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百姓看病難，既是重大民生問題，也是社會熱點問題。因此，新醫改的重大舉措與改革進程格外引人注目。然而，醫改政策與措施出臺了不少，但是百姓看病難問題並沒有多大緩解，在部分大城市的大醫院甚至還有加重的趨勢。在初診的基礎上，推進並完善三級轉診是新醫改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緩解百姓看病難的治本之策。三級轉診制度落實得好，不僅可以使有限的優質醫療資源被優化利用，而且可以保障患者醫得其所。然而，本刊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三級轉診的制度設計在現實中只是“看上去很美”，落實起來並不順當甚至阻力重重。而這，正是百姓看病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福林，北京協和醫院退休教授，風濕免疫科原主任，從事風濕免疫專業30多年，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尤其對系統性紅斑狼瘡、痛風、強直性脊柱炎等診斷和治療有獨到的見解，是國內最權威的風濕免疫科專家之一。為了讓更多的患者看上病，退休返聘後，唐福林每週3天開設了普通、特需、夜間三種門診，但他的號卻一號難求。

患者：聽聽百姓掛號難的吶喊

北京協和醫院的風濕免疫科，其知名度和權威性在全國首屈一指。

2010年9月23日，半月談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北京協和醫院西院。恰逢北京警方聯合衛生部門開展打擊號販子行動，以往在專家出診表前一站就圍上一堆號販子的情景不見了。門診樓門口兩側臺階上依次堆滿了各種佔位置的物品，醫院保安表示，免疫內科掛號最特殊，需要提前一天在他那裏登記拿號，第二天再按照登記順序排隊等候掛號，中間還要點名，如果人不在即被取消掛號資格。記者焦急地四處走動，表現出想要掛號。這時，一名看起來不太像就醫者的男子數次想過來搭訕，最後仍是沒敢。

然而，在百度“協和醫院吧”裏，“代挂協和醫院專家號131xxxxxxxx”“為您跑腿，替您掛號”等字樣的帖子卻幾乎佔據了整個頁面。記者挑選了幾個電話打過去，對方均表示，要誰的號都可以挂到，一手交錢，一手交號，只要提前把患者個人資訊發給他們即可。根據醫生掛號難易程度加價幾百至數千元不等。當記者詢問唐福林教授的號能不能便宜些時，一個號販子説：“我們也不容易，就賺個跑腿錢，冬天冷夏天熱的，現在又查這麼嚴，逮著就拘留，抓進去多少個了，都沒人敢幹了。唐福林的號這麼難挂，你還跟我講價？”幾番討價還價未果，記者表示太貴了，還是自己去挂時，號販子一改之前良好的態度，大聲説：“實話告訴你，不從我這買，你永遠別想看上病，號都在我們手裏。我們的人多著呢，排隊的都是，能輪到你？愛買不買！”隨即挂斷了電話。

號販子的囂張使得普通群眾看病難上加難。9月23日晚11點，記者看到，此時本應沒人的門診樓前，長椅上、花壇裏、臺階上、地上或躺或坐滿是徹夜排隊的病人。

9月24日早5點50分，協和醫院西院內，準備掛號的患者早已進入了門診大廳，僅半個小時，每個掛號窗口前，100人的“長龍”就又加長了一倍。一位排在第3個的患者表示，自己已經來了3次了，第一次早上5點來的，挂到自己這裡就沒號了。第二次早上4點來的，隊伍在外面就已經排好了，到自己這裡還是沒有了。這次，他前一天晚上11點半就到了醫院門口，蹲了一夜，4點30分保安開始放人，他終於排在前面被領了進來。他説：“看個病實在是太難了！”

醫生：我們甚至在為號販子打工

2010年10月28日，半月談記者來到協和醫院西院對一號難求的唐福林教授進行採訪。在門口，竟然見到一個“熟人”。上次想要跟記者搭訕的號販子正坐在臺階上明目張膽地跟兩名患者抬價：“不行，少於2000我們絕對不挂。”和一個月前風聲較緊時判若兩人。

在等待採訪間隙，記者遇到了一位買號就診的患者——山東的李女士她渾身疼痛，被丈夫攙扶著勉強靠在椅子上：“我花了2600元在號販子手裏買的唐教授的號，自己挂了一星期，實在挂不上，可是病不等人，吃住也太貴，不買咋辦？”

唐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已經中午12點了。“抱歉，我一上午沒動了，先去一趟洗手間。”唐教授的助理醫生告訴記者，為了多看幾個病人，幾十年來他工作期間從不喝水，這樣不用上洗手間，可以節省時間。他時常一次門診看到下午三四點，看40幾個病人。這個習慣嚴重損害了他的腎功能。

