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美國對華經貿遏壓正重創全球化

文 | 程亞文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在給中美乃至更多國家企業正常運營、高科技和半導體行業發展、國際貿易體系和規則以及國際法等層面帶來破壞性影響的同時，美國單方面挑起對華貿易戰同時還在向“去全球化”逆流火上澆油。

國際輿論場中有關 “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或“全球化終結”等的議論，伴隨最近五年來美國對華經貿遏制打壓和從各種國際組織中“退群”、推動與中國在晶片等先進技術領域“脫鉤斷鏈”以及將中國列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等，變得更趨頻繁也更令人擔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加之長達三年的新冠疫情嚴重阻滯全球物流和人員往來，對全球化的信心遭遇挫折。

美國因何變成全球化的拆臺者

那麼，曾經作為全球化主要推手的美國，為何今天轉變成了全球化的破壞者或拆臺者？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全球化受到普遍關注時，後發國家的很多觀察者一度憂心它是工業發達國家對後發國家剝削的新階段，對全球化的認識是相對負面的。當時在中國還有人提出全球化將使“資本流向中國，利潤流向西方”，因而是投向中國的一道“陰影”。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則是“全球化”“全球主義”“全球治理”等概念的最初提出者，對全球化是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潮流、對全球主義是人類生活的“普世價值”深信不疑，並勸導後發國家追隨西方國家對全球性問題合作開展全球治理。

然而，進入新世紀特別是第二個十年後，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出現了，即全球化的堅定捍衛者已轉換成一開始在社會上對全球化存有些許疑慮的中國，而對全球化的最大反對聲卻來自曾經的全球化推動者美國。

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華盛頓頻繁從相關國際組織中“退群”，尤其是在經貿和科技等領域肆無忌憚地搞“美國優先”，進一步對“逆全球化”推波助瀾。從2018年3月開始，特朗普政府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依據“301調查”結果，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幅度加徵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美方在挑動對華貿易戰過程中暴露出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霸淩主義，也擾亂了二戰後主要由其帶頭推動建立的國際經貿體系。新冠疫情暴發後，有關“全球化終結”的擔憂更是此起彼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有意拆掉由其親手蓋起的“房子”，這一過程並非始於特朗普。在前總統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就已表現出“去全球化”傾向，曾竭力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T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試圖棄世貿組織（WTO）體系而去，另建一套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新規則。美國對國際貿易體系的態度，也由以往力主“自由貿易”轉而強調“公平貿易”。但在所謂“追求公平”的過程中，明顯地將更多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雜質摻入其中，表現為一切都服務於美國的地緣政治私欲。

2021年拜登擔任美國總統後，美國政府雖然在言辭層面不再大喊“美國優先”“反全球化”，甚至重新拾起堅持“多邊主義”的話語，但在實際政策和操作層面非但沒有絲毫正向調整，沒有著手減少前任加徵的關稅和對華經貿霸淩，反而進一步強化和擴大特朗普當政時期的對華“脫鉤”戰略，導致全球生産和貿易體系進一步遭到破壞。

放任西方金融資本，反噬美國

在美方挑起對華貿易戰5週年之際，審視美國近些年來對全球化和國際組織的態度顛倒，一方面可以發現包括美國在內一些國家的國內秩序正在出現制度瓶頸，對因人口、技術、經濟等各種因素演變帶來的國際關係、全球政治和內政變遷越來越無力應對；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和經濟形態的變更，衝擊了戰後歷史結構，其中受到衝擊最大的又是暗含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的等級秩序。

全球化曾是美國用來瓦解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利器，正如英國學者邁克爾·曼所説，全球化的背後是社會權力資源的擴張，它“意味著自由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傳播，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擴展，意味著軍事打擊範圍的延伸”。蘇聯某種程度上正是在美國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中解體的。然而在美國借助資本的全球運動達成一定政治目的同時，也賦予了資本運動的自由，這鮮明體現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興起，以及裏根政府時期對資本管制的解除。

隨後，美國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資本借助國家意志推動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促進了全球經濟發展，擴展了特定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干預能力，但也大大便利了資本的全球逐利，並逐步瓦解了美國等一些國家對資本的制約機制和制約能力，由此形成經濟生活全球化與民眾福利保障國別化之間的緊張，即西方資本具有了越來越強的去國家特徵。西方資本在解構國家權力的過程中所導致的“政治不足”問題——比如本該進入政治議程的金融監管等事務，脫離了政治審議的範疇，由此不僅造成金融管理領域的混亂，産生金融和經濟危機，而且進一步蔓延並衍生為社會和政治危機。

2008年歐美發生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成因，就是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國家都放鬆了金融監管，放任金融資本集團自定規則。近些年來，發達國家在經濟、政治領域遇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挑戰，這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後續，那些在十幾年前就已暴露出來的問題，直至今天仍沒有解決。

對華經貿遏壓終究徒勞無功

從以往來看，美國在全球的優勢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産業優勢，尤其是實體經濟的優勢地位；二是科技優勢，即在全球科技發展中的引領地位；三是美元和軍事霸權。從19世紀晚期到整個20世紀，美國一直是工業化國家中人口數量最多、市場容量最大的國家，這是美國長期在産業上佔有最大和最重份量、在科技上領先和保持貨幣霸權的前提。

這個前提現在正逐漸消失。正如義大利學者喬萬尼·阿裏吉所説，資本主義的擴張在將生産和貿易全球化的進程中，也會在“中心地帶”再造生産、貿易甚至金融中心，從而形成“新體制”與“舊體制”並存，並由此出現合作與競爭的紛擾。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群體性崛起，美國作為工業化國家中最大市場的歷史正在成為翻過去的一頁。而中國以四倍于美國還不止的人口數量，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中新的最大市場，從而也為其科技崛起和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頗為厚實的基礎。

在其他條件沒有太大差別的情況下，市場規模往往會決定技術積累的深度和貨幣的擴展能力。也因於此，無論已成過去的特朗普政府，還是當前的拜登政府，在大力推動美國內政外交的調整時，不可缺少的一種現實感是要在追求“有為”中清晰感知不可為之處，如果一味以20世紀的榮耀作為參照，不僅徒勞無功，而且還會給自身乃至世界帶來災難。在可見的未來，美國因其往日的深厚積累和發展慣性，仍會在科技和金融領域保持相對其他國家的優勢，但其他國家與其差距也將不斷縮小。

按理説，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會鞏固全球化初始時刻在權力資源上佔據優勢方的優勢地位，或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説的那樣，會進一步拉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加劇發展中國家的困境。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原先處於弱勢地位的“新興經濟體”借勢而起，不僅改寫了以往的全球經濟版圖，對國際全球政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些國家在新的二十國集團（G20）等國際機制下，話語權也在顯著上升，在不少時候甚至能夠左右國際進程。這在很大程度上稀釋了以往國際秩序中的等級、改變了以往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結構，突出表現是七國集團日趨式微、世界各國對美國的領導能力也提出越來越大質疑。

此前，特朗普政府大聲對全球主義和全球治理説“不”，並一再申言“美國優先”；當前的拜登政府竭力構造以美國為中心的“小圈子”。這向人們提出以下問題：美西方國家在多大程度上真能接受一個“主權國家一律平等”世界的出現？

對華發動貿易戰5年之後，華盛頓非但沒有任何反省，反而試圖將對華圍堵遏壓擴大化。美方這種做法已經導致地緣政治和經濟的陣營化，導致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眾多國家利益受損。而從更長的歷史視距來看，美國當下的所作所為也正在對全球化造成重創。美國對“共同而平等”世界的不適應，暴露了當今世界究竟在面臨什麼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