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看似是平平無奇的一天，一切塵埃落定，又懸而未決。徐榮生“沒了招”，決定送15歲、視障的兒子徐光霖回特殊教育學校學按摩。

一兩年前，徐光霖還是圍棋老師們寄予厚望的“奇才”。2016年，遼寧鞍山當地的一名圍棋教師挖掘到他。靠著在特製的棋盤上摸索，他一氣在2017年11月的遼寧省圍棋定段賽中九盤全贏，對手是清一色的健全人。

在比賽中嶄露頭角以後，一些圍棋人士為他提供了幫助，徐光霖由父親陪著“南下”北京求學。但經歷了顛簸的四年，徐榮生不幸患上了腦梗，父子倆重回老家鞍山。兒子一個人待著，對下棋少了興趣，父親也不再催他練棋。

曾經，發現孩子的圍棋天分，這個普通家庭仿佛“中了彩票”，歡喜異常，但彩票能兌付的只是一個渺遠的前景，他的成才還需要漫長的訓練。在這過程中，徐榮生逐漸迷茫了。

這是一個關於背負希望的故事，當一個沉重的希望”砸“到普通家庭頭上，他們會經歷長久的眩暈。

突入叢林

現在，徐榮生已經很羞于談及原先的預期，2018年初，剛到北京的時候，他看到了一些宣傳畫，提到了世紀冠軍，“一場比賽二三十萬”——在一些頂級圍棋賽事上，冠軍能收到二三十萬的獎金。好像看見一扇新的大門打開，他對兒子説：“你得了冠軍，二十萬夠咱活的。”

他想像過兒子拿世界冠軍，他會成為冠軍的父親，多少有一些自卑，也不會説話，拖了冠軍的後腿。不過只是偶爾想一想。剛開始的時候，徐光霖進步很快，也許今天打不贏一個對手，明天就能打贏，他看到心裏高興。

到北京的頭幾個月，他們在京郊的一個圍棋學校落腳。校長肖細蘭覺得徐光霖棋力不錯，又很“不容易”，尤其靠觸摸特製的棋子對弈，白子錶面光滑，黑子頂上有一個凸起，別人一眼看明白的局面，這孩子還要多摸一下才能明白。她為了辦學租過一個房子，直接劃給父子倆住。

徐光霖使用的盲棋棋盤，白子錶面光滑，黑子面上有一個凸起。 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攝

她十分實際地代他考慮過前途——因為殘疾，徐光霖未來可能沒法給人上圍棋大課，但可以上小課，他下得慢，費用也許只能收得低一點兒。回頭她可以給介紹幾個學生，送他出道。

沒幾個月，徐光霖又衝上了業餘四段，能在棋盤上與他抗衡的老師變得不易尋找。肖細蘭的學校面向初學者，老師有些教不動，而從行業裏請人臨時來一對一地上一節課，肖細蘭説：“要大幾百元。”

徐榮生一共只有一萬多元的存款，為了陪孩子學棋，他早就辭掉了工作，兩人出門在外的花銷，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從退休工資裏掏出一點兒，徐榮生的一個哥哥補貼一點兒。剛到北京的時候，印象深刻的是北京肉貴：“一盒肉也得二十元錢。”一個禮拜才吃一回，父子倆一個月的生活費控制在幾百元。

為了尋找“免費”的對手，徐光霖會去參加北京不定期的業餘棋手聯賽。在北京圍棋圈裏，一個棋手對徐榮生説，自己要去福建辦棋院，能給徐光霖配常規的圍棋老師。徐榮生就帶著兒子跟去了。

去了福建，一兩個月的時間，那位棋手一直沒落實徐光霖的圍棋課程，只帶著孩子與當地一些名流下了幾回。徐榮生明白過來，與那棋手鬧掰，回了鞍山。老家的住處是他和母親、兒子蝸居的老房，屋內電燈的線路懸挂在外，在空中畫出好幾個弧形。兒子逐漸長高，路過那些線路，頭頂總是碰到一下，那根線晃動起來。

