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訪談。今天我們要説的主人公是一位來自美國的偉大醫生，他在中國戰爭期間來到中國前線進行救死扶傷。解放後，他依然留在中國，為中國的革命及醫療衛生事業奉獻終生；他是新中國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他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産黨的西方人；他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100位感動中國的西方人物，毛澤東説他是“中國女婿”，鄧小平説他在中國的五十年“不容易”。他是誰呢？他就是喬治·海德姆，他的中國名字叫馬海德。很遺憾，老人已經永遠的離開了我們，但是今天在他誕辰一百週年之際，我們邀請到他的兒子周幼馬先生，聽他説一説他眼中的父親和他的一段中國情緣。
中國網：周幼馬，全國政協外委會委員、《今日中國》雜誌社高級記者、馬海德基金會理事長，著名攝影師。
中國網：您好周老師！
周幼馬：您好！
馬海德名字的由來
中國網：很多觀眾和我的第一反應應該是一樣的，您的父親姓馬，但是您姓周，這是什麼樣的緣由？您父親本來是外國人，又為什麼取了這樣一個中國名字？
周幼馬：我父親喬治·海德姆到了紅軍以後，當時他們要去寧夏，跟著紅軍部隊到寧夏準備迎接二、四方面軍的會合。在路上，人家就提議，咱們寧夏姓馬的多，你就乾脆姓馬好了。周恩來就提議説，“那乾脆叫馬海德吧。”這樣他就叫馬海德。因為我父親是老馬，我是幼馬，因為我在延安出生，我的譯名就叫幼馬。但是上小學的時候老師説沒有姓幼的姓，所以要有一個姓，所以我就問家裏，我媽媽説你就姓周吧，我媽媽叫周蘇菲，所以我就叫周幼馬。這是我名字的來源。
來自大洋彼岸的熱血青年
中國網：馬海德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出生，雖然家庭生活貧寒，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學習成績一直是全校最優秀的。他16歲考上醫科大學，23歲就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為了慶祝學業有成，為了到東方研究熱帶病，也為了好奇和探險，他和另外兩個同學一起，坐船來到中國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
西方有的這裡全都有，卻沒有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對這三個美國青年來説，掙錢簡直太容易了。
周幼馬：我父親本身是窮苦出身的孩子，在美國也受到了不同的種族歧視，他更喜歡有一個更公平的世界、更公平的社會，他得到了博士學位以後也可以在美國行醫、工作，但是他想看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這個地球上別的國家，特別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是什麼樣的，他當時對中國很好奇，就和三個朋友來到了中國上海。一是慶祝他自己得到了一個醫學博士學位，二是因為他想看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
剛開始時他在一家醫院工作，後來他們一塊來的三個人一起開了一個診所，這個診所接待中外病人。在那裏，和我父親一起來的另外兩個人在一年後就走了，我父親自己就遇到了一個共産國際的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史沫特萊給我父親介紹了另外一個人路易▪艾黎，他是租界中的一個督察。路易▪艾黎給父親講了很多進步的東西，講了更好的一些社會的情況。最重要的是他帶著我父親看到了上海“十里洋場”的另一面。他們看到了童工的勞動，他們到了電鍍廠、巣絲廠，看到很多小孩在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工作，路易▪艾黎本身就是一個進步者。通過路易▪艾黎父親又認識了宋慶齡，他們教育了我父親知道中國還有一群革命的人，他們在長征，他們在陜北，他們是真正革命的力量，是能夠讓中國人民翻身，能夠讓中國人民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改變現在處境的人。這樣好的這批人使我父親很希望見到他們，或者是和他們在一起。
經宋慶齡推薦 奔赴延安 奔赴革命
