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振偉：中國式現代化對非洲國家意味著什麼

文 | 卓振偉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非洲與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黨領導人民長期探索與實踐的重大成果，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重要議題，在非洲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受到歡迎。不少非洲官員與學者在各類場合與渠道對此表達讚賞。兩會期間，埃及《魯茲優素福》雜誌記者專門就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向秦剛外長提問。對於非洲國家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在理論和實踐上有著雙重意義。用南非學者蒙亞埃的話來説，“中國式現代化為非洲發展提供借鑒與機遇”。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在理論上破除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現代化是工業化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社會、文化變革的過程。非洲國家（除埃及等北非國家）是最晚捲入現代發展大潮的群體。它們在19世紀後半期被動納入現代殖民主義體系之中，二戰後西方殖民體系逐步瓦解，這些國家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取得名義上的主權地位。然而，政治上的獨立並沒有帶來經濟上的自主。不少非洲國家仍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甚至是美國化，以至於在模倣因襲中迷失自我。其結果就是非洲在探索與推進現代化過程中屢遭挫折，甚至出現了一個悖論，即現代化應當是使人過上好日子的過程，然則在非洲卻是使人日陷貧困的過程。

中國式現代化開闢了一條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新模式，拓展了非洲在內全球南方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西方主流理論假定，欠發達國家相當於發展前期的發達國家。然而，這種假定忽視了時空條件的轉變。英國、法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走的是自發的內源性現代化道路，並創造了以其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全球南方國家則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走的是被動的外源性現代化道路，必須回應業已形成的“中心-週邊”結構。

在現代化初始階段，它們在國際分工中處於弱勢地位，國內市場發育不夠成熟，支撐現代化的生産力要素、觀念要素大多從外部引進。在這種背景下更加需要充分發揮國家的正面作用，不僅承擔守夜人角色，還要擔當引路人職能。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堅持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內不受特殊利益集團控制，外則不受霸權國家干涉，能夠根據自身比較優勢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在非洲大陸，許多非洲國家重視並借鑒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衣索比亞、烏干達、盧安達等通過加強中央權威而後進行經濟改革的模式，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成就。其中，衣索比亞已故總理梅萊斯·澤納維被視為鄧小平式的政治家，制定並實施了類似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國策。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在實踐中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創造更多國際機遇。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促進了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為國際對非發展合作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中國捍衛真正的多邊主義，擁護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支援非洲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享有更大的代表權與發言權，推動議程設置和資源分配上對非洲的特別關切。在二十國集團中，中國政府推動倡議以支援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而且率先支援非盟正式加入該機制。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中，中國支援非洲融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

另一方面，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中不搞戰爭、殖民和掠奪，在對非合作中表現為始終踐行“四個堅持”和“五不”原則，同非洲人民共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世紀之交，中國政府在非洲友好國家建議下成立中非合作論壇，張開懷抱歡迎非洲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新時代以來，中國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非盟《2063年議程》，歡迎非洲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中國方案，持續推出“十大合作計劃”“八大行動”“九項工程”，中非不斷深化在貿易投資、産業發展、數字經濟、綠色低碳、民生健康等領域合作的規模與品質。

習近平主席指出：“歷史發展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從世界歷史上看，中國式現代化還是不斷發展的新生事物，在豐富完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質疑，特別是在世界不確定性加劇的動蕩變革期。中非合作不時面臨著一些雜音，如所謂的“中國有意導致非洲債務危機”“中國商品削弱非洲本土製造業”等等。對於新情況新問題，中國應該坦誠面對，本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加以妥善解決；對於虛假資訊和話語陷阱，中國應該加強對外傳播工作，有效開展國際輿論引導和鬥爭，最終塑造豐富多彩、立體生動的現代化中國形象。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世界意義，必將在其不斷豐富完善中得到更真實、更全面的體現，而這也將成為中國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特別是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實現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的最新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