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1920—2022），廣東揭陽人。教育家。1945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教育係，1946年到廈門大學教育係任教。曾任廈門大學副校長、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著有《潘懋元文集》（8卷）等，主編《高等教育學》等。

　　《潘懋元文集》

潘懋元 著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永遠的大先生潘懋元》

鄔大光 主編 商務印書館

【大家】  

2022年12月6日，我們最愛的，也是最愛我們的潘懋元先生走了，去天堂教書了，天南地北的弟子們沉浸在無盡的哀慟中。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102歲的老人離我們而去，原是“意料之中”。然而，他老人家總是在創造人生的奇跡，帶給我們太多“意料之外”，以至於我們無法用“普通人”的邏輯去理解他的“非常人生”。

潘先生一生獲得過無數榮譽，但成就與榮譽並非先生的人生追求，他最在意的是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發展和學生成長。如果讓我來概括潘先生的一生，我會説：潘先生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創造生命奇跡的人，也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創造學科歷史的人，更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創造教師風範的人。

超越年齡的生命韌性

潘先生年少時體弱多病，而到了耄耋之年，他的生命韌性十足，一次又一次迸發出新的活力，不斷突破極限，不斷創造奇跡。

2005年5月，潘先生帶著2002級博士生到北京進行為期一週的社會實踐，這是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培養博士生的“傳統節目”，起始於1999年。在京期間，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炎，被就近送往京郊的一家醫院進行搶救。彼時的他已是85歲高齡，看當時的情形，我們都以為很難挺過來了，可他奇跡般地恢復了。2018年，潘先生被確診為癌症，家人商議後一致同意採取保守治療，但在徵求他的意見時，老人家毅然決定赴上海進行手術。對於一位98歲的老人而言，這是一場難以想像的考驗，然而，他又一次創造了生命奇跡。

病情穩定之後，潘先生依舊躬行于教學與研究第一線，繼續準時出現在課堂上，堅持逐一點評博士生的課程彙報，用紅筆逐字逐句地批改學生作業，這是他數十年的習慣。前幾年，多數學術會議和報告轉到了線上，他總是準時地出現在鏡頭前。有的會議時間很長，一些年輕人都覺得身體吃不消，可是潘先生場場不落，全神貫注地傾聽每一位報告人的演講，並認真做筆記。

2022年4月，病魔又一次來襲，潘先生住進了重症監護室，病榻之上的他仍惦記著給學生的書寫序。呼吸機面罩遮住了嘴巴，無法口述，他就用手指一筆一畫在他兒子的手上寫下修改意見。一位醫生感慨：“我在重症監護室工作了20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頑強的老人。潘教授的意志非常頑強，內臟器官也一樣頑強，真是令人難以想像！”因此，即便收到了病危通知書，弟子們仍心懷確信，認為先生還能像前幾次一樣化險為夷。但這次他卻出乎意料地離開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潘先生晚年對全國高等教育的許多數據仍爛熟於心，每年度的《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一到手，他都會在第一時間更新自己大腦裏的數據，從不滯後。潘先生不僅有超越年齡的“超人”記憶，更有超越時代的“前瞻之思”。在2019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潘先生説：“翻轉課堂和慕課等教育技術已經在教學領域炙手可熱，但它們在網際網路技術深入影響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面前，只是冰山一角，還有許多新的問題將陸續出現。目前對教育技術接受度最低的就是一些年齡大的老教師，越是經驗豐富、資歷深的老教師越需要擁抱新技術。”聽到他講這番話，在座的人會心一笑，因為潘先生就是年齡最長的那位。

2020年8月，在紀念他百歲華誕暨從教85週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潘先生呼籲：“不僅要讓機器人會思考，還要借助腦科學的力量，加強機器人的倫理道德和情感教育。”他預見到了人工智慧也會遇到倫理道德問題。

