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國“雨帶北移”或者説400毫米降水線北移，最近兩年引發廣泛關注。這種現象原因何在？與全球變暖有何關係？對於我國西北地區以及整體區域協調發展具有何種潛在影響？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包存寬：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

賈衛列：布達佩斯長期可持續發展中心研究員

孫久文：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

美麗大西北要算好“水賬”

包存寬

我國西北地區，位於亞歐大陸腹地，橫跨青藏高原北部、塔克拉瑪幹沙漠、柴達木盆地、河西走廊和渭河平原，是全球同緯度最乾旱的地區之一，也是全球氣候變化最敏感的區域之一。但近幾年，西北地區降水增多的消息屢受關注，有些地方到了夏季還開始遭遇山洪等內澇。

在“雨帶北移”的趨勢下，過去40多年，我國西北地區確實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暖濕化，不僅範圍不斷東擴，速度也在加快。根據中國氣象局發佈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西北地區年均氣溫以每10年0.32℃的速率上升，是全國平均水準的2.5倍，降水量也以9.32毫米/10年的速率增加。2005年以來，青海湖水位持續回升，天山烏魯木齊河源1號冰川等加速消融，青藏公路沿線多年凍土退化趨勢明顯。

全球變暖無疑是我國西北暖濕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全球變暖導致大西洋暖洋流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活動增強，整個西風帶的震蕩加劇使得水汽傳播從西向東具有更強的連通性；另一方面，北極變暖導致冷空氣不斷南下形成東風，並與太平洋的多種水汽匯合，從東向西一路帶到我國西北所在地區。

水是乾旱地區的“命根子”。我國“雨帶北移”以及西北地區向暖濕化轉變等現象備受關注甚至成為網路上的熱門話題。一些人認為，這種暖濕化趨勢對於我國西北地區自然生態和植被狀況的作用總體上是積極的。但另一些人指出，深入分析之後可以發現，情況並非那麼樂觀，這種變化將給相關地區適應氣候變化、對水資源進行可持續管理以及防災減災等帶來巨大挑戰。

首先，變暖變濕趨勢只是在量上的變化，不足以改變西北地區溫涼乾旱的基本氣候狀態，更不可能使當地在可預見時期內變為溫暖濕潤氣候。況且，暖濕趨勢之下，地表蒸發能力也會增強。當地的降水量與蒸發能力差距巨大，將會“對衝”暖濕化的生態效應甚至導致乾旱加劇。

其次，西北地區暖濕化具有明顯的區域分化。也就是説，變濕的傾向在範圍上並未擴展到西北全境，而是呈現“西濕東幹”特點，西北西部為“暖濕化”，東部為“暖幹化”。

再次，暖濕化影響下的降水在時間分佈上也不均衡。一方面，兩次降水間隔的天數增多，持續乾旱天數拉長；另一方面，極端暴雨頻次、強度有所增加，極端降水量甚至佔到總降水量的50％左右。極端降水無疑加劇了洪水災害風險，這對西北地區居民防洪意識和防洪基礎設施都是考驗。

最後，暖濕化加劇冰川消退。西北地區河川徑流構成中，冰川融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過去60年來，我國西部冰川面積減小18％，新疆境內冰川面積縮小11.7％。大量冰雪融水補給了河川徑流，也加劇了水文波動性，給下游防洪帶來壓力。長遠來看，持續消退趨勢將使冰川對地區水資源的調蓄功能下降，冰川融水對徑流的貢獻也會在某個峰值之後從增加轉為減少，最終可能影響西北地區未來的水資源安全和生態安全。

水資源短缺是我國西北地區最嚴重的制約因素之一，加強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則是保障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因此，西北地區未來需要進一步算好“水賬”，做好水資源承載力分析，同時採取有效舉措，比如開展空中雲水資源開發、流域間和區域外調水，加強區域和流域水網工程建設，實施重大控制性樞紐工程，進一步優化用水結構，大力推廣城鄉居民生活和工業、農業高效節水技術，如此等等。總之，在我國西北暖濕化乃至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我們要從國家到地方上下合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大西北、美麗中國，在國際上要著力推動全球氣候治理行穩致遠。

全球氣候變暖的縮影

賈衛列

近些年來，我國雨帶北移趨勢愈發明顯。當南方一些城市因為降水減少而經歷“炙烤”，北方多地卻在暴雨後“看海”，這種極端天氣是全球變暖與中國區域氣候“響應”的一個縮影。不只中國境內，世界氣象組織的觀測表明，從非洲薩赫勒地區到美國中西部，再到東亞大陸，全球的雨帶都在向高緯度推進。這可能是未來全球氣候的一場“預演”，它以直觀方式駁斥了國際上所謂“氣候變暖是騙局”的論調，也彰顯出全球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對於中國來説，界定我國半濕潤與半乾旱區域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北移，意味著國家生態本底、農業結構與水資源格局等都可能經歷一場靜默卻深遠的變革。這種變革雖然可能逐漸帶來作物生長環境改善以及産量提升等方面的影響，但挑戰更加迫在眉睫和顯而易見：北方城市在異常強降雨面前屢現內澇，基礎設施承壓；南方越來越多面臨高溫乾旱對電力、糧食與飲水安全的威脅。

就此而言，氣候變化危機正在進一步從科學預警演變為關乎國家發展與民生的現實課題。面對挑戰，中國展現堅定決心，對內將“雙碳”目標上升為國家戰略；對外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展現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擔當。就此而言，中國的綠色低碳之路不僅關乎生態環境與能源安全，更是民族永續發展和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必然選擇。