周幼馬：路易▪艾黎是進步的一位共産黨的朋友，他家樓上就是上海地下黨的電臺，他告訴父親參加一個馬列主義小組，學習馬列主義。當時美國經濟大蕭條，蘇聯反而是五年計劃，所以先進的東西來自於蘇聯，大家都嚮往著革命，嚮往著馬列主義。在這個情況下，父親在一次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的週年活動上，我父親認識了宋慶齡。父親很高興認識宋慶齡。在他們交往的過程中，宋慶齡知道父親是一位年輕的美國醫學博士，同情革命，熱愛革命，對於中國共産黨有一定的了解。在1936年長征結束以後，當時的情況比較艱難，毛澤東通過地下黨向宋慶齡首先借了五萬美元買糧食，之後毛澤東又感覺到身邊沒有一位醫生，希望有一位能夠來去自由，能夠讓張學良放他到陜北革命紅區的外國醫生，因為只有外國醫生才能夠讓張學良把他護送進入紅區。毛澤東就向宋慶齡提出，希望有一名外國醫生給我們看病和保健。宋慶齡就和父親講，在陜北有這麼一些人，他們是革命的、是優秀的、是好的，是將來能夠改變中國面貌的，現在他們很需要醫生，問父親願意不願意去？父親説，我願意。這樣父親就到了西安。
當時是在1936年3月份，但是因為紅軍沒有自己的地盤又回去了。三個月以後，到了6月份，宋慶齡又找到父親，給了父親半張英鎊紙幣，説拿著這個再到西安，保證有人和你接頭，誰要拿著另外半張英鎊和你見面，你就跟他走。
中國網：馬海德除了帶著出診用的皮箱和兩箱藥品，還將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産國際七大上的講話，以及共産國際給中共中央支部的文件指示，藏在箱子的夾層。那時，陜北黨中央和莫斯科的電信往來全部中斷，對於中共來説，這些文件尤為重要。
周幼馬：在那時也碰到了斯諾，他與父親一起，在西安中共地下黨人的安排下，他們坐著東北軍的卡車到了延安，趕著牲口，帶著行李進入了紅區。在紅區第一個見到的是周恩來，周總理當時是紅軍的司令，父親就這樣進入了他嚮往的革命隊伍之中。
中國網：1936年馬先生和斯諾一起來到了陜北，但是訪問結束後斯諾就回國了，馬先生不但留在了中國，還想加入中國工農紅軍，當時是什麼樣的意志促使他要加入中國工農紅軍？
周幼馬：當他去到陜北以後，特別是他和斯諾在一起以後，斯諾採訪了當時很多的紅軍將領，包括毛澤東講述了自己的生活歷史、革命情況以及對中國革命將來的設想，很多東西使我父親加深了他對“只有這些人能夠改變中國的現狀，能夠使中國將來有更好的社會”的印象，可能有一個新的中國，這一切都是通過他到了陜北以後親眼所見的。另一個，他接觸到了這些革命人士，比如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廖承志等革命者，促使父親對革命更有想加入的想法。
他自己本身又是一個窮苦人出身，在上海又受到了這些革命朋友的教育和幫助，他就願意和他們一起來做中國人民所希望改變當時面貌的事情，所以他就留下來了。那時候沒有醫生，沒有真正能夠給毛主席或者是這些領袖、或者是紅軍的軍民們看病、治療、建立醫院，所以他可以留下做這些事情，他很高興做這些事情。
成為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
中國網：當時馬海德先生給當時紅軍的一些領導看病時應該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吧？
周幼馬：是。因為給毛主席看病，給周恩來到後來給朱德等領導人看病，這些病歷現在還在我家。但是當時我能看到的材料，是他去以後給這些人都完整的檢查了身體，有些有病的領導，像王稼祥受過傷，身上有彈片那時還沒有辦法處理。但是有的，像鄧穎超，後來當了政協主席，當時她得了肺病，肺病在當時也是絕症了，是沒有辦法治療的，當時沒有特效藥。給鄧穎超檢查完身體以後，鄧穎超説：我有肺病，馬大夫你看有什麼辦法？我父親就説，當時沒有特效藥了，那麼你每天把門板摘下來，躺在門板上曬太陽，對你的恢復有好處。五十年後，鄧穎超再次對父親説：謝謝你，當時救了我的命，我當時真的不知道還能不能活下去，謝謝你。
在陜北的時候，醫療條件很差，而且基本上沒有醫生，二、四方面軍會合以後有一個叫作傅連章的醫生來了，還有一位姓江的醫生，真正能夠説得上是大夫的，真的是受過正規訓練的醫生只有他們三個人。抗戰以後，國共合作好了一些，有很多的醫生或者是各方面的醫務人員都到了延安，我父親也幫助八路軍建立了第一座陜甘寧邊區醫院，後來白求恩去世以後改成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這是後來的事了。
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産黨的西方人、新中國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中國網：在1937年時，馬先生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也申請要加入中國國籍，當時是周恩來總理親筆批示的。據我所知，這不是他第一次申請加入中國國籍。請問這中間有一個怎樣曲折的過程？