　　家裏的電線在空中畫出一個個弧形。

兒子就是徐榮生生活中萌發出的丁點“希望”。彼時，徐光霖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有圍棋老師提出可以在學校下午三點放學以後，幫他帶一段時間的孩子；這對他很方便，他當時是一個客車司機，下班晚，又離了婚，一度很憂愁找不到人接送孩子。他曾雇一個鄰居家裏喝酒的“閒”人幫忙接送，但“閒”人喝酒太多，忘了幾回。徐光霖很快在圍棋老師的課上嶄露頭角。

欣喜的同時，徐榮生籠上一種無名的焦慮，“我脾氣急。”他總這麼解釋。兒子學棋的路上，自己有時候對他發脾氣，知道這樣不好，但很難改。這種感覺也折磨著他。一部分的“急”可能早先就有——兒子的眼病起于幼兒園，兒子看電視老是往前躥，也不解釋什麼，徐榮生會生氣得打他。

聊起這個拔尖的孩子，幾名老師都回憶起他的父親對於兒子露頭的急迫。

徐光霖的第一個圍棋老師陳天軍記得，徐榮生起初催著他送兒子去參加鞍山本地的少兒比賽。他攔著，説孩子得直接到遼寧省裏的比賽露臉。

到了北京，肖細蘭也一路提醒著，孩子是集中精力學習的年齡，外面有些比賽水準不高，別花精力去參加。

2021年，徐光霖輾轉跟著職業棋手桂文波學棋，桂文波形容，圍棋教學重實戰，會參加一些賽事，他帶隊過去，孩子們一輸，陪來的家長就散發出一股懊惱的氣氛，裏面也有徐榮生的一份。徐光霖輸了幾盤，就聽見徐榮生邊上訓開：“怎麼又輸了？還學不學了？”

大膽想像之後

徐光霖患的是視網膜脫落。小的時候還能看著一點，他不喜歡看動畫片，少數感興趣的片子翻來覆去地看，情節倒背如流。他也不太喜歡動手，鄰居老奶奶送過一個變形金剛似的玩意兒，搗鼓兩回就扔到一邊。他一度還能和鄰居家眼睛好的孩子一起玩，可是，似乎有一個女孩子，老是跟徐榮生告狀，説徐光霖看不見，“搗亂”。徐榮生就不再讓他出去。特殊教育學校沒有什麼作業，他放學之後，就是待著。

徐榮生説，自己上過一段時間的夜班，孩子更不適應，徐榮生又試圖把他託付給底樓的鄰居，到夜裏他會哭，一定要等爸爸回來。

一開始兒子吵吵，要他買個盲棋棋盤，徐榮生只想，就當是給兒子買一個玩具，特意託人從日本買回來，花了一千多元。

他發現，徐光霖可以和自己對弈，不知疲倦。

那時候，徐榮生所知盲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按摩，他想過要給兒子盤一個門面，不讓他給人打工；他覺得搞按摩“是伺候人”，但又想不出別的出路。所以，當他發現兒子的生活有了別的可能，很是興奮。

徐光霖的頭一個圍棋老師陳天軍是一個很想把事兒辦成的人。他是鞍山本地人，説自己一直很喜歡棋，從讀高中開始棋書不離手，後來讀了工科，遇上鞍鋼改制，一鼓作氣，“下海”當了一個圍棋教練，“培養圍棋人口”。

陳天軍有幾年熱情地扎了進去，研究怎麼講授圍棋。正在教棋的興頭上，他有一天路過特殊教育學校門口，想起在資料裏看見過的日式盲棋，決定去教教看，費了一些力氣才讓特殊教育學校的校長接納自己，又摸索到路徑，先讓盲童們觸摸豎線，對角線，感受不同的間距。

陳天軍聯繫過幾個領悟力強些的殘疾孩子的家人，提出教他們學棋，不收費用。徐榮生也説，要不是陳天軍提出免費：“我們不一定去。”

