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選擇了翻譯工作，從沒想過要放棄 中國網 胡迪攝

中國網: 您翻譯了那麼多的作品，您最滿意的是這本《保爾·柯察金》嗎？

高莽: 不是。早期喜歡翻那種鬥志昂揚，勝利的，歌頌英雄主義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完全不喜歡這類東西了，也不是不喜歡，是我覺得那個時期過了，青春時期過了，而且那時候發現蘇聯的文學作品中有一些是美化的，和現實不一樣，現實是另外一種情況，它寫的是另外一種情況，有了美化的成分。所以，我説，文化大革命我又長出一個腦袋來，重新看人的關係，重新看世界，所以，在選擇的時候，選擇一些需要動腦子、需要了解人生，需要了解人的心靈的深層的東西，拷問人生的作品。所以，我那時候就找到一本阿赫瑪托，一位女詩人的作品，她最感動我的是她寫的一首長詩叫做《安魂曲》。我為什麼找阿赫瑪托？因為在1948年的時候，蘇聯共産黨有一個決議，關於列寧格勒和新雜誌的決議，這是用黨中央的決議的方式來指導文藝發展，這是不行的。所以，決議在哈爾濱是我翻的，上海是其他同志翻的，好幾個人都翻過，這個決議裏面就專門罵阿赫瑪托和佐辛科，佐辛科是寫小説的，阿赫瑪托是寫詩的，是奔跑于教堂和閨房的一個不正派的女人。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在北京圖書館，那時候剛開放，這是在過去屬於禁書的，現在剛開放，可以借給我們看，而且這本書還是美國出的，不是蘇聯出的，我就借了阿赫瑪托的詩選，看了她的《安魂曲》，我大受感動。

中國網: 對她是誤解了。

高莽: 這是上面給我的任務，我翻的無所謂，責任不在我，但是我覺得我不僅翻譯了內容，而且我接受了那個思想，就是對阿赫瑪托的批評視角我是接受了。

後來在1954年的時候，我和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蘇聯作家第二次代表大會，我跟阿赫瑪托兩個人住在一個樓裏，所幸我們倆沒見面，如果見的話，我可能還用我的那種觀點看這個老太太的，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安魂曲》寫她怎樣在監獄門口，十七個月來回排隊，看她的兒子，她的兒子完全無辜地被關在監獄裏，因為她的第一個丈夫是很有名的一位詩人，叫做古米廖夫，他被鎮壓了，到了後來平反的時候，他一句反蘇的話也沒有，一句反共的話也沒有，就這麼平白無故地槍斃了，他兒子可能有些想法，三次被捕，她來回去看，她就寫這麼一段歷史，當然她有很多發揮的。

中國網: 她對您的影響其實挺大的。

高莽: 我後來就特別喜歡她的東西，所以我每次到蘇聯去，或者是到現在的俄羅斯聯邦去的時候，到聖彼得堡或者是到列寧格勒的時候，我都要想辦法去看她的墳，她的墳離城很遠的，一兩個小時的，我專門要過去看看，給她獻一束花，表示我的歉意。

中國網: 不過那個時候也是大環境所迫。

高莽: 這個很難完全用語言來表達。她那個墓是一個墻，實際上是象徵著監牢，咱們説大墻後的，有一個小窗戶口，有幾個鐵欄杆，那是象徵著鐵窗，但是後來蘇聯政府不允許，就把那個鐵窗用她的浮雕像給掩蓋了。後來我去的時候，老有人説，你需要我給你解釋嗎？我當時以為是一邊解釋一邊向你要錢的，給你做嚮導。他們説不是的，我們是完全由於愛這個女詩人，所以我們願意和你一塊來看這個。我知道這個事情就是他們給我講的，那是一個欄杆。

最後一次我和我女兒一塊到彼得堡的時候，有一位老教授，漢學家，叫史葛林（音），他是在北京生的，後來培養了好幾代青年漢學家，他也是，他比我稍微小一點，今年80歲吧，後來他知道我要去看阿赫瑪托的墳，他説我開車去，我説你這麼大年齡了，可以嗎？他説，有駕駛照就可以。他得拄棍走。

中國網: 其實都是出於對她的一種景仰。

高莽: 後來去了，我們去找她的故居，費了很大勁，因為她的故居現在有人住，費了很長的時間找到了，找到以後，她説你是第一位中國人來看她的故居的，我説，你是第一個幫助中國人找到她的故居的。後來我就知道越來越多了，後來我還知道阿赫瑪托翻了屈原的《離騷》，那時候我就更感動了，還翻了李白的詩、李商隱的詩。

中國網: 也是把中國文化介紹到了俄國。

高莽: 她是根據別人逐字翻譯成了俄文以後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