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思享】汪曙申：戳穿美國對臺“戰略模糊”的話術

文 ｜ 汪曙申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臺美關係室主任、研究員

在涉及對台灣的防衛問題上，“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在美國政策和戰略界是一個長期話題。近些年來，隨著中美關係競爭與對抗一面的強化，民進黨在台灣地區實施“以武抗中謀獨”政策以及臺海兩岸對峙對立一再升級，這個話題再度凸顯于美國的政策和研究話語當中。

對臺“戰略模糊”政策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美國對協防台灣當局控制的外島（金門、馬祖）的模糊性政策：既不公開承諾防衛，也不公開表示放棄。當時美國是為約束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也試圖以此“嚇阻”中國大陸對外島發動攻擊。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又制定“與台灣關係法”。該法規定美國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但未規定當台灣受到攻擊時美國是否參戰協防。美國政府一直聲稱反對台灣問題的武力解決方式，但法律上的模糊給其介入臺海衝突留下政策餘地。

1995—1996年臺海危機爆發後，美國內部主張“戰略清晰”的呼聲增多。1999年，美國一些議員開始推動“加強台灣安全法案”即是為了減少對臺防衛的模糊性，但該法案最終未能成法。2001年小布希上臺後聲稱，若台灣遭中國大陸攻擊，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但並沒有獲得後續政策的支撐和體現。相反，陳水扁任內“激進台獨”行徑引起美國戒心，美國學者唐耐心（Nancy Tucker）認為“戰略模糊”由此演變形成“雙重威懾”，即一面“威懾”中國大陸不得對臺使用武力，一面約束台灣宣佈“獨立”從而導致戰爭的行為。也就是説，美國要讓臺海兩岸都去猜測其在何種情境下才會武力介入。奧巴馬時期，兩岸關係處於和平發展階段，對臺“戰略清晰”一度淡出美國戰略界話語。但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涉臺議題走向中美對抗前沿，再度激起“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辯論。

美國研究界對此大體上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轉而採取“戰略清晰”立場，這派聲量正逐步增大。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中國大陸實現國家統一的能力發生變化，美國過去的“戰略模糊”不再能夠對中國大陸構成有效威懾，也不足以支撐台灣對獲取美國“安全庇護”的信心。

當然，主張“戰略清晰”一派中也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在以清晰化政策增強對中國“威懾”的同時，也應給予中國“再保證”，比如美國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和“不支援台獨”，美臺關係不涉及簽署防衛性質的協議等。總體上講，“戰略清晰”派認為中美在臺海的博弈已與過去不同，美國若想長久“維持現狀”將不得不改變“戰略模糊”。

另一派則主張美國應繼續奉行“戰略模糊”，因為它被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能夠維繫臺海穩定，避免美國捲入一場與中國的衝突甚或戰爭。這一派總體上認為，儘管臺海兩岸實力已然失衡，但“中國強制統一台灣”並不是“眼前會發生的事”，美國如果宣佈“戰略清晰”反而會産生下列負面效應：

其一，美國若宣佈軍事防衛台灣，將意味著向早已廢除的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回擺，等同於實質改變一個中國政策。那將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甚至不排除從根本上扭轉中國對和平統一前景的預期。

其二，美國“戰略模糊”的目標不僅在於“嚇阻”中國大陸行使武力實現國家統一，也是在“台獨”政黨上臺時，用於約束台灣當局採取冒進政策引發臺海衝突。轉向“戰略清晰”，無疑將給島內“台獨”選民一張“空白支票”，使美國可能陷於被動。畢竟，陳水扁時期搞“一邊一國”和“入聯公投”就曾讓美國切身感知臺海風險驟升。台灣地區一些學者也認為，美國不會輕易丟掉掌控台灣的政策靈活性，不會讓台灣“尾巴搖狗”。

其三，美國認為長期以來台灣在軍事防衛上“搭便車”，要求臺將年度防務預算佔GDP的比重提升到3％。蔡英文當局任內逐年提高軍事預算投入，但仍未達到美國設定的標準。一些美國人認為，轉向“戰略清晰”將助長檯灣“搭便車”行為，使民進黨當局“整體防衛構想”得不到充足經費支撐。有些日本學者如松田康博認為，“戰略模糊”也是讓台灣相信美國可能不會介入，因而需要加強自身防衛能力。當然，還有一些對臺抱持“同情”的美國人擔心一旦“戰略清晰”動搖現狀，台灣將首先遭到懲罰。

美國戰略界對臺“模糊”與“清晰”之辯自然也反映到政治圈。美國國會一些親臺議員支援調整或終止“戰略模糊”。他們在本屆國會提出諸多涉臺軍事安全類的法律草案，如“防止台灣遭入侵法案”“台灣防衛法案”“武裝台灣法案”“台灣嚇阻法案”等。美國白宮和行政部門稱“政策沒有變”，但策略上也在彰顯“清晰”，如在“印太”前沿地區增加軍事存在，拉幫結派擴大美國同盟優勢，試圖在“印太戰略”中安排台灣角色，不時將美臺軍事合作關係公開化等。

可以説，對臺“戰略模糊”還是“清晰”是華盛頓的一種博弈策略和手段，也是美國平衡和干預臺海的一種戰略話術。隨著中美和兩岸關係形勢變化，美國還會不斷操弄這個議題。然而，最終決定臺海走向的不是模糊或清晰，而是意志和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