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力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上升有目共睹。而美國為護持自身的霸權地位，對華推行所謂“全面競爭”戰略，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打壓、圍堵。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美國國內某些政客及右翼智庫高調炒作中美“冷戰II”或“新冷戰”論調。

要判斷中美是否會發生“新冷戰”，首先應清楚當年冷戰的基本特點——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長期處於尖銳的對抗中，不僅有大國的競爭，更有價值觀、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的競爭。二戰結束後，由於冷戰鐵幕的降臨，美蘇兩國實際上彼此孤立發展，在經濟上，兩者是“平行市場”；在軍事上，北約和華約兩大陣營尖銳對抗；在意識形態上，美蘇兩國進行著“自由”世界與世界革命之間的對抗。美蘇之間的人文交流也受到冷戰極大的制約。

美蘇除了在歐洲形成兩大尖銳對抗的軍事集團外，在世界其他地區，包括在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地區和亞太地區等也激烈角逐，多次爆發代理人戰爭。美蘇兩國在總體維持冷戰的同時偶爾爆發地區熱戰，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當前的中美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存在本質區別，現在的時代背景也與1947年前後爆發冷戰時不同。中國不是蘇聯，中國與地區及世界的關係也與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

第一，中國的經濟規模、綜合經濟實力遠超過當時的蘇聯。冷戰時期蘇聯經濟實力最強時達到美國的40%。而中國經濟規模當前為美國的70%。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工業總産值是美、日、德三大工業經濟的總和。

第二，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及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程度遠超過當時的蘇聯。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並且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不斷攀升。西方國家與中國有著龐大的貿易量，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貿易也在迅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第三，中國是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國際機制的主要參與者和貢獻者。中國參與國際機制的數量遠超當時的蘇聯。中國當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國際維和部隊最多的國家；中國在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糧農組織等擁有重要席位；中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三大投資國，同時也是世界銀行、亞投行等國際與地區發展融資機構的重要出資方，更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發展銀行（金磚銀行）等新興基礎設施金融機構的創辦國和主要出資方。

第四，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主張實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對外強加意識形態。與冷戰時期推廣自身意識形態的美蘇兩國不同，中國反對對外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搞意識形態集團對抗。中國主張文明對話，反對文明衝突的理論。中國文化主張以和為貴，中國的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國文化的特點。

與冷戰時期相比，美國的實力與國際聲望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當前，美國的體制與文化存在重大缺陷，政治極化嚴重、國內分裂加深、相對衰落加劇，制約其對華推行“新冷戰”的能力與國內基礎。

一是政治社會發展具有不可持續性。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美國國內社會的問題，貧富懸殊、種族關係緊張、人口結構調整、槍支暴力等成為消解美國社會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尤其近幾年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矛盾激化，社會撕裂難見修復。

二是經濟發展後勁斷檔。美國經濟“脫實向虛”嚴重，長期以來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所佔比重達到近80%，尤其金融泡沫愈演愈烈。此外，當前美國政府債務和家庭債務均達到非常高的水準，聯邦政府債務不斷提高上限，如今步入難以維持的程度。這種狀況儘管仍有美元優勢地位的加持，但從中長期看將不具有可持續性。

三是內外政策遭遇反對。美國常年窮兵黷武，嚴重破壞國際和平與穩定，美國對外政策在國際社會上也遭到廣泛反對。美國在和平時期常年將軍費開支保持在GDP的4%以上。相比之下，美國國內基礎設施老化，其社會福利、基礎教育與研發等均需要大量財力投入，但由於軍工複合體的影響，美國軍事干預的對外政策難以撼動，也嚴重限制了美國推行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能力。

總之，當前的國際環境、中美關係的現實以及各自的實力狀況，都不具備發生中美“新冷戰”的基礎。中國不是蘇聯，美國也不是當年的美國。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對保持地區與國際的和平穩定、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都負有特殊的責任。國際社會對中美關係保持穩定有著很高的期待，作為挑起爭端的一方，華盛頓應當更多傾聽國際社會的呼聲。當下應該做的是恢復、擴大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在文化上相互學習、彼此借鑒。不走冷戰的老路，兩國人民與國際社會都將受益。（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