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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影像化之後,還剩些什麼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6-24  發表評論>>

從四川地震災區回到北京以後,包括不少本報同仁在內的朋友,總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那裏到底怎麼樣?你到底都看到了什麼?

不要讓從災區回來的人反覆回憶與講述自己的見聞,以免對敘述人再次形成傷害。我理解他們的方式與態度,這讓我感動。但,相關的問題是,在資訊如此發達,媒介空前開放之

際,包括我自己在內,身處即時更新的資訊中,為何還會有那樣多的疑問,總覺得通過媒介得到的資訊還不夠呢?為何還要總是抑制不住地打聽所謂“真實的”情景?

按理説,世界已經影像化了。電視、網際網路、平面紙媒,甚至包括手機短信等,迅速把大量資訊,包括實時畫面傳送給我們,滿足人們要求了解真相的“公民心”,當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們為此歡呼過,禮讚過,認為這開闢了中國資訊溝通的新紀元,可以向我們急於告別的舊時代説聲再見了。

但,當經過人類選擇的影像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或者更進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為我們觀照歷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説歷史影像化之時,問題便出現了。“正是這些畫面使得我們記憶。”——已逝美國著名“新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在21世紀初,便對此現象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她提示道:問題不在於人們透過照片來記憶,而是他們只記得照片。舉個例子來説,我不願與朋友一起觀看自己拍攝的那些地震現場照片,主要原因是,別人在觀看這些把現實平面離間了的照片時,儘管還有十分豐富的想像空間來面對災難與恐懼,可那畢竟隔了時空。而我在看時,卻總在突然間回到自己去過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靜而整潔的辦公室內,恍然間也會突然嗅出讓人無法呼吸的氣味和漫天瀰漫著的千年粉塵,胸悶得幾乎讓人窒息。

對於其他透過照片來理解地震災害的觀看者來説,照片抹掉、阻隔了許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記憶,包括上述的氣味——情境記憶的一部分。所以,觀看者才不會滿足。除了諸多被過濾掉的記憶外,他們還需要活靈活現、聲情並茂的口述史。這種需求,再次印證了“身臨其境”這一成語所展現的多重價值;從另一角度也印證了我們那些報道,還是不能讓讀者發自內心感到滿足的原因。

問題還不止於此。照片的拍攝過程、方式等與圖片倫理有關的問題,也一再受到人們的追問。

綿陽九洲體育館,這個巨大的受災群眾臨時安置點,最多時曾安置兩萬多人。城市郊區田野中,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築,看起來突兀而又威嚴,那完全是迎合城裏人攀比心理與炫耀財富而建設的。但還未使用,卻變成了地震受災群眾安置點。我到那裏時,體育館被裝扮得彩旗飄揚,廣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著《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更好》等流行歌曲,各類工作人員及獻愛心人士頻繁穿梭在受災群眾中間熱情忙碌,恍然間給人某種錯覺。

初到時,我也被這裡的氣氛深深感染。可當我看到不少劫後余生、喪失親人而平日又習慣於獨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們任意觀看、拍攝時,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機。

我們這個國家,還缺乏許多東西,包括對災難的應對方式。人們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輕易地就把災難轉化為充滿戲劇色彩的場景。回避災難,幾乎是每個人的第一選擇。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會很快地忘記災難使我們積蓄起來的力量——那種奮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劇性力量?巨大的災難,能否成為民族道德情感史與悲傷史的學校呢?除了讓人耳目一新、備受稱道的抗震救災的硬措施之外,我們同樣需要那份承載文明的、處理災難的軟方式。

回到自己的職業上來,我們依據自身話語方式與傳播預設所做的“抗震救災報道”,在何種程度上能夠逼近事件的本質,能夠逼近災難的主體——地震受災群眾的內心世界與真實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體競爭與索取之後,“地震”、“受災群眾”這一新聞源,對於已習慣於在市場中搏擊,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團體利益)最大化的媒體來説,是否還有進一步挖掘的價值呢?

身背相機,走在倒臥的受災群眾中間,我的心與那些受傷者該有何等的距離啊!當我們這些被叫做“記者”的旁觀者,各自回歸自身的生活軌跡,這種關注的熱度還會有多久?作為媒體人如何堅守新聞報道中的倫理問題?這都需要更進一步的思索。

如果我們自問,哪怕是根據其最近的過去和後來的知識,我們對某種文化的某個時代,或者某種人類行為模式——比如一場戰爭、一場革命、一場藝術或科學上的復興——到底能説穿多少?我們肯定只能回答:幾乎什麼也説不上來。(晉永權)

文章來源: 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 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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