但在全球層面，不久前剛剛在巴西貝倫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人類應對氣候危機的複雜圖景與深層困境。COP30取得一些成果，但與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仍有差距。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年度焦點，貝倫大會本應在歷史性的轉捩點推動世界朝著更具雄心的方向邁進一步。但現實是，《巴黎協定》蹣跚走過十年，在“亞馬孫門戶”的貝倫，依然沒能達到預期中的目標。

平心而論，COP30延續了此前氣候談判的對話慣性，為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注入必要動力。適應資金翻倍目標的確立、“公正轉型機制”的創設、1.5℃升溫閾值的官方預警以及“全球落實行動加速器”的推出與“阿聯酋共識”的再確認，均為艱難前行的全球氣候治理保留了珍貴的星火。但同時，大會未能確立一條清晰有力的全球減排路徑，化石能源退出等核心議題再度陷入僵局。曾被寄予厚望的“去化石燃料路線圖”在最終文本中折戟沉沙，“全球森林零損失路線圖”同樣未能跨越正式協議的門檻而仍僅限于非正式領域，這些都折射出地緣博弈擠壓合作空間、資金技術轉移乏力、人類短視加劇長期風險等現實困境。在國際社會沉溺于“承諾泡沫”之際，氣候危機的腳步卻從未放緩。

面對氣候危機，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在“後貝倫時代”，人類並非無路可走，但必須作出理性選擇和切實行動：將氣候行動從“遠景目標”壓縮為“十年內的衝刺任務”；建立具備透明度與約束力的國際規則，防止減排承諾淪為政治表演；推動綠色技術成為全球公共産品，打破技術壟斷導致的治理鴻溝；構建可持續的氣候金融體系，通過碳定價、綠色債券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為轉型提供穩定資金；持續提升公眾認知，重塑社會行為模式等等。

事實再次證明，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上，人類需要的不是精於算計的短視邏輯或零和博弈的強權思維，而是超越國家和民族、真正澤被後世的擔當，是摒棄推諉、共同行動的全球團結。

潛在影響還需更長時段考察

孫久文

最近幾年的“雨帶北移”現象導致我國華北和西北地區降水增多，在地理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北移，使西北地區呈現愈發明顯的暖濕化趨勢。不過，這些變化是否會如網上一些分析所言，“相當於大自然自己搞了一場南水北調”，“將會帶來北方的‘氣候復興’”，甚至“可能為突破‘胡煥庸線’帶來契機”？對於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我們需要客觀看待“雨帶北移”的潛在利弊影響，並明晰突破“胡煥庸線”的關鍵到底何在。

北方雨季顯著延長、年降水量增多，甚至“戈壁荒灘下了創紀錄的連陰雨，沙漠腹地出現洶湧洪水”，類似的異常或極端天氣總體而言是全球氣候變暖以及大氣環流變化等複雜氣象因素影響下的局部表徵。但要據此斷定所在區域是否發生重大或永久性的氣候變化，往往還需更長時間段的觀測和考察。至於降水北移或“北旱南澇”轉向“北澇南旱”帶來的影響，也需綜合評估。

北方尤其西北地區降水增多，確實能夠加速當地生態復蘇，增加植被覆蓋等。但從短時間看，雨水猛增尤其極端天氣多發，將給北方一些城市的基礎設施尤其是防洪防澇工程帶來顯而易見的壓力和挑戰。比如，最近兩年北方一些地區的降水往往集中在夏季較短時間內，這可能超過當地基礎設施防洪能力上限。為了防止更加頻繁的極端天氣嚴重影響生産生活，一些地區加快城市建設包括提升基礎設施防洪防澇能力的任務相當緊迫。就此而言，“雨帶北移”對於生態格局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在利弊影響，需要放在更長時間段內加以考察，需要對比和衡量各種利弊因素。

前面提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確實與“胡煥庸線”的走向高度重合。但當前出現的降水線北移是否能夠有效帶動“胡煥庸線”難題的破解？對於這個問題恐怕一時也難得出簡單結論。

1935年，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提出“璦琿—騰衝線”（“黑河—騰衝線”），是為揭示中國人口空間分佈規律。這條東北—西南走向、大致呈45度的直線，後來就被稱為“胡煥庸線”。它將全部國土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部分，東南部國土面積約佔當時中國總面積的36%，而人口占到總人口的96%；西北部國土面積佔64%，人口卻只佔4%。時至今日，雖然統計數字略有不同，但我國人口分佈仍大概呈這種分佈狀態，94%左右的人口居住在東南部。從這個角度看，“胡煥庸線”反映了我國人口分佈以及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突破“胡煥庸線”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研究表明，“胡煥庸線”是在13世紀左右的氣候突變影響下顯現的。隨後，地形、氣候以及社會歷史條件等多種因素，使得這個描述中國人口分佈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差異的經濟地理概念延續下來。雖然“胡煥庸線”很大程度上是氣候的産物，但類似“雨帶北移”這種短時間內的天氣變化恐怕難以給其帶來顯著變化。

就當前情況而言，要想突破“胡煥庸線”，關鍵是在尊重客觀規律、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紮實推進西部大開發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區域重大戰略。其中的重點，一是推動西北地區生態環境改善和基礎設施建設，使相關地區更加宜居；二是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縮小與東部地區差距，吸引更多人才和人口向西北地區轉移。事實上，近年來我們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舉措已經取得顯著成效。比如新疆和田靠近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邊緣地區，過去基本沒人居住。但近些年當地出臺政策，鼓勵“鎖邊”“擴綠”等。筆者前段時候去和田考察時，發現已有不少人前往那裏開墾沙地，種植梭梭、紅柳等治沙植物。放在“胡煥庸線”人口分佈規律的大視角下，這雖然只是一個微觀案例，但也折射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人口空間分佈更加平衡更加合理的正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