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鐘垂林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報》刊登了胡福明等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同時轉載了這篇文章。
該文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觀為指導，具有方向性地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式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要在實踐經受檢驗，經過實踐的積累中不斷增加新的內容。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引發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打開了禁錮我們已久的精神枷鎖。當中的一些語句至今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屬實，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訴為標準一樣。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繫起來的特性，否則就無法檢驗。”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承認為真理，正是千百萬群眾長期實踐證實的結果。”
“我們不僅承認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而且要從發展的觀點看待實踐的標準。實踐是不斷發展的，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它既具有絕對的意義，又具有相對的意義。就一切思想和理論都必須由實踐來檢驗這一點講，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就實踐在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無條件地完全證實或完全駁倒一切思想和理論這一點來講，它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是，今天的實踐回答不了的問題，以後的實踐終究會回答它，就這點來講，它又是絕對的。”
“真理標準”的討論受到了當時黨的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統治的支援，並且一致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這一論斷。正如李長春在紀念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十週年座談會上所說的：“這場討論，為中共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中國邁向改革開放新時期作了思想準備，為中共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從真理標準討論的整個過程可以想像一個國家改革的艱辛。特別是當一個國家充斥著某一種意識形態而不能有其他的意見存在的時候，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礎，引出主流的意識形態將原本存在謬誤的想法根植到群體的思想中，相當於進行思想控制。合理性的改革或者想法在霸權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看來就是異端學說，加上政治上的壓力，一般人都不敢提出和主流意識形態有差異想法。這樣就很容易導致一個時代一群人的集體性無意識和集體性錯誤，這種集體性無意識和集體性錯誤不僅和權威階層有關，而且和集體中的每一個也有關。如果我們說一個錯誤的想法被一個集體所接受，而這個集體卻沒有責任時，我們如何看待人類自己的主體性？我們如何把握自己對對錯的選擇性？由此，我們應該給每個人解放思想的條件，不能通過固定的思維和方式禁錮思想的開放，避免以後再走入那個誰說話就一定是真理的以話語主體判定話語的真理性的錯誤標準。
更進一步的思索一個國家發展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國家到底需要哪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好的意識形態可以提高國家的能力，國家可以在高度認同的權威內動員社會參與國家制定的計劃。不好的意識形態造成的不僅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滯後，而且是全民思想發展的滯後。意識形態不能太多具體化，當意識形態具體化到某個人或者某個事件的時候，局部的真理會以推波助瀾的方式侵襲到整體，最終變成錯誤。特別是在中國這個地大、人口多的地方，任何政策的適用都有空間和時間的個殊化區別，全民類型的意識形態具有一般性的內涵是最好不過的。
從胡福明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中國知識分子具有的“兼濟天下”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知識份子天生有一種濟世安邦的理想追求，這種理想追求鑄造了他們的錚錚鐵骨，鑄造了他們“以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品行，鑄造了他們“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社會良知，鑄造了他們“茍利國家生死與，起因禍福避趨之”的犧牲精神。胡福明也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良知的一員，寫該文時，他就說：“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退而反思今天某些知識份子為了取得權力資源不得不對權力階層哈腰弓背感到可恥。馬爾庫塞在寫給海德格爾的信中極為痛惜的說：：“……難道您真的希望以這種方式載入思想史中嗎？”政治和學術的結合是一個國家進步的催化劑，但是只有學術存在良知時發揮作用，希望那些迷途在政治權力資源裏的知識分子拿出你們說真話的本事和良知來。
重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思索這場討論對今天中國發展的意義，我們必須繼續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用實踐來檢驗真理，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麼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號角。這次思想解放讓人聯想到了以前兩次思想解放所帶來的國家的飛躍。在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有人開始懷疑改革的合法性並且準備重回老路時，這次思想解放給人的一個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問題並非是改革除了問題，而是改革不徹底，要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繼續改革。繼續改革面臨的除了思想的束縛之外，最重要的是來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國新聞週刊》就曾發文指出“這次思想解放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觀念問題，而是利益格局的調整，機制的創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顯然只會來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群眾”。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標準的討論將繼續引導我們解放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