陳天軍很關照這個孩子，想幫他殺入圍棋的職業世界。那時，他帶徐光霖去參加遼寧省圍棋定段賽，為了防止對方落子太輕，他讓徐光霖兩手貼緊棋盤兩側，感受震動，而且要求對棋局全程錄影，防止有的人偷偷落子。

他一度覺得，徐光霖已經走在了一條大道上，不太可能有什麼閃失。

徐光霖露頭得比一般的業餘棋手快些，他是2018年世界視障者圍棋錦標賽的第三名。

徐光霖至今最得意的棋，還是在日本的一場比賽，對方前半場出現了失誤，讓他一路保持優勢到了收官。儘管他之後又有一些與高手對局的機會，去了葛玉宏圍棋道場(下稱“葛道”)，奮戰到了全道場的第一梯隊，回憶卻仍然錨定在那一點。

但他一直不擅長被人觀看比賽。記者問，如果圍棋只是一個興趣而非競賽，是不是會下得更好一點？他點點頭。

2018年下半年，“葛道”提出可以減免學費，於是，父子倆從鞍山重返北京。“葛道”對徐光霖很合適，有一些與他年紀相倣的同學。道場裏除了上課，每天對弈，不進則退，贏了能遇上更強的對手。徐光霖往上的時候多，但還有一些優秀的同學，他不太下得過。

徐光霖逐漸發現“當冠軍是很難的”，他有過一個當冠軍的夢想，十歲成為業餘兩段，他對著電視鏡頭説過“想成為柯潔”；徐榮生也斷續地失望起來。從前，陳天軍對孩子和他都説過，以徐光霖的棋力，拿一個殘疾人比賽的世界冠軍沒那麼難——這話可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腦海裏。

大約2019年，徐榮生試圖進去中國殘聯，想問問兒子能不能參加全國殘疾人運動會，有沒有這個項目。保安不讓他進門，就在保安室裏打了一個電話，登記了訴求，讓他走了。

但到2021年初，“葛道”的人提出，學棋要開始收費。

徐榮生一度想與他們討價還價，表示自己和兒子可以離開道場另覓住處，能不能繼續讓兒子免費學棋，道場的人拒絕了。他感到很委屈，託人溝通著，説能再研究研究，最終研究得沒了影兒。他還試圖給道場“解圍”，説當時疫情開學困難，道場可能自己都夠嗆。

他逐漸接受了帶著孩子攢錢似的學棋，攢一點兒是一點兒，棋力漲到哪兒，就是哪兒；其餘的，都在他的能耐以外，往那邊去想了，只會惹自己傷心。但他又説，只要還有老師可能收他，有一線希望，就要用力抓住。

一再被打斷的棋局

確定“葛道”不會再收留兒子，徐榮生主動打電話給桂文波，這是他陪著兒子參加比賽認識的職業棋手，問對方能不能教自己兒子。

桂文波説，可以教徐光霖，不要學費。

2021年，他在北京教了徐光霖一年，與他的其他學生一起，每天對弈、復盤。他對記者説，徐光霖是一個很有天分的學生，即便看不見，還能做出很難的死活題；記憶力也非常驚人，圍棋棋盤橫十九條線，豎十九條線，複雜的棋局能下幾百手，桂文波自己試過閉著眼，靠觸摸下，下到第150手就開始發暈。

桂文波觀察，這孩子輸棋的時候，不言不語，只是暗著一張臉，露出不服輸的表情。

平常練習的時候，他“膽子還很小，放不開，剛開始復盤的時候都不太敢講話，後來慢慢地熟了之後，才會充分地去表達自己”。徐光霖與幾個老師説話的極限也止于談棋。桂文波評價，這孩子還欠缺很多成長，他的父親在他身邊，寸步不離，他如何成為他自己呢。

