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薦讀

人民日報整版闡述: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來源:人民日報 丨 作者:王 巍 丨 時間:2022-07-04 丨 責編:樂水

小字號

  《 人民日報 》(2022年07月04日 09 版)

中華文明起源,不僅是中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研究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如何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如何認識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本期學術版刊發的3篇文章,圍繞這些問題進行闡述。

——編  者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王 巍

核心閱讀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讓更多人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深刻認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緣起、實施過程和意義,有助於工程繼續推進、不斷深化,推動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稱是“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又一項由國家支援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經過參加工程的20多個學科的400多位學者共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顯著成果: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面向未來,繼續推進、不斷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過程,推動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需要廣大考古工作者和歷史研究工作者持續努力。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緣起

中國古代史籍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為中華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獻中關於炎黃時代的記述有不少帶有神話色彩,屬於古史傳説,並不能作為信史。直到上世紀末,國內和國際學術界都有一些人對中華民族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中國史學界很多人認為中華文明開始於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朝,而部分國外學者和個別國內學者懷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過的王朝,認為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時代只能從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城市)併為甲骨文所證明的商朝後期開始算起。

要想消除社會上和學術界存在的疑問,搞清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歷史,實證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發掘獲得的新資料來研究和證實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告一段落後,參加工程的學者們建議,繼續“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啟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人文科學重大問題的機制,開展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歷史脈絡的研究。2001年底,“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立項。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過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並探索形成這一過程的背景、原因、發展道路及其特點。多學科,就是各個學科的有機結合;多角度,就是要從環境、生産力發展狀況(包括農業和手工業)、精神生活、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來研究文明起源;多層次,就是不僅要研究都邑遺址和貴族的狀況,還要研究位於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會中下層人們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的發展變化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迄今為止,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分為預備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階段。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備性研究(2001—2003年)。由於這一項目涉及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廣,參與的單位和學科多,研究的內容複雜,項目的組織和實施難度較大,因此首先於2001—2003年進行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備性研究”。預備性研究設置了“歷史文獻與古史傳説研究”“天文考古學研究”“史前符號匯集及其與文字關係研究”“關鍵遺址的測年技術研究”“冶金術研究”“文明形成時期的資源與貿易研究”“文明形成時期的經濟狀況研究”“文明形成時期聚落與社會研究”“環境變遷與文明演進關係研究”等9個課題。經過研究,各個課題獲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預備性研究最大的收穫是,初步摸索出一套多學科結合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技術路線和實施方案,為正式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這一階段開展“西元前2500年—西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這一時間段是龍山時代晚期到商朝初年。主要探討中原地區這一時期的環境背景和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及其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各個都邑性遺址的年代、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中原地區早期文明形態等問題。之所以從中原地區入手,是因為該地區考古學文化譜係已經建立,又有較多歷史文獻和古史傳説作為參考,比較容易推動相關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把研究的時間範圍擴展到西元前3500年—西元前1500年,空間範圍從黃河中游擴展至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該時間段中各個地區都邑和區域中心性遺址及其所屬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環境變化、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和社會結構變化。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階段(2009—2012年)。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深化研究,研究的時間範圍依然是西元前3500年—西元前1500年,重點研究課題包括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年代譜係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進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學研究,各地區環境變化與文明演進的關係研究,各地區技術和生業的發展以及銅、玉、鹽等重要資源與文明形成的關係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個區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文明形成過程中精神文化的發展狀況研究,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整體性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階段(2013—2018年)。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對第三階段設置的年代、環境、生業、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會結構以及整合研究等幾大課題繼續開展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第四階段結項報告。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2020—2024年)。這一階段仍然延續探源工程前四階段的方針和技術路線,將近幾年新發現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遺址納入工程中,並加強了理論闡釋方面的力度。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意義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經過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結合研究,以堅實的考古材料和綜合研究成果證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實可信的歷史。這一結論性認識對於我們了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增強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通過對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開展的大規模考古調查和發掘,對各個地區的中心性遺址(如河南雙槐樹和西坡、山東焦家、遼寧牛河梁、安徽淩家灘、湖北石家河、四川寶墩等)的考古工作,獲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證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間,各地區的文明化進程都有了很大發展。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産發展的基礎上,社會分工和貧富貴賤的分化加劇,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與祭神權力、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統治者——王和為其統治服務的官僚階層,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區域性政體——國家,相繼進入了初期文明社會。