周幼馬：父親在紅軍時期，在抗戰前，因為共産黨員是紅軍隊伍裏最先進的，帶頭的，而且所有很艱苦的事情，很危險的事情都是共産黨員走在前面，吃苦在前，所以對我父親來説印象最深的這些帶頭人都是共産黨，他認為如果能夠更好的在隊伍裏做更多的事情，就應該學習他們加入中國共産黨。所以，他就提出，我要成為中國人，加入中國共産黨。
後來周恩來説，咱們還沒有國家，我們新的國家還沒有，但是您加入中國共産黨這是我們很願意接受的。當然了，毛澤東知道父親要加入中國共産黨時很高興，安排了吳亮平、陳昌浩作為父親的入黨介紹人，在1937年2月我父親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但是這之前有一年的預備期，這和所有共産黨員都一樣。
中國網：由於當時新中國還未成立，還談不上有中國國籍，馬海德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要求暫時擱置。新中國成立以後，馬海德再次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馬海德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毛澤東：離不開馬海德
周幼馬：我父親從性格上和出身來説，他是一位很隨和的、很愉快的，和大家關係處得非常好的，很有幽默的這麼一個人。從毛主席開始，父親在延安的時候，那時大家經常見面，毛主席兩、三天不見馬海德心裏就覺得少點什麼，總想找個理由把他請來。父親對毛主席也格外關心，因為他的工作很忙，精神特別集中。
主席這個人做一件事情是什麼都不管不顧，一直要把它做好做完，不可能有分心的事情。我父親感覺到這樣工作對主席的身體不是非常好，有時候在主席可以稍微活動的時候，我父親就拉著主席打麻將，休息一會兒。主席覺得沒有辦法，就和父親一起打麻將。打麻將的時候主席還是注意力和腦子特別集中，就想著要把一個牌做成什麼樣，下決心要做，而且是兢兢業業特別專心的做。可是我父親並不會打麻將，麻將水準也一般，他只會打一個“十三不靠”，我父親經常拿著牌不給主席，主席還偏偏需要這張牌，等到我父親的牌胡了的時候，主席就差那張牌不胡，所以毛主席很不高興，説你打什麼牌，説“十三不靠”最沒有那個了，説以後我們打牌，不許有十三不靠。我父親説，那不行，誰讓你們只教我十三不靠了，我也不會打別的，要不我就不打。主席一看四個人，缺一人也打不了，所以就説好好，怪人打怪牌，就這麼打吧。打了八圈以後，大家都打完了，我父親對主席説了，“主席，不是十三不靠打不打的問題，主要是我希望打牌時吵吵鬧鬧，大家説説笑笑，這時候你的腦子才能分散一些，不要那麼太緊張了，這樣對你的神經和身體各方面都不是特別好的”。主席説：這我才知道，謝謝你馬大夫，馬博士，我感謝你。
父親除了給主席治病以外，還有一些時候給主席帶來了一些治療以外的休息，心理上的放鬆。有的時候每天吃完飯就拉著主席出去散步，因為毛澤東的關節不好，有一些風濕，所以在每天吃完飯就和我母親帶著我，請毛澤東出去散步。我們經常在延河、駐地邊散步，硬拉主席去。或者去舞會跳舞，看演出，一定讓主席去，請主席參加，請周恩來參加。
周恩來有一次出去騎馬過河時被石頭絆倒了，他也摔了，胳膊肘壞了。當時有X光，我父親看了X光片以後，但是當時沒有條件手術，延安沒有這種手術的條件，但是又不能讓周恩來的右胳膊這樣傷著，所以我父親只要有時間就經常到總理那兒去幫助他恢復，告訴周圍的工作人員怎麼幫助他按摩，恢復胳膊的功能，給總理熱敷、按摩，使周恩來總理的胳膊不繼續往壞的方向發展。為此我父親做了很多的事情。後來，周恩來總理到蘇聯做了胳膊的恢復，這以後我父親才放心了，也非常高興。後來，周恩來總理的胳膊在解放以後一直可以寫字，有一個角度可以來活動，那在當年來説是沒有想到還能恢復到這樣好的狀況。
中國網：當時馬先生一方面要替領導人的身體健康操心，除此之外也要為前線的很多戰士負責？
周幼馬：對。開始時，在紅軍時期父親還上前方，後來白求恩來了以後，白求恩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位外科醫生，他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戰爭中做過很多偉大的事情。白求恩經過宋慶齡安排後，他到延安也是為了抗戰中的八路軍救助傷員。我父親對他很敬仰，同時父親又是歡迎白求恩代表團的團長，到了延安以後他們兩個關係很好，因為大家都講英文，他又剛從加拿大來，是由美國資助的，所以當時他們有很多話要説。我父親很願意向他學習一些外科上的東西，比如説戰地輸血、戰地骨折固定，我父親很想學一些這樣的東西。在我父親給毛主席請假時説，我想下去和白求恩一起到前線，毛主席就有點不太高興，毛主席頭都沒抬，説了一句：那我誰管？我父親一聽就明白了主席的意思，就不能離開延安到前方去，這也是他後來很長時間沒有到前方的理由。因為在中央來説更需要父親。