由於學生流動性太大，組織不好訓練，2022年起，桂文波不再帶學生，徐光霖又無處可去。

桂文波是無奈的，他感慨，一切都亂了套。學棋本是個磨煉的過程，不僅要天分好，而且要孩子每天下棋，是想要他們學會在狀態低落時調整自己，找到新的路數，或者説，要學會輸；現在的許多家長不再有這個耐心。賽場上本沒什麼常勝將軍，要是孩子連輸一段時間，家長們要不埋怨老師不行，想換老師、找別的名師補課，要不輕易地失去信心，送孩子回去走傳統升學的路。

他甚至悲觀地懷疑，徐光霖以後能否在圍棋培訓機構找著工作，很多機構現在急吼吼地助人衝段，不一定喜歡一個下棋緩慢的老師。

徐光霖的“回頭路”似乎只有學按摩。徐榮生不樂意，往前走又發慌。

他仿佛立在一個獨木橋上，突然回過神來。“我合計他定不上段。”徐榮生説，這是在回憶2019年9月的又一場升段賽，徐光霖已在葛道訓練，想要升上業餘五段。棋局變得越發複雜，徐光霖的時間更加吃緊。他眼瞅著徐光霖在棋盤摸索，心裏發麻。

這對父子都不擅長應對比賽。徐光霖在場內參加升段賽，徐榮生就在場外，一圈圈地走。

他甚至思忖過，兒子下棋想得入神時，是不是手沒地方擱，要不要盤個珠子？他給兒子買過一個玉石手串，結果徐光霖不用。這玉石手串現在挂在徐榮生的腕上，他沒事就會盤一盤。

　　現在這手串挂在徐榮生的腕上，他沒事就會盤一盤。

更令他感到壓力的，還是桂文波反感的“小課”。桂文波説，有的道場允許學生休息日出去，找他們自己延請的“名師”，要花大量的錢，又並不容易沉澱下來。徐榮生也把這些事看在眼裏。“有的(家長)真投錢。”他説，“還請了職業老師在那兒教。一節課可能都一兩千的。”

上一次，徐榮生品嘗到沒錢帶來的無力感，還是十多年前。他意識到孩子的眼疾，帶著去北京看病，一進醫院就有黃牛圍上來：“要號不？”一個號要幾百元。當時，醫生説，等孩子大一點再考慮手術，他有些年不太關心治病的事，知道做一場手術很貴，再後來，還是肖細蘭幫他託人再看醫生，這回説是孩子太大，錯過做手術的時機了。

好像到了四五十歲，他才突然明白：“不是學棋，就是學音樂啥的，到了頂級，不都是靠家長拿錢找專家？”

儘管桂文波不再開班，徐榮生還不想放棄，他們留在北京，想找別的機會。後來離開，一方面是徐榮生腦梗，另一方面：“説白了，不是沒錢了麼？”他抱歉似的笑笑。

那半年，徐榮生帶著徐光霖走了一些北京的棋社，找能與之對戰的人，有些棋友看徐光霖用的特製棋盤挺有意思，陪他下一盤，就不再過來了。他們下不過他，又覺得他下得太慢，有時一天也等不來一盤棋。

“他對輸贏很認真呢。”徐榮生説，徐光霖很少與他爭辯什麼，只涉及圍棋的時候，有時受不了父親説他。線下沒有棋局的時候，他們試著在網上找人。

他們在網上遇到過一個“壞人”。對方一邊下棋，一邊發來資訊：“你下得太好了。”所以，徐光霖輸掉了棋，徐榮生格外鬱悶。兩人吵吵起來，徐光霖一定不認錯，不相讓。後來，他堅持用電腦復盤，發現對手是用了人工智慧，“遛了狗(指阿法爾狗機器人，在圍棋的語境裏泛指各種人工智慧)”。

2022年8月，徐榮生在北京住處犯了腦梗，感到氣血上涌，脖子支棱不起來，腿綿軟無力，走不動道——這時，他的心思是，疫情裏的北京肯定不好看病。他摸索著手機托朋友幫他買了兩張火車票，與兒子互相攙扶著，回了老家。