教育技術迅猛發展，潘先生不只是觀察、思考，還帶頭“上網課”。2020年年底，潘先生應邀線上上作了題為《高等學校內涵式發展的內涵與樣板》的報告，為全國3萬多名師生上了一小時的網課。一開始，他堅持要站著上課，在大家的勸説下，總算答應坐下講。他課後風趣地説：“如果這樣坐著還累，那我還能幹什麼？”這讓我想起了2017年10月，我到北京出差，請老人家代我給廈大本科生上一堂通識課，他竟然站著講了兩節課。潘先生用實際行動向“95後”學生們展示了97歲大先生的課堂風采！

超越“常規”的教育智慧

廈門大學的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發展到今天，潘先生都是當之無愧的領軍者。他以一位教育家的智慧，帶領高等教育研究界一路前行。

20世紀80年代，廈大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招收第一批和第二批碩士生時，師資嚴重不足，也沒有成體系的課程，這兩批碩士生前一年半的學業都是在華東師大完成的。王偉廉師兄是我國第一位高等教育學博士研究生，他入學的第一個學期沒有上課，待我在1987年秋季入學後，潘先生開始給我們倆一起上課，只上了兩天，我們的學習就結束了。此後，潘先生便讓我們倆給碩士生上課，每人必須開兩門課，以授課效果的好壞來決定我們這門課程的成績。為解決師資問題，潘先生早期只能在廈大其他學院招人，故高教所早期的教師幾乎都是跨學科的背景。在王偉廉讀博期間，潘先生就把他調入廈大。自第一批碩士生畢業開始，潘先生不知做了多少學生的工作，希望他們能留校任教。

廈大高教所剛起步時，經費緊張，面對窘境，潘先生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高教所出國進修的老師，回國之後最好將國家給的出國津貼或對方給的獎學金捐出來四分之一。至今仍有人對此事“耿耿於懷”。

潘先生選拔人才不拘一格，對學生的培養也從不因循守舊。當年，唐德海連續兩年報考高教所的博士都沒有成功，皆是因為英語成績不達標，潘先生知道了他讀博士的決心後，考察了他的學術潛質，對他的學習和研究能力給予認可，於是專門向學校研究生院申請，特許他第三年不用再考專業課，專心備考英語，第三年終於成功“上岸”。潘先生在培養學生上經常打破常規，能夠從學生的角度看待問題，而不是以“規矩”死板地限制學生。這些“超常規”的舉措，能觸動學生的心靈，起到了“意料之外”的教育效果，這就是潘先生的教育智慧。

超越傳統的學科建設路徑

高等教育學在中國是一個新學科，也可以説是一個“晚成”的學科。之所以説“晚成”，道理十分簡單，該學科從成立至今只有40年的歷史。嚴格説來，潘先生也是一位“晚成”的學者，因為他真正開始投入高等教育研究是在“耳順”之年。一位“大器晚成”的學者，創造了一個“晚成”的學科，這本身就是學術界的一個奇跡。

開創一門新的學科究竟有多麼艱難，弟子們知道的不是很多，也從沒有聽潘先生説起過這段歷史。但我們知道，如果沒有潘先生的努力，高等教育學何時在中國産生還是一個未知數，今天高等教育研究的規模和水準也是一個未知數。

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潘先生就結合工作實際與同事們完成了《高等學校教育學講義》的編寫工作，但此書的使用範圍僅限于廈門大學，在全國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也沒有學科的“合法性”。因時代風雨，這項工作按下了“暫停鍵”，一拖就是20餘年。面對現實的困厄，潘先生發展高等教育學的信心絲毫未受影響，以“蟄伏”的心態等待時機到來，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抓住改革開放的契機，重提設立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必要性，強烈呼籲加強高等教育研究，以堅定的自信造就了一個“學科奇跡”。

高等教育學學科自設立伊始，便有學者質疑：高等教育學是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要不要建立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研究到底是學科還是領域？甚至有學者認為，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學研究的對象，才需要教育理論，高等教育與普通教育在教育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只要研究普通教育，就可以探索出基本的、共同的教育規律；至於高等教育的特殊問題，僅是一些規章制度、辦法措施等具體問題，可以讓法令、條例來規定，用經驗來補充，不必從事專門的研究。

