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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貧困”凸顯美國結構性人權困境

來源:中國網 丨 作者:陶短房 丨 時間:2020-10-18 丨 責編:蔣新宇

陶短房 旅加學者

9月下旬,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加劇的美國經濟危機,給低收入和少數族裔美國人家庭所造成的打擊最大。

該報告顯示,自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國開始大規模流行以來,多達46%的低收入美國人支付帳單出現困難,51%的低收入美國人難以儲蓄。與之相比,高收入美國人中出現“難以儲蓄問題”者,佔比僅21%。

該報告還顯示,自3月以來,不得不依賴“食物銀行”(一個為需要者提供免費食物幫助的福利機構)填飽肚皮的非洲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佔比分別高達33%和30%,而同期需要這樣做的美國白人,佔比僅11%。與此同時,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出現“帳單難以支付”困難的可能性,也是美國白人的兩倍。

值得注意的是,皮尤的數據並非孤證:今年9月初,美國哈佛大學公佈了一項研究成果,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家庭年收入低於3萬美元的美國人中,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出現財務困難的比例高達71%,而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出現同樣情況的佔比則只有區區20%。報告數據顯示,疫情期間發生財政危機的家庭佔比,拉丁裔和非洲裔分別高達72%和60%,白人則只有36%。

美國雖然是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但正如兩家美國本土研究報告所提供的數據和結論,其國記憶體在因貧富、族裔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生存品質洼地”。這種“洼地”在平時尚不凸顯,一旦遭遇如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緊急突發事件,就會導致一系列問題、矛盾,甚至危機。今年在新冠疫情應對措施導致人群聚集困難的大背景下,美國各地街頭抗爭、騷亂事件仍層出不窮。其原因雖然複雜多樣,但“疫情貧困”無疑是重要成因之一。

生存權當然遠非人權概念的全部,但絕對是最基本的人權要素,有了生存權的充分保障,才能談及發展權,談及各項“充分自由”及其他。這個淺顯的道理,越是曾飽受生存權苦難,或經常遭遇生存權挑戰的民族、族裔、階層,對此就越有體會。

正因如此,擁有193個正式成員、其中2/3以上為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國,才會年復一年在不同場合強調生存權這一基本人權的重要性,其職能機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才會在理事會成員和絕大多數聯合國會員的意願下,年復一年地將生存權當作首要人權問題加以重視、討論。

對於此,美國和另一些西方國家不願去理解、去探究,而是一味以自己的人權標準強加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所有成員國。這種削足適履的做法本已十分滑稽,而美國在這種霸道、蠻橫、單邊主義做法一再遭遇抵制後,于2018年6月19日退出人權理事會,且在 “退群”後一再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內部事務橫加指責。最近的一次就在10月13日第75屆聯大,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多個美國“不喜歡”國家入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公開表示“遺憾和不滿”。

且不説蓬佩奧等這種“遺憾和不滿”本身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多少“共鳴”,單就上述兩份研究報告而言,美國眼下同樣面臨結構性的“疫情貧困”,和因社會階層、族裔等問題所形成的“生存品質洼地”,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在這些美國本土機構所提供的數據面前,某些美國政客是否應該先反省、檢討和嘗試改善一下本土的“結構性人權問題”,再來“指教”別人?

當然,生存權是“地球村大家庭”中“每家每戶”各自的頭等大事。不僅美國,每個國家此時此刻,也都面臨著同樣的“疫情貧困”問題,有各自的“門前雪”要先掃。每個國家不論大小、貧富,都該先努力把自己的這些問題解決好。以中國為例,自疫情大流行以來,不但未放緩、相反加快和加大了扶貧攻堅的步伐和力度,與此同時,在嚴控疫情前提下積極復産復工,恢復産能和社會活力。10月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世界經濟展望》中,將對中國2020年GDP增速預期,從5月份的1.0%上調至1.9%,並維持其對中國2021年經濟增速8.2%的預測值,預言中國將是2020年唯一能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經濟和就業的恢復,無疑是生存權改善的堅實基礎。

與之相比,疫情大流行以來累計確診數、累計死亡數高居世界第一,“二次疫情”來勢洶洶的美國,至今仍無法在“控制疫情”和“確保增長”中找到平衡。儘管一再“注水”,IMF同期預測仍顯示,其2020年GDP將出現4.3%的負增長。在前述兩份研究報告所顯示的社會分配不均背景下,這意味著更深層、更持久的“結構性人權問題”,意味著千百萬底層、少數族裔美國人,將不得不面對越來越難以填平的“疫情貧困”和“生存品質洼地”。(責任編輯: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