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已進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感慨萬千，其中最難忘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不平凡的歲月。1978年我年屆41歲，萬萬沒有想到在人到中年的時候趕上了改革開放，不僅使我的後半生能有所作為，用自己學的知識報效祖國和人民，而且成就了我的一生，現在也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圖/文侯志平
從“臭老九”到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一員
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張照片，時年17歲
我于解放初期念完小學、中學，1957年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分到中國外文局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由於家貧，從中學到大學都是靠國家提供的助學金完成學業的，畢業後又分到我夢寐以求的北京工作，當時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用所學知識為祖國和人民奉獻一生，以報答黨和人民的養育之恩。但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的年代，即使像我這樣由新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也被劃入資産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範疇，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既讓人害怕，更讓人不敢掉以輕心，總是不斷地檢討自己，以防止不小心犯錯誤。特別在“文革”期間，知識分子更被叫作“臭老九”，我的許多同學，有的被打成“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除遭到批鬥外，還被逐到景山公園去看大門，下放到木工廠監督改造；有的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我自己被懷疑是所謂的“516”分子，遭到批鬥，監督勞動。我們外文局的一大批新老知識分子受到審查，有的被辦“學習班”，失去人身自由；有的被打成“殺人犯”，關進監獄，時間長達八年之久，也有一些人不堪淩辱，選擇了自殺，以證明自己的清白。直到粉碎“四人幫”後，經過公安部長達幾年的調查才得以平反昭雪。但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這把旋在頭上的劍，仍讓人小心翼翼。黨的11屆3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同志宣佈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全黨、全國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才得以改變。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提拔到領導崗位或受到重用，成為各個機構的負責人和業務骨幹。一向追求進步、多年申請入黨的我，1981年10月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成員之一。這是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春風，使一大批像我一樣的知識分子獲得了新的生命。 圖/文侯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