“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是潘先生教育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是他在教育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也可以説是高等教育學學科起步的“基石”。隨著高等教育學學科的設立及研究的開展，關於學科合法性的討論逐漸少了，但質疑“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的聲音開始響起。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有學者認為“潘懋元的‘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劃分不科學”，由此引發了對“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的爭鳴，甚至連潘先生的摯友黃濟先生、長子潘世墨教授都對“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進入新世紀，又有學者對“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的科學性提出了質疑。然而，質疑和商榷仿佛都在潘先生的意料之中。他曾堅定地説：“‘始生之物，其形必醜’，要建立一門新的學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必須經過長期的經驗積累和高度的理論概括，問題在於必須邁開第一步。”（《潘懋元論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可見，他對學科建設過程中的艱難和曲折早有心理準備，其創建高等教育學的信心從未動搖。拉長歷史的焦距回顧這段歷史，曾經引起爭鳴的“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中的“外部規律”，經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已經成為今日“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理論鋪墊。

潘先生在給我們上課時曾介紹了“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提出的動因。他説，改革開放之初，教育界正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亟待探尋教育規律，尊重教育的基本規律。從潘先生的解讀不難理解，關注“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是為了減少高等教育的“折騰”。回過頭來看，正是因為“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的提出和討論，引發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重視，客觀上起到了為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探明方向的作用。

今日回顧這場時隱時現的理論爭鳴，其實並沒有“勝負”之分。當年這些爭鳴的意義在於，人們開始思考和尋找高等教育活動的客觀規律，按教育規律辦事成為共識。因此，“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的提出就具有了啟蒙意義。潘先生認為：“對這個理論的認識要經過一段時間，我們並不需要對他人的質疑進行過度的反駁。學術需要爭鳴，爭鳴是一件好事，有利於學科建設與發展。”一位當年與他爭鳴的晚輩學者到廈門出差，先生在家裏接待了他，讓這位晚輩深感意外。當時，面對同輩學者乃至後輩的商榷，他的反應是冷靜的，回應是理性的，體現了潘先生對不同意見的包容，這也是一種學術生命力所在。反觀當下，一些學術領域看似繁榮，卻少見爭鳴。如此對比，潘先生這種“既堅持又包容”的學術品質更顯得彌足珍貴。

超越時空的學術視野

學術刊物是一個學科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廈大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既有長處，也有“短板”，沒有刊物就是“短板”之一。殊不知，對刊物這個問題，潘先生的想法與他人不同。當時在讀碩士的周川回憶：“大約是在1986年年底或1987年年初，福建省有關部門考慮到廈大高教所的學術實力和影響，建議所裏辦一份高等教育的學術期刊，並答應給公開刊號。潘先生權衡之後並沒有接受這個任務，因為博士點剛剛批下來，他在全所會議上説：‘我們所裏的老師應該有信心在國內其他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尤其要在國內最好的專業期刊上發文章。以為自己辦一份期刊便於發文章，那就沒出息。如果要辦這個期刊，你們誰願意投入全部精力辦？’”在這個問題上，潘先生仿佛是一位時代潮流的“逆行者”。

潘先生對高等教育學的學科情結，伴隨著他的一生。在晚年，潘先生也有自己的遺憾。他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雖然目前高等教育學學科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高等教育學仍是二級學科，而國家有關政策以一級學科為建設單位，一些研究機構只能頂著教育學一級學科的“帽子”來進行高等教育研究，當務之急是將高等教育學升為一級學科，否則不利於高等教育學學科的長遠發展。

所謂“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他像庇護自己的孩子一般，為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發展“殫精竭慮，死而後已”。潘先生做到了“致廣大而盡精微”，特別能從超越時空的角度，去思考、判斷和決斷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大問題。