攻克性病和麻風病
中國網：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不再作為中央領導的保健醫生，作為衛生部的顧問，他繼續為中國人民的醫療事業奔波，親自為百姓看病，為攻克性病及麻風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周幼馬：當時少數民族地區人口下降很多是有原因的，他們不像在內地醫科比較發達。找到這個原因以後，才發現原來是因為性病的原因。性病使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特別是少數民族偏遠地區。當時，衛生部把這個情況給父親講了以後，父親就認為要成立一個專門機構，所以成立了中國皮膚病研究所，專門研究皮膚病和性病。父親是衛生部的顧問，他説自己願意成為研究所的顧問。這個研究所主要負責什麼問題呢？一個是性病問題，還有一個是麻風病問題，還包括一個頭癬的問題。
當時父親不斷的到內蒙、新疆、雲貴川、海南島等地方，除台灣、西藏以外所有的地方父親都去過了，就是為了消滅性病和麻風病。當時條件特別艱苦，等於這也是去延安和參加紅軍進行革命的一個延續。當時有很多人吃不了這個苦，包括有一些中國人也是這樣。當時要到一個地方去先坐火車，坐很慢的火車要坐幾天，然後到了省會城市以後再下去坐卡車，也要很長時間，從卡車改成馬車到縣裏也要很長時間，包括以後的騎馬、走路，還要扛行李，這都是很艱難的事情。而且據父親身邊的醫生回憶，他們四個人蓋一床被子，有的時候住在廟裏，有時候就裹一件雨衣睡在外面。當時南方天氣熱，蚊子多，容易引起發燒，所以經過了很多痛苦，才能夠見到他的病人，才可以見到他需要去幫助的人。
重要的是當時有很多人也不願意看病，你要説他得了梅毒，他當然不高興了，而且他不願意治療。因為要治病只有一個法子，就是要驗血，通過驗血看他有沒有梅毒病。少數民族的地區的人，他們都不願意被抽血，我父親到了地方以後很多時候都帶頭去讓人抽血，表演給當地人看，讓他們了解抽血對一個人一點問題都沒有。他帶頭做這種事情以後，別人就仿傚他，這樣就可以篩查出很多帶有梅毒病的病人。
同時，父親要教很多當地的衛生員，以及當地一些有文化的人，教他們如何發現梅毒病，如何治療梅毒病，給他們講課、辦訓練班，培養了很多人和他一起做這件事情。每年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我父親都在少數民族地區親自為當地人治病。而且父親的身體不管怎樣也不是當年年輕時那樣好了，他當時已經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而且經過革命戰爭艱難的過程，這時候他的身體也不是特別好了。在中國向世界宣佈，這是第一個向全世界宣佈中國消滅性病的時候，父親的牙都掉光了，而且胃切除了三分之二。
父親真正努力了，也是盡他最大的力量把這件事情做好了，他就很高興了。同時，父親發現麻風病這一最古老的病，也是最古老的國家中最古老的病，也是人民最畏懼的病。當時，對麻風病沒有什麼治療的好辦法，不是把病人集中消滅就是集中到深山荒島隔離起來，不能説談虎變色也差不多了。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就認為他應該在這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就想盡辦法，他自己兼任皮膚病研究所麻風病防治中心的主任，他自己親自來做這件事情，等於是和麻風病人親密接觸，不管病人有潰瘍也好，或者是身體怎樣，父親總是很親切的和病人握手、説話、一起吃飯。父親告訴身邊的醫生們，麻風病傳染率很低，絕對不需要擔心，所以不需要穿著一身像原子彈爆炸的防護服，或者像“三K黨”那樣的衣服，父親從來不穿，他也告訴大家不要穿。
在文革前，他都在努力的防治這兩種病。中國有幾年是沒有性病的時候，當然現在又變成過去了，但是在中國向全世界宣佈消滅了性病的幾年後，中國一直沒有性病，這在全世界來説也是僅有的，父親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在文革前，父親也是想法幫助麻風病人，研究有沒有好的藥品，保留患者一部分機能不喪失，讓患者能夠活下去。到了文革中停頓了一段，這是父親無能為力的，到文革後期等到父親有力量再來做消滅麻風病的事情時，他又開始努力幫助消滅麻風病。