説起號販子，唐福林教授深惡痛絕。“我的普通號是14元，特需號300元，而現在卻被炒到3000元。那些號販子太可惡了，讓我們的病人掛號難上加難。我已經退休，現在還給人看病，不是為了錢，只是因為我是醫生。為了錢，我完全可以到其他私立醫院去坐診，錢比現在的一個月4300元多多了。現在，我是在給病人看病，可某種程度上説是在給號販子打工。”

為了弄到號，號販子不僅派人排隊，還圍追堵截唐福林，連上廁所時都纏著他，要跟他交朋友，請他吃飯，送他東西。“我不答應。搞不定我，他們就模倣我的筆跡造假，寫得非常像，我經常看半天都看不出來到底是不是自己寫的。後來我就改成簽名加蓋章，結果他們又照著刻了章，還是看不出真假。”不僅如此，號販子還專門守在垃圾桶旁邊撿患者扔掉的作廢預約條，把有資訊的那邊撕掉，然後再找一張另一邊乾淨的，拼成一張賣給患者。“一次，我的一個老病人拿著一張預約號來看病，我認識他，但不記得寫過預約號給他，問他，他回答説買的，並有些鄙夷地説‘唐教授，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這樣寫預約號了’。言外之意是我自己寫號拿出去賣，真是太冤枉了。”唐福林一臉的無奈。

“像我這個300元的特需號，只有25%的掛號費到自己手裏，有的年輕醫生拿到的還要少。我這麼大年紀已經無所謂了，可是年輕人就不同。作為高風險和高工作強度的職業，在國外，醫生的收入是很高的，但在國內，醫生的收入不高，患者看病卻非常貴，很多錢實際流入了號販子手中。”面對猖獗的號販子，唐教授表示，警方、院方包括醫生本人一直都在想辦法打擊，但收效甚微。

建議：推進醫改解決看病難

“其實，我看過的病人裏，有1/10完全沒必要跑這麼老遠、費這麼大力氣到協和醫院看病的。”唐福林教授説，曾經有病人抱怨，説自己大老遠來的，排好幾天隊，花300塊錢挂了個特需號，你也不給我好好捏一捏、敲一敲，幾句話就給看完了。其實，這是因為他沒有發生器質性病變，主要是心理因素在作怪。有的病人從福建趕過來，非要挂我的號，説自己得了紅斑狼瘡，其實只是青春痘。這種盲目就醫的例子不在少數，這不但加重了患者的負擔，還造成了優質醫療資源的浪費。

針對這種情況，唐福林教授有如下幾點建議：

第一，建立遠端診療機制。首先，醫生可以通過網路或者電視，對患者進行初步的診療，經過初診，確認有必要到醫院來看病的再來。有些復診也可以通過遠端診療完成，免去患者舟車勞頓，還可以節省一筆費用。

第二，大醫院要與社區醫院及專科醫院建立聯繫，大醫院的知名專家應定期到社區和專科醫院坐診，為病人看病，並指導社區醫生提高專業技術水準。

第三，建立健全轉診機制。現在大醫院的醫療資源都非常緊張，有些患者的病不必在大醫院就診，或者需要在其他醫院進行診治，就應該通過轉診機制轉向社區或專科醫院。“可惜我們現在這一塊比較弱，幾乎沒有官方的轉診。對於需要轉診的病人，目前我都是通過自己的私人關係，幫他們聯繫去其他醫院診治。當然，我只是建議，去與不去取決於患者及家屬。”

第四，老教授對年輕醫生實行傳幫帶，年輕醫生應該是主力。“我們所有門診的年輕醫生都是醫學博士，並已工作多年，都能獨立進行正確的診斷和治療。”這是唐福林教授貼在診室門上的提示。他認為，年輕人思維敏捷，知識更新快，水準並不遜於老專家。應該首先由他們進行診斷，實在疑難的病症再由老專家進行診療。這有利於年輕醫生的成長，更有利於醫療資源的合理利用。

“有的病人趁我上洗手間的時候追進去給我塞錢，這點非常不好。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你病了，我當然會盡心盡力為你治療。但你要塞錢給我，我就不給你看病了。醫患之間應該真誠相待，互相信任。”唐福林經常對年輕醫生説，如果我們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患者，為他們著想，他們會對我們真正信任的。“現在看病難、看病貴，有的病人挂不上號又沒錢治病，追著給我下跪，我走到哪他跪到哪。弄得我也要給他下跪時，他才肯站起來。這讓我很心痛，我是醫生，不是黃世仁啊！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可以給你加號，甚至可以號召為你捐款，可是對每個病人都這樣做，是不現實的。因此，必須大力推進醫改，讓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半月談》2010年第21期/記者 蘇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