第二,通過多學科研究,對黃河、長江、遼河流域各個地區都邑和中心性遺址的年代,自然環境的變化與各地區文明興衰的關係,各地區文明形成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重要資源的獲取及其與各地區文明演進的關係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研究結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是一個過程,是適宜的自然環境、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精神領域的進步、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三,通過多學科研究,對各地區文明之間交流互動、匯聚融合,最終形成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的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對各地區文明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中華大地各個區域之間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時就發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農業技術由此得以在各地傳播,為各地文明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各地人們在相互交流中逐漸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過程中,中原地區匯聚了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礎,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

第四,大量考古發現表明,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的,是在自身基礎上起源、形成的,但並不是封閉的。在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交流。大約距今5000年前,黃河上游地區就接受了起源於西亞地區古文明的製作銅器、栽培小麥、飼養黃牛和綿羊等新的技術。與此同時,起源於史前時期中國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亞和其他地區傳播。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文明在接受了西亞地區傳來的冶金術後,對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約在距今4300年前的黃河中游地區發明瞭泥範鑄造銅鈴乃至青銅容器的技術。到了夏、商朝,青銅容器製作工藝技術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銅文明。

第五,最為重要的是,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過程中,我們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國家觀,以國家的出現作為判斷一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根本標誌,突破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三要素”的桎梏。我們提出的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包括:生産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我們還從中國各地有關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發現中,總結出在沒有發現當時文字資料的情況下如何從考古發現中判斷一個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關鍵特徵,即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規模巨大且製作考究的宮殿或神廟、規模大且隨葬品豐富的墓葬、形成了表明尊貴身份的禮器和禮制、寬大壕溝或高大城墻以及大量武器隨葬反映出的戰爭頻發。上述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豐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論作出了中國貢獻。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使國人和全世界炎黃子孫得以了解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了解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實的歷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華文明豐富內涵、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階段首席專家)

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發力(學術隨筆)

楊維軍

考古遺跡和歷史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歷史文化遺産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不僅屬於我們這一代人,也屬於子孫後代。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考古工作是構建中華民族歷史、展示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範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我國古代歷史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探索發現,在揭示本源的過程中,需要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協同發力,形成學術合力,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更好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必須“整合歷史研究資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準和創新能力”。整合歷史研究資源和力量,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強化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加強綜合研究。考古學以人類活動的遺跡、遺物為研究對象,而歷史學把傳世、出土文獻作為研究對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為了認識古人的物質生活、組織形式、精神文化等,探索其發展脈絡,闡釋其演變原因。兩個學科既相互獨立又密切聯繫、相輔相成,各自以特有的研究對象、內容、方法及敘述方式,或分工或協作完成對人類歷史文化的探究、闡釋。把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可以超越傳統文本書寫的片面與偏見,更完整地揭示、復原人類的發展歷程和圖景。例如,稷下學宮是先秦時期學術文化成就的重要代表,但是,對於其始建年代、建於何處一直存在疑問。近年來,隨著山東省淄博市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的考古發掘,從文獻、方位、考古發現等多方面進行研究,確定稷下學宮的位置所在。可見,對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歷史脈絡的探究是一個既複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在缺乏足夠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強化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可以讓我們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考古發現的文化遺存是古人歷史活動的産物,呈現的是不同時期的古代物質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産生活狀態以及各地的文明發展進程等。運用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化學、地學、物理學等學科的最新技術,科學分析文化遺址的年代、自然環境、人類體質特徵和健康狀況、農業、手工業、生産關係等狀況,可以獲取更加豐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類活動資訊,探究古代歷史發展中的諸多細節。對於跨區域的歷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鑒推廣已有的成熟經驗,搭建能夠協調各方面資源的工作平臺和研究團隊,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來開展研究。對於考古新發現的資料,發掘單位、收藏單位可與相關研究單位共用資源、協同開展研究。比如,2004年以來多家單位合作對甘肅省張家川縣馬家垣戰國墓地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出土了罕見的金、銀、銅、鐵、玻璃、豪華二輪馬車等殉葬器物,經過多學科聯合攻關,揭示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關係、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國科技史以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演進歷程等提供了新的實物證據。可見,把考古探索、文獻研究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能夠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據,從而更加準確地揭示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國‘古代文明理論’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工作,加強對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對於沒有文字記載的早期文明階段,通過考古發掘找到更多資訊,可以讓遺跡遺物説話;對於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階段,通過考古發掘證經補史,可以讓歷史更加生動鮮活。百餘年來,我國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發現,田野發掘點遍佈祖國廣袤大地,遺存涉及的時代縱貫萬年,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但這些文化遺存並不會自動呈現其背後的古人行為、觀念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等。因此,考古工作者要會同歷史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員,加強對考古資料的研究闡釋和宣傳展示工作,將其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把我國文明起源和發展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現出來。可以在確保品質的前提下,儘快發佈階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報告,講好我國古代歷史和中華文明故事。近年來,隨著秦早期陵墓、祭祀、城址、生鐵、冶金、水利、養馬、造船等考古發現的披露,戰國時期先民多彩生活畫卷更加清晰地展現出來,進一步揭示了秦國崛起的原因,廓清了一些歷史迷霧。可見,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闡釋、普及和宣傳工作,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産的多重價值,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讓厚重的歷史易感知、更有趣、離大眾更近,能夠增強歷史信度,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更好傳承文明薪火。