文革結束後，在改革開放時，父親又回到了衛生部，做了衛生部的顧問。這時候從黨中央鄧小平、胡耀邦以及後來的領導人，他們都特別支援父親，幫助父親。世界上也知道了有先進的聯合化療的方式，等於是一種特效藥，能夠治療麻風病。這樣的話，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社會制度優越，特別是獲得國外的幫助，父親不斷出國，從各國的慈善組織免費申請到藥品和醫療器械、交通工具。父親和各國慈善組織談好了，這種藥品，你一個國家包中國幾個省的麻風病人，只要發現麻風病吃提供的這種藥，三天就不傳染了，連著吃三年，這個病人就徹底好了。
這樣就改變了麻風病要進麻風病院，以及不敢讓別人知道的情況改變了，使麻風病人可以在家裏治療，還可以繼續參加勞動，這和父親剛開始接觸麻風病的時候狀況大不一樣了。
在父親1988年去世時，父親就可以向全世界宣佈，中國在本世紀末基本消滅麻風病。解放以後，父親覺得他能夠為中國人民做些事情，為此他感到很高興。
馬海德在外事方面的貢獻巨大
中國網：不僅在醫療方面，馬海德為中國的外事工作也作出了巨大貢獻，他是新華社最早的外國專家，在紅軍時期、八路軍時期接待所有外國來訪者，為當時外國人了解真實的中國打開了一扇窗。
周幼馬：因為他們更希望從外國人的嘴裏聽到他們想知道的事情。因為父親是一個醫生，他不是一個政治宣傳員，所以，父親講的東西都是自己親眼所見。美國有一位外交官最早到了陜北，他是美國的情報官，他就説我是美國海軍情報局的，我來了解八路軍的情況，你能告訴我什麼就告訴我什麼。毛澤東説：什麼都可以看，什麼都可以了解，延安沒有對他保密的。這個情報官最想接觸的就是我父親，他想從父親嘴裏知道很多當時延安的情況，知道了八路軍抗戰中的事情。他希望通過父親的嘴，在不宣傳政治的情況下，講述了真實延安的情況。父親告訴他，你可能認為我們現在是在為你演戲，但是你下去以後不可能你接觸到的所有人都在那裏演戲，所以你看到的東西包括現在的事情都是真實的，都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父親對人都很熱心，人家也很喜歡他。特別是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以後，中共為了與美軍觀察組更好的接觸，就成立了一個中央軍委外事組，父親就做了外事組顧問。這個外事組就是現在外交部的前身。當時很需要父親做這樣外交上的事情，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營救掉在解放區的美軍飛行員，把他們收容上來。這些都是我們新四軍、八路軍和敵佔區的軍民，他們救了很多飛行員。這些飛行員在戰爭時還是反共的，對共産黨不喜歡也是很反感的，等到救了他們以後，讓他們回國的時候，這些人對共産黨非常的熱愛，也理解了共産黨，也認準了他們是救命恩人。這些飛行員父親都見過，也和他們聊過天，接待過他們，和他們在延安一起待了一段時間。父親用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頭腦，用自己的思維智力，用一個美國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來講述八路軍、共産黨和中國革命抗戰的這些理念。所以，很多外國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父親沒有強加於人的時候，沒有給他們談政治的時候。但是父親卻是一個能夠使很多人産生變化，起碼是很容易與他人搞好關係的人。父親在解放前做的外事工作我認為是挺好的。
解放以後，父親更加注意這一方面了，因為他有更多的時間接觸到還在中國沒有回自己國家的人，父親和他們一起聊天、吃飯、一起活動，誰家有事情或者是碰到一些問題，或者是受到不同待遇，有一些想不開的情況，父親都會想辦法幫助他們，解釋給他們聽，有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就讓他儘快向中央報告可以回國，或者是能夠給他更好的待遇、生活條件以及工作條件。父親都會儘量幫助這些人。
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父親做了很多幫助宋慶齡基金會籌措款項的工作，後期為防治中國的麻風病以及醫療工作，爭取到了很多的援助，請國外的醫生來給我們講課，讓他們到地方上去了解情況，他在這中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兒子眼中的父親
中國網：馬先生對於工作上，不管是中國的醫療還是外事宣傳，以及國際合作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很大的貢獻。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您作為他的孩子，您怎麼看待自己的父親？他對於家庭方面起到了哪些影響？
