這就是遏制中國。無論説是“威脅論”，“崩潰論”，還是“責任論”，這裡都有他本國利益在內的。“責任論”就是讓你多出錢，另外他們國內出現的政治問題來抱怨中國。
向世界説明中國是門“功夫”
張樺：這些論調給我們留下怎樣的思考？您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什麼？
趙啟正：對於這些論調，我們不必過於在乎。但是我們願意説服別國的普通民眾，不要跟著這些有偏見的政治家走，我們沒有意圖想説明那些政治家的，沒有説服他們的力量，不可能，這是他們的立場決定的。但中間狀態的民眾是可以的，所以我們要向世界説明中國，説明中國的現狀，説明中國的內外政策，解疑釋惑，回答人家的問題，不但説明我們的成就，還要説明我們的不足。你可以細看我們黨代會的報告，每年人代會的政府報告，其中很大一段是説明我們的不足的，我們並沒有隱藏這些不足。假設我們有七分成績有三分缺點，我們把它都説出來了，這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如果你不説三分缺點，只説七分優點，那麼他可能對這七分也有懷疑，如果我們一起説，他相信這七分，也相信這三分，反而對我們是有利的，所以我們對外表達中國時一定要真實。我可以梳一梳頭、穿一件很好的衣服坐在這裡，但絕不要整容，要整容就是一個假的中國，不好。一定要表達有優點、有缺點的真實中國。
張樺：您這樣講讓我覺得我們國家的公共外交是有很大的空間的。
趙啟正：是的，我們的對外交往呢，網羅的人太多了。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出國的人，一年一萬人次，現在兩千萬人次，就是兩千倍，也就是説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聽到中國人的聲音，看到中國人的面孔。有一個日本人説了，以前在國際會議的時候，他們見到亞洲人就用日文説你好嗎。現在見到亞洲人就用中文説你好嗎。這説明現在中國在世界任何重要場合我們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都參加了。中國的存在感是很強的。
至於有一些民意測驗，中國是第一強國，特別是在美國的測驗，一般民眾怎麼測出來的呢，它是從日常生活中。他們説到商店裏，買什麼都是中國的，買鞋，衣服，玩具，兒童車，買廚房用品也都是中國的，所以中國特別強。但他沒看到，武器呢，飛機呢，咱們中國的客機全部是進口的，武器他們是不賣給我們，但是他們的武器比我們好，一般的美國民眾他沒看見這些事情，他只是看到日常生活用品。那的確中國的很多，所以有些人就説中國世界第一了，我們聽到都覺得可笑。這個時候所謂中國威脅論就容易蔓延，而且在民眾中蔓延，我們的公共外交幹什麼呢，告訴他們一個真實的中國。你的理解是不對，現在世界上好多名牌産品，品牌的，還沒有中國的。比如，通用，日立，西門子，中國幾乎沒有品牌排到這個位置？幾乎沒有。
“説明”是個功夫，是門藝術，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國建設好。中國建設好，《今日中國》才有可寫的，否則妙筆生不了花。妙筆寫出一個真實的中國來。第一句話塑造中國，第二句話傳播中國，這才叫全部的塑造中國形象。
《今日中國》講述中國故事
張樺：您曾經説過中國逐漸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心，國外對中國的關注度也越來越多，作為《今日中國》這種有責任的公共媒體應該如何開展公共外交，向世界説明中國。
趙啟正：這分幾個層次。最高的，向世界説明中國。向誰説明？對象要大體上定一個界限，大約文化程度是什麼樣的。大約是哪些美國人或英國人。那麼再往下我用什麼樣的語言去表達，當然你用英文，法文，或德文是沒問題的。讓人家看得懂。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理解，你不要拿這個人當專家，你要拿這個人當高中畢業的外國人。
給他們講中國時，要從比較基本的，比較見得到的，比較能理解的去講。不要去講太多的哲學。不要老穿插著政治語言。假設你講九寨溝多美麗，我們修了山間的棧道，修的時候我們很注意把道修窄點，你不能説中國的政策就是保護自然，政府在某個會議中説了什麼了，完全沒必要，你就講中國的故事，故事後面就是中國的社會。中國的社會後面就是中國的政策，政策的後面就是黨的領導。前面故事講好了是一好百好。那麼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等，他們對中國的理解也不一樣，他們對中國的關心也不一樣。所以這幾個版本的差異性我想你們已經注意到了。恐怕還得繼續注意，絕對不是一個稿子翻譯成四種文字。我記得你們大概有七個版本，那麼你們為什麼要屬地化，為什麼要本土化，就是要了解當地人的需求，在當地一定要有廣泛的朋友，才知道他們對什麼問題有興趣，有興趣的和我們想要説的這之間有什麼關係，它是兩個圓，一定要找到交集的部分，並且要更加重視外國人想知道的內容，那麼是講今日之中國還是講過去之中國，還是講古典之中國。重點是今日的中國。我們到美國去，對於紐約建設的歷史，我們也可以聽聽，但我們更關心的是你們今日的金融中心是怎麼建設的。紐約今天是一種什麼文化狀態，我並不一定非得問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美國。所以還是以今日中國為主。政治是在經濟文化的後面。換一個形象的説法，大樓，黨就是裏面的鋼筋，你看到大樓外面好，樓為什麼會屹立不倒，因為裏面的鋼筋，鋼筋是共産黨。
張樺：您走訪了世界上很多國家，您看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公眾形像是什麼樣的。
趙啟正：公眾形象，從宏觀方面講，就是我們政權的穩定，我們的經濟的發展。還有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出國這麼多人的表現。要説明中國的文化，中國“和”的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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