(作者為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源遠流長 博大精深

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大貢獻

袁廣闊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繫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經過百餘年的持續努力,考古工作者與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哪些重大貢獻?對此,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認識。

作物馴化與農業的出現。在向文明進化的過程中,作物的馴化具有重要意義。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環遺址,湖南玉蟾岩遺址發現了水稻遺存,距今約1.2萬年;在浙江上山遺址發現了炭化稻米,距今1萬年左右。這些證據顯示,水稻的馴化以及稻作農業的耕作方式,至遲在1萬年前已經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在稻作遺存之外,北方地區發現了早期粟栽培的證據,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栽培粟出自北京門頭溝的東胡林遺址;內蒙古興隆溝遺址也有同類粟作遺存,距今約8000年。同時,大豆的馴化與耕種也是早期農業的重要發現。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水稻的國家,水稻種植的傳播極大促進了不同地區農業的發展,使人們能夠得到穩定的食物來源,不僅養育了人類,而且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禮儀與禮制文明的形成。特定的禮器與禮制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標誌。新石器時代早期河南賈湖遺址證實,中國早在距今9000年時已有禮制活動。仰韶文化時期,開始出現禮器並形成相應禮制。龍山時期,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形成更成體系的禮制並使用成套的禮器。二里頭文化時期,禮制發展更加完備,出現了“禮”“樂”的實物體現,禮製作為一種社會準則和行為規範,自此成為中國早期文明社會秩序的主要支柱。隨著農業的發展,釀酒開始出現。仰韶文化遺址發現了10余處距今約6000年的釀酒遺址,原料以黍為主,兼有薏苡、小麥族、稻米、栝樓根和山藥等。陜西石峁、山東堯王城等龍山文化遺址也出土了酒的殘留物。早期釀酒技術的應用多與禮制活動相關,酒禮器成為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看出,中華文明早期禮制的出現,對商周的德治思想及後來儒家的敬天法祖、仁禮並舉、忠孝節義等思想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禮制文明在穩定的禮器系統和完備的禮制建設中不斷發展,並不斷在世界範圍燃亮中國禮儀之光。

文字的創制。中國象形文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賈湖遺址的龜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開始探索文字的線索。河南洪山廟、閻村遺址出土大量故事類彩陶圖案,揭示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存在一個“文字畫”時代。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東丁公等遺址發現了龍山時代少量的文字資料。近年來,不少學者發現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銘文字形與同時代青銅器上的銘文字形存在明顯差異,而是取象于二里頭文化的禮器,表明它們的創制年代應該是在二里頭時期,這為夏代已進入文字時代提供了重要佐證。從龍山時代、二里頭文化到二里崗文化,再到殷墟,勾勒出早期中國文字連貫有序的演進序列:夏代的文字在商朝早期延續下來,並在商朝後期得到發展,從而形成了中國象形文字傳統。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字,對亞洲國家的文字、歷史與文化産生了深遠影響。

絲綢和粟作農業的發明與傳播。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絲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明,也是世界人民眼中古老東方文明的一個表徵。在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斷發現仰韶文化時期的絲織品,這表明中國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開始育蠶制絲。同時,仰韶文化的絲綢工藝還傳播到周邊,甚至影響到長江下游等地區。這為我們重新審視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粟黍農作最早馴化後,在仰韶文化時期迅速傳播至整個黃河流域。而後,在距今5000年左右,粟作農業向西傳播至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亞等地。與此同時,西亞起源的小麥、大麥經河西走廊傳播到黃河流域。西漸的粟黍作物和東傳的麥類作物對河西走廊及其鄰近地區人類生業模式産生了重要影響,為史前時代東西方交流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無論是作物的馴化、禮制的定型、文字的創制,還是絲綢和粟作農業的發明與傳播,都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歷史脈絡以及史前文化交流與溝通的關鍵線索與代表物證。在這一過程中,村落漸為邦國,線條終成文字,祭祀催生禮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綿不斷、兼收並蓄的特質和格局逐步確立,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基石就此築牢。

(作者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2年07月04日 09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網站無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