周幼馬：父親活著的時候，我一直認為他是很忙碌的，但是他又非常喜歡我。父親只要是有時間，或者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很願意我在他身邊，父親很戀家，這也是他為什麼不願意在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時去美國，因為他很喜歡中國的家。在他快去世時，當時我已經有了兒子和女兒時，我們是一大家子人了。父親説，當時我來的時候是一個人，現在我們是一家三代人了。父親很喜歡我們的家，也喜歡我們家住的地方。父親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很有感情的人，他不太像西方人。
但是有些方面他也是很注意的，比如生活上儘量不讓我們搞特殊，上學時能住校就住校，這樣可以儘量和那些普通中國老百姓的孩子過一樣的生活。本來，我也是想學醫的，父親説：你這樣的學習情況算了，你給人看壞了病，那是不行的。你還是去攝影吧，照壞了一張還可以再照一張。所以，後來我就上了電影學院學習了攝影。
父親總是很忙碌很努力的工作，在家的時間不是很多，但是只要父親有時間，他就陪著我下棋，做遊戲。生活中，別看他是一位紅軍時期的老革命，但是他和我們周圍的人沒有太大區別，特別是解放以後，在自然災害時期，父親和我們一樣的吃苦、一樣的定量、一樣的生活，沒有太特殊的地方。
我對父親真正的了解應該是在他去世以後二十年。我自己不能算是一個優秀和成功的人士，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我是辜負了父親的想法和希望。但是，我來看父親的話，我認為他是一位對中國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於中國人民的醫療事業、衛生事業、外交事業和新聞宣傳事業，父親都做了盡可能做到的一切。父親真正的喜歡中國人民，喜歡中國共産黨，而且也參與了進來。可以這麼説，什麼地方需要他，他能夠起到最大作用的時候，他總是去做。我認為父親是這樣的人。
如果讓我回憶父親的一生，我覺得他很不容易、很不簡單。作為一名美國人，他能夠做到的是在中國革命、中國共産黨最困難的時候，在毛澤東身邊一名醫生都沒有的時候，作為一位美國醫學博士能夠參加到中國革命中來，幫助中國共産黨，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在他去世以前，1988年的春天，父親在從家裏上班的路上路過一個垃圾站，一位老太太在那裏撿垃圾。老太太叫住了父親説，馬大夫你看看我的手。父親説，明天你在這裡再等著我，第二天父親帶來了紗布、藥膏和一幅手套，告訴她怎麼洗手、怎麼換藥、怎麼戴著手套做事。等到父親幾個月以後去世時，老太太很難過的跪在了我家門口。
馬海德的一生確實是能夠在中國人民最需要他的時候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他自己也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很幸福的，也是很愉快的渡過的。父親去世前告訴我説，我沒有什麼覺得悲傷的事情，我儘自己的努力做到了一切為中國人民所能做的事情。
我認為中國人民在需要的時候得到了國際上的援助，現在我們成長壯大了，我們又開始援助其他國家，這就是作為一個大國對世界的貢獻，也是以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來對待世界上其他國家更需要我們中國人時的所做所為，我認為這也是真正的國際主義，中國人民的國際主義。
中國網：馬海德先生無論是在中國的戰爭期間救死扶傷、治病救人，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為中國的醫療事業做出的無私貢獻，都體現了他的一種國際共産主義精神。其實他只是很多國際友人當中的一個代表。今天，還有很多國家和地區仍然瀰漫著戰爭的硝煙，為此，中國政府也是派出了很多維和部隊和醫療隊前去救援。今天在我們緬懷馬先生的同時，也為那些正在和曾經為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的人們表示感謝。感謝大家的收看，也感謝周先生今天來到中國網做客。謝謝！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結束）
（責編：鄭海濱 /文字：鄭海濱 /主持人：張翼 /攝像：高聰 周珊珊 /攝影：趙娜 /後期製作：高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