他還記得，腦梗的第二天一早起來，他們還在北京。兒子先摸一摸他，他理解這是“看我有氣沒有”。

回了家，先輪椅推去住院，又出來，有一段時間，他也沉浸于感傷的心情裏：“我要是沒了，他要怎麼生活？”

徐榮生的老母親照顧他們。徐光霖逐漸起得晚，不練棋。

慢慢康復後，徐榮生感到很迷茫，拿錢耗在北京也不是那麼回事；對於自己的兒子，他像一個幼兒面對一個拆不開的禮物，不時地上去搗鼓一下，但沒什麼用。

他抱怨著，兒子連想吃什麼也不肯與他直説，問他：“想吃什麼？”孩子不吱聲，讓他去猜。

他甚至會直接問：“兒子，你在想啥？”他這兒子，心思重，沉默以對。

徐光霖的奶奶任芳梅也長期糾纏于眼病，現在只能模糊看見面前有個人影兒，細節都看不出。她十多年前做過癌症手術，今年八十二歲，還搖搖晃晃地操持著家務。聊起來，她説：“我這孫子就是不愛説話。”最大的問題可能已不是他的盲。説這話時，徐光霖在窗前徘徊著，不來吃飯，他們不敢問為什麼，由著孩子無聲地游來蕩去。

“難道不是很有成就感嗎？”

在一些教過徐光霖的圍棋老師看來，並沒有哪條路被堵上，這孩子只是在路上停下一會兒。

聽説徐光霖回了鞍山，陳天軍挺詫異。他又説，徐光霖還可以與人工智慧下棋，把這作為一項功課。這也是許多圍棋新星的訓練方法。雖然，他承認與高深莫測的人工智慧下棋，令人深有挫敗感，陳天軍晚上練棋，得把人工智慧的水準調低一些，贏上一盤，才能愉快入睡。

徐榮生説，因為總輸，兒子不喜歡與人工智慧下棋。他下幾盤就失去了興趣。

近幾年，幫著徐家父子聯絡“葛道”、一度把自家的房子借給他們住的鮑橒也“批評”他，説他死磕高手的志氣，好像差了一點。

這事還要從頭説起。在鮑橒看來，徐光霖頭幾年棋力增長飛快，但來北京後，他的棋一度缺力量感，顯得氣弱，容易在棋盤上固守地盤，仿佛總有些害怕。也可以説，下得很“慫”。這問題一度有點改善，但是，這孩子又變得有些大意，擋不住對手突然亮出的鋒芒。

他認輸得過於輕易。鮑橒是同時與五人下盲棋世界紀錄的保持者、前《最強大腦》選手，他曾與徐光霖直播下棋，純用腦記，徐光霖靠觸摸。鮑橒回憶，有一盤棋，兩人下成了膠著狀態，甚至用人工智慧分析，徐光霖的勝算更大一些，但徐光霖突然把兩顆棋子放在棋盤的右下角，表示認輸。

即便當了一些年的棋友，鮑橒也只能猜測他的心意。事後，他去問徐榮生這是什麼意思。徐榮生只説，兒子感覺要輸了。

但鮑橒覺得，在徐光霖的個性以外，他在家練棋少的主要原因，是徐榮生不配合。他説，圍棋的人工智慧可以深邃地分析每一著下法的勝率，未來幾十步之後走向；但它只能給出冰冷的數據，令人讀了不適。徐光霖在家，沒有一個懂棋的人與他討論。徐榮生對圍棋所知很少，徐光霖在網上與人約棋，徐榮生看著電腦螢幕對棋盤找位置，有時得找好幾秒，把棋局拖得更長。

徐光霖跟著陳天軍學棋時，有一位特殊教育學校的李老師來幫忙，陳天軍在課上教，李老師在底下給徐光霖擺棋。她謙虛地對記者説自己只懂點常識，但看陳天軍擺出常規的著，“三三”、“天元”(一些點位的名稱)，她能瞬間給徐光霖擺上。