超越“經師”的為師之道

潘先生超越“經師”的為師之道值得回味。他遴選人才的眼光常常讓人出乎意料，他培養學生的方法也常常讓人出乎意料，體現了一位伯樂的眼光與追求。他對學生的“嚴”時常令人出乎意料，他對學生的“好”則常常令學生們習以為常。無論是這份“嚴”還是那份“好”，弟子們都逐漸適應、理解了，並且已經開始傳承和發揚。

潘先生一生做教師，他總是帶著極其莊嚴肅穆的神情，孜孜以求於教書育人的事業。他的教育管理工作總是彰顯著一種格外嚴肅的精神，他的教育研究實踐總是表現出一種格外嚴謹的態度，他的教書育人活動總是表現出一種格外嚴格的作風。

他曾超常規地直接把“老高三”樊安群錄取為博士生。為了讓樊安群儘快熟悉高等教育研究，潘先生要求他一年寫二十本書的讀書筆記，並親自批改了這些讀書筆記。還有一位博士生，在二年級時到國外聯合培養，回國後拜見潘先生，先生問的第一件事是“是否完成了6篇作業”。那位同學沒想到，聯合培養回來之後還要交作業，直到交了作業才算了事。

我也有被嚴格要求的經歷。記得是2005年的一次碩士生畢業答辯，因為忙於本科教學評估，答辯時我遲到了幾分鐘，老人家不僅當眾嚴厲批評了我，並且當即取消了我的答辯委員資格，最後只有四位委員參加答辯。

每位弟子在與潘先生相處過程中，都已經習慣了他的愛生如子和嚴格要求。在他的嚴格要求下，我們習得的不僅是做學問的態度，還有一位“好教師”的行為準則。

潘先生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其實是一種愛，而且是“大愛”。1987年，我去廈大考博，提前一週到了廈門，之前沒有見過潘先生，到了之後就給老人家打電話，希望可以見老師一面，真實的想法是想通過見面摸到一點兒考試的資訊。可老人家卻説，你先安心備考，待考試之後再説。考試結束，我想沒有必要再與老人家見面了，故利用下午的半天時間去了鼓浪嶼，等我回到廈大招待所，看到房間的門上有一張小紙條，上面寫道：

大光同志好！考試結束了，我來賓館看你，想必你出去了，等了一會兒不見你回來，只好給你留下這個紙條，希望能在廈大再次見面。潘懋元

盧曉中回憶：“1999年冬，潘先生帶博士生去長沙參加學術活動，他執意退掉了接待方購買的機票，一定要和學生們一起坐綠皮火車，他説可以在火車上給學生上課。我陪潘先生在軟臥車廂，學生在硬臥車廂，到了晚上，他讓我將隨身帶的大衣給硬臥車廂的同學們送去，因為硬臥車廂的毯子太薄。”1996年，華中科技大學拿到了高等教育學博士點，學校舉行專家諮詢會，安排張應強照顧潘先生。會後，潘先生送他一把黃楊木的梳子，並説：“謝謝你的照顧，這份禮物送給你的父母。”1998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在蘭州開會，會務組安排趙婷婷照顧潘先生，活動結束時，潘先生也拿出一份禮物贈予趙婷婷，使她享受了與張應強同樣的“禮遇”。

2021年年底，潘先生收到蔡映輝的專著《高校服務性勞動教育：理論與探索》，閱讀後，給她打了兩次電話，探討書裏的觀點和案例，還“責怪”蔡映輝沒有請他寫序。2022年，潘先生在病榻上收到張祥雲的專著《道理與功夫——人文教育學論綱》，也是打電話給張祥雲，鼓勵他繼續在此領域深耕。平時，潘先生收到全國各地寄來的各種高等教育雜誌，看到學生（包括已經畢業的學生）的文章，時常會打電話與作者討論，鼓勵他們繼續深耕。

