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思享】江小涓：以數字經濟促進共用發展

文 | 江小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長

希望發展平等、希望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夠共用，是人類長久以來的願望。但是以前，無論是政府能力、市場能力還是技術能力，都達不到讓發展實現普惠共用這一要求。如今，我們將促進共用發展列入政府職責和企業社會責任，又逢數字時代，數字技術通過廣泛連結、智慧匹配和信用塑造的能力，提供了更多市場化、廣覆蓋、可持續的共用機會。如果從比較狹義定義共用的角度出發，即相對弱勢人群有更好的參與機會、收入水準和參與能力，數字技術對這三個方面都能夠給予有力支撐：

第一個能力是使得參與市場的人進入市場的門檻比較低。這個能力主要來自於數字技術提供的連結能力。進入市場能力比較弱、教育水準比較低或者偏遠農村地區的人群只需一部聯網的手機，就可以發佈自己的需求，低成本地將自己呈現到就業市場中。

第二個能力是智慧匹配。百萬、千萬的就業者和百萬、千萬的崗位放在一個平臺上，唯有智慧技術能夠把所有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完整呈現，並以雙方滿意的方式恰當地匹配起來。

第三個能力是信用塑造。較晚進入市場、自身呈現能力較弱的人群是市場中的“陌生人”，和這些“陌生人”進行交易，風險相對較高。數字技術的發展能給新進入者或市場信用積累較少的進入者塑造信用，使他們能夠參與到市場交易當中。

數字技術增加共用的三個基本能力，對於促進弱能力人群的就業和交易、促進低資産人群的融資和發展、促進低教育人群的參與和提升，都能夠發揮出重要作用。比如外賣騎手，據統計，77%的美團外賣騎手來自農村，四分之一來自原國家級貧困縣，他們借助平臺提供的機會可以快速參與市場，最快一兩天就可以正式開始工作；再如電商平臺，帶來了就業機會，相應帶來了勞動者收入的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淘寶村家庭收入水準遠遠高於非淘寶村家庭收入。外賣騎手的收入水準也遠高於農村居民收入，即使和城市就業者的平均收入相比也毫不遜色。增加就業、增加收入的同時，也就促進了共用發展。

除了就業之外，如果低資産人群想創業，還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援。我們倡導多年的普惠金融服務，即希望能向小微企業、個體戶、個體創業者提供金融服務，由於現實技術能力的不匹配，提供小額貸款的成本高，導致服務品質一直不高。如今到了數字、網際網路和移動支付發展迅速的時代，為小微企業和個人提供大量的金融服務能力和塑造信用的能力大大增強，成本大幅下降，金融普惠服務逐漸普及。

數字還有助於解決醫療資源分佈不均衡問題。對於難以去城市就醫的偏遠地區病人而言，因病致貧、返貧是不可承受之重。數字技術的發展可以彌補這個漏洞。在擁有5G的年代，醫療條件好的大型醫院可以通過遠端醫療系統完成基層醫院的某些高難度手術。數字醫療促進了優質醫療資源的異地共用，偏遠地區的老百姓大大受益。

社會參與是到了一定發展水準之後人們的正常社會需求，對於人的全面發展也非常關鍵。教育參與、文化參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技術提供了優質教育共用的資源，只要連接上網際網路，便可以獲得最優質老師的授課，對年輕人的成長大有裨益；數字技術提供了共用優質文化資源的機會，國內幾家大型視頻網站可以提供的電視劇、電影、綜藝和動漫種類都超過了1萬部，不少普通人通過在網際網路上分享生活、文化和個人創作而忽然走紅，表明老百姓對於貼近生活、煙火氣足的文化産品需求很高，甚至超出了想像。

對於政府治理而言，需要支援和監管並重，更好發揮數字經濟促進共用發展的積極作用。第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一定要盡可能普惠，所有人能夠連結和上網；第二，政府提供的數字服務也要普惠和全納，對那些確實從數字化角度進入社會比較困難的人群，要提供等效的線下服務；第三，要給予更多的準入機會。在公共服務過程中，更多給予數字平臺發揮技術優勢的機會，讓更多的人共用發展過程；第四，要保護好靈活就業人群的基本權益，比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和職業發展等。另外，還要監管各個數字平臺，讓平臺都能夠遵紀守法，規避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有一點值得説明，數字平臺在有利於共用發展的同時，使用獨特的技術能力獲取個人資訊、數據及隱私，也可能會産生損害共用、損害平等、損害價值觀等不當行為，需要嚴格規範企業行為，保證數字技術增加人類福利，促進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