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9月5日的白宮簡報會上，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表示，對於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推出新款高端手機不予評價，同時強調美國應該繼續實施“小院高墻”技術限制措施。而早在今年4月27日，他在布魯金斯學會一項對華經濟議程演進中也曾提出，美國並不尋求同所有的中國公司“脫鉤”，不禁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半導體、新能源以及生物醫藥等領域的産品，而只禁止出口“最先進的産品”。此外，沙利文還強調，這一策略是白宮反覆斟酌後精心制定的，不針對所有新興經濟體，而只針對個別領域內被白宮認為有潛在威脅的對手，可謂是針對原有的對華“脫鉤斷鏈”策略而加以改進的“針灸式”“微創式”打壓手段。

不過，這一旨在“去風險化”的對華策略其實早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就經由美國某智庫機構提出，並且確定了三項衡量標準——一是相關技術對國家安全、區域軍事合作與安全至關重要；二是確保美國仍處於該技術發展的前沿；三是中國的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掌握的技術和相關基礎知識相對匱乏。

西方對華技術限制措施由來已久，但其鬆緊程度取決於國際政治局勢的演變，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産業升級轉型，體現出一定的週期性。從“巴統”到“瓦森納協議”，在確保盟國和夥伴國家步調一致對中國進行高科技封鎖的基礎上，美西方技術限制措施一度在某些技術領域對中國企業的發展産生了較大影響，甚至間接導致了中國企業創新不足和技術依賴的局面。然而，以華為公司為代表，一些堅守初心的中國企業在通過全球分工加入全球價值鏈的同時，致力於科技研發上的高投入，以驚人的勇氣和毅力，在資訊通信等“一般用途技術”上實現了“2G、3G跟跑”“4G並跑”“5G領跑”的跨越式發展。

2018年，美國制定“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明確提出限制“新興和基礎技術”出口。由美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公佈的出口管制類新興技術清單中包括生物技術、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定位與導航、晶片等。2020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公佈《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清單》，包括先進的常規武器技術、人機交互、量子計算、晶片、太空技術等。其中，兩份清單共同包含的晶片、量子計算、人工智慧、數據分析存儲等領域，則是代表了新一輪産業革命的戰略性新興産業，也正是美“小院高墻”對華進行技術限制的重點領域。

相對於畫地為牢的“小院”策略而言，其“高墻”策略意向性更為明確，主要包含三種隔離手段：一是強化多邊出口管制；二是加強投資審查，限制中國投資美技術領域；三是乾脆搞“技術排華”式的種族主義審查，不讓中國人進入、接近技術敏感的實驗機構，禁止中國公民參與“小院”相關領域的科研工作，並且不惜犧牲其一向津津樂道的學術自由，對美高校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

去年9月1日，作為本屆政府基於“小院高墻”策略進行對華出口管控的重點舉措，拜登政府禁止美晶片公司如英偉達等向中國出口兩種高端GPU晶片。2023年8月9日，拜登總統簽署第14105號行政令，設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限制美國主體投資中國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資訊技術和人工智慧領域。在華為發佈最新款手機的第二天即8月30日，中國貿促會對美國這個行政令進行回應，認為拜登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有意曲解中國企業正常的跨境融資和經營活動，其對外投資禁令和審查機制歧視性地通過政府力量干預市場、破壞競爭、打壓其他國家産業發展的行為，不僅損害他國企業公平競爭的機會，也將破壞目前高度依賴全球分工與合作的産業鏈。

根據前美聯儲與財政部官員、瑞銀信貸首席經濟學家佐爾坦·博薩的大膽預測，美西方的跨國企業若在政治壓力下被迫放棄半個多世紀的“離岸外包”，主動尋求對新興市場國家“脫鉤”，將會吞下供應鏈、産業鏈斷裂的苦果。尤其是在與“一般用途技術”關聯的半導體和資訊通訊産業，對中國即便只是搞“小院高墻”限制措施，受到更大損害的絕不會是中國企業，而是以高通和阿斯麥等公司為代表的西方龍頭企業。不懂“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美西方政府高參們，大概不明白僅僅限制一個“高墻”領域，何以會導致其先進製造業競爭力的整體淪喪。

回顧近10年來白宮在“重返亞洲”後三屆政府圍堵中國的戰略措施，從其對華地緣政治的“切香腸”到以“小院高墻”為代表的金融投機式的技術限制措施，這類投機色彩強烈、極具國家機會主義特徵的短視行為，恰恰體現了半個多世紀以來金融資本獨大格局所導致的美國精英“國家工業理解能力”的缺失。從5年前扎克伯格參加美國參議院聽證會時諸位參議員的業餘提問就能看出，給美國制定“小院高墻”策略的政治精英的“科技盲”病症已經非常嚴重。美國不想辦法堵上這個能力缺口，卻只想盡辦法熄滅別人的燈，這並不會讓自己的道路更加光明。

編審：唐華 高霈寧 蔡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