胡建華回憶：“1998年，潘先生去日本參加國際會議，會後專程去我在名古屋的家，鼓勵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工作。”聽到校友們講的故事，回想起來，我也曾陪著先生去過胡建華在南京的家、何雲坤在湘潭的家。在北京工作的葉之紅對先生饋贈的“嫁粧”記憶猶新。1989年，潘先生從英、法兩國考察歸來，先到了北京，得知她準備結婚，就把免稅的家電指標送給她，讓她湊足了當時成家必備的“三大件”。葉之紅渾然不知，潘先生的幾個子女都在等待著當時十分稀缺的家電指標。

在潘先生這裡，子女與學生沒有親疏之分。他剛開始招收研究生不久，春節時聽説有幾位學生沒回家過年，就邀請他們到自己家裏一起吃年夜飯。幾個子女難免有些情緒，認為除夕應該家人團聚，不應該有“外人”。潘先生聽了之後告訴子女：“20世紀40年代初，我在內遷閩西長汀的廈大求學，家鄉汕頭淪陷，孤身一人，有家難歸，因此特別理解年輕人過年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的心情。”聽了父親的故事，子女們也就理解了他的做法。

後來，潘先生請過年留校的學生吃團圓飯成了常態，只不過把這頓飯改在了除夕的前一天，飯後還會給學生發壓歲錢。我調回廈大工作的第一年，沒有回東北老家過年，他又把我們一家三口、另外兩位留校過年的學生和他們的家人叫到家裏吃年夜飯。

比吃年夜飯更慣常的，自然是先生的保留節目“週末沙龍”。每次沙龍結束後，他都會堅持挪著緩慢的腳步，在學生們的簇擁下走到電梯口，目送大家離去。電梯門徐徐關閉，先生的笑容定格在每個人心裏……從潘先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對教師職業的愛和敬重，乃至敬畏。久而久之，你也會感覺到當教師的幸福和教師職業的神聖，會自覺不自覺地模倣先生的做法。

潘先生逝世後，2023年7月30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舉辦的“紀念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成立40週年大會”授予他“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研究終身成就獎”，頒獎詞如是説：

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他是中國教育界的傳奇人物，15歲開始從教，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在教育戰線辛勤耕耘87個春秋。他愛黨愛國，曾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顧問，全身心投入國家教育現代化事業，是我國高等教育界的一面旗幟。他是“全國教書育人楷模”。他愛生如子、言傳身教，桃李遍天下，培養的五百多位博士、碩士成為教育戰線骨幹力量。他開創中國高等教育學科，注重教育內外部規律研究，是中國人文社科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探索者、踐行者。他，就是我國高等教育界的學術泰斗、大先生、教育家——潘懋元。

這是對潘先生一生最好的概括。毫不誇張地説，在高等教育學領域，潘先生是一個“現象級”的存在。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你看不出他“落伍”，儘管他常説自己老了；在面對苦難的時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畏難的跡象，儘管他前行艱難；在重大的時間節點上，他往往能做出理性的判斷，你看不出他的徬徨；面對新現象、新問題，他能敏銳地反應，你看不出他的保守。他的思考與研究不僅與時代同步，甚至常常是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年齡、超越了常規。潘先生猶如一支永不熄滅的火炬，照亮了我國高等教育學的漫漫前路，指引著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者與學子不斷前行。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於人的生命歷程而言，百年很長。潘先生將他的一生貢獻給了高等教育學，他是走在前面為我們開路的人，也是殫思竭慮為我們未來鋪路的人。于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史而言，40年不長，然而中國高等教育學界的學人一定會記住為他們開創這個研究領域的潘先生。回想與潘先生的交往，我們還參不透他的精神世界，因為我們跟他還有距離——格局的、境界的、視野的、信心的、意志的。作為弟子，我們唯有懇懇切切、兢兢業業地為新時代的高等教育學作出一些實際的貢獻，才能給為我們開路、指路的潘先生一個像樣的交代。作為弟子，我們何其有幸遇到了潘先生，才讓我們懂得了什麼是“大先生”，才體悟到“大先生”的價值和珍貴。

人生朝露，先生千古！

（作者：鄔大光，係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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