相形之下，徐榮生説自己看見圍棋就“腦子暈”，提不起興趣。

其實他對做飯也不感興趣，是到了北京之後現學的。他下不去心思細讀網上那些菜譜：“什麼幾克，要這個那個的，上哪整？”他覺得燉菜比炒菜方便，少步驟，有時就下點速食麵、速凍水餃之類。

在北京四年，他們沒去過任何景點。很久之前，他帶兒子上北京看眼睛，去過王府井，那也是很挫敗的經歷——吃的東西太貴。

徐榮生在鞍山朋友不多，上了北京之後，帶孩子參加業餘聯賽認識一些圍棋愛好者，他們會給徐光霖帶一些吃的，給他的未來想辦法。徐榮生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麻煩會找人求助，但一般不聊天。“咱掙錢少，文化水準差。”他直白地説。

他有時嘆息一下，説自己早年一門心思地老實上班，沒想著做個買賣，哪怕擺個燒烤攤兒。

母親任芳梅在一邊笑：“做買賣？你沒那腦瓜兒。”在家裏，她隨意地言語打擊兒子，説他啥也不會。

為了讓徐光霖換個環境，鮑橒曾考慮過讓他直接住來家裏，但這孩子太不愛説話，怕適應不好。

下盲棋，即便有個特製棋盤作為輔助，也需要卓越的記憶力。鮑橒著迷於此道，他形容，集中精力在局部戰鬥的時候，得把其他部分的局勢記牢，裝進頭腦深處，戰區轉移再調取出來；又像把握著舞臺上的追光燈，一會兒照向主角，一會兒照向群演。而且，像是武俠小説中的盲俠，可能比主角還有魅力，因為他去除了那麼重要的感官還是打得不錯，難道不是很有成就感，不是特別地“酷”嗎？

鮑橒承認自己一開始想得挺單純，徐光霖把棋學好，一些圍棋機構既看中他的才華，又做個好事，以後給他提供一份工作。但後來鮑橒帶徐光霖搞過次圍棋直播，發現還是自己獨自表演盲棋流量更高——社會對一個還不算長成的盲人業餘棋手沒那麼大的興趣。

他還是期望徐光霖可以靠這一份快樂，扛住社會的冷漠。當務之急是讓徐光霖接著練棋。聊著聊著，鮑橒説：“我給他打個電話吧。”

他在電話裏對徐光霖説：“你今年才十五六歲，還有好多年的，你不用太著急。”鮑橒鼓勵他，雖然現在學棋、參加比賽都遇到一些麻煩，但生活很長，要努力練棋。

這次，鮑橒還是按照習慣，打了徐榮生的電話。電話那頭的父子只是沉默地聽。就像是黑夜裏踢出一個球，鮑橒的話不知道去了哪，沒一個落地的聲響。

“孤獨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寵”

“我再給你寄一台電腦吧？”鮑橒在電話裏提議。

這是他想到的解決方案。一些較好的圍棋人工智慧引擎需要收費，鮑橒之前開通了許可權。這些大引擎需要好點的顯示卡，他有一台閒置的電腦更好一些，這就給徐光霖寄過去。

讓鮑橒苦惱的是，猜不透少年的心思。他相信徐光霖喜歡圍棋，因為他能從很難的死活題之中糾纏出來，如果不喜歡，很難想像怎麼做到；而雖然徐光霖下得慢，但其實有很好的棋感，這東西難以言傳，就像是有天分的球員帶著球跑，不用使勁，倒像是球嬉笑著，纏住他，不肯離開。

但拋開圍棋裏的輸贏與對錯，徐光霖似乎對於“玩”的部分興趣不大。鮑橒喜歡創作死活題——就像數學愛好者不僅喜歡做題，還喜歡出題，創作一道題像搭建迷宮，是一門藝術。他試圖與徐光霖一道創作，徐光霖不太響應。鮑橒還試圖告訴他，要把人工智慧當做一個可以戲耍的高手，比如任意開局，變著花樣與它玩。這些建議一個個拋出去，不見採納。

鮑橒嘆息，在棋盤上，所有人都害怕下險著，害怕未知，也許看不見的人尤甚；可他以為，對於這些生活不方便的人，圍棋是一種很好的補充，讓他們在運動範圍受限的時候，頭腦不受局限。

他又樂觀地想，也許徐光霖的生活安定一些，心態放平，反而能有突破。

徐榮生卻在動腦筋找一個看得見的出路，比如，他想過把孩子送去武漢一個盲人業餘棋手那裏——也是徐光霖多年的棋友，一開始比他強，後來漸漸地下不過他，但徐光霖還是喜歡找他下棋。棋手有時在微信裏表示“不能和你下棋了，準備給人按摩”。徐榮生覺得，也許這個棋友會對兒子好，照顧他，問題只是自己的身體不好，可能去不了武漢。

有人提過徐光霖以後可以上國外發展，國週邊棋水準低，需要老師；徐榮生也記在了心裏，又默默否了。

“他身邊離不了人兒。”他想像不出他們倆到國外怎麼生活。

對於徐榮生的各種“怯陣”，肖細蘭曾説過重話：“不是光霖離不開你，是你離不開光霖，你離開他，不知道去幹啥吧。”

現在，徐光霖也許很高興停駐在老家，回到自己的起點。3月7日，他回到了遠離五年的特殊教育學校，一路上照舊是安靜的，不發表什麼評論，由著父親提溜著他，叮囑著他。當視障的同學進教室，説一聲：“Good morning”——對方還不確定他在哪兒。他説：“後面呢。”再也蓋不住自己臉上的笑。

自打離開特殊教育學校，他就再也沒和這些同學見過。徐榮生説，去年，武漢的盲人棋友送他一台手機，他建了一個盲人同學群。徐光霖還很想弄個同學聚會。徐榮生卻調侃兒子，説：“盲人怎麼聚會呢，你們吃個圓臺面，難道邊上坐一堆家長給你們夾菜啊？還是你們一人一個蓋澆飯？”

還是徐光霖的母親帶他去按摩城，找一個已經畢業的盲人同學玩兒了一回，母親幫他給這臺手機換了一塊新電池。她平時在另一個城市生活，偶爾來看他。

前一天，記者問徐光霖，想不想回去北京學棋？他説，想。在老師和同學之間，他更多地想念同學們。

第二天，他從學校回來，看上去心情不壞。記者又問他一嘴：“想留這兒？”

“留這兒吧。”他説。

除了學圍棋認識的同學們，他對北京留下的好的回憶，還包括一個年輕的紀錄片導演拍過給他介紹的“心目影院”，是一個給盲人“播”電影的公益項目。徐榮生説，兒子很喜歡去，總去。電影開始，講述人把銀幕上顯示的龍標和一個個貼片廣告全講了出來。閉上眼，語言會打開人的想像，描述一些宏大事物：原野、原野上的牛群與羊群、藍天。銀幕上的人追逐打鬥，光影激烈閃爍，知道這是一場漫長的衝突。銀幕上的恩怨怎麼也沒有完。

志願者石佳告訴記者，那個羞澀的年輕觀眾徐光霖是他們觀影群最活躍的群友之一，老在催促著他們發新的活動時間。徐光霖和記者説，他把《盜夢空間》看了三遍。而石佳説，線下活動不會反覆放同一部電影。他一定在用公益組織的小程式看電影，看了一遍，又一遍。

在電影院，徐光霖遇著一條很大的導盲犬，很喜歡，又與它玩了很久。徐光霖喜歡小動物，從前住在肖細蘭的地方，總是與她養的狗玩兒，是兩條脾氣很好的邊牧；徐榮生也喜歡狗。但是，奶奶任芳梅不讓養，説照顧不動。

他們問了一問。犬主人説，導盲犬數量太少了，需要的話得排隊。得排三年。

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實習生 郭思航 林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