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研究】張傑：人民幣開闢大國貨幣崛起的中國道路

文 | 張傑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引言

全球經濟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大國崛起必然伴隨著大國貨幣的成長。自産業革命爆發至今,約兩個半世紀中,英國和美國次第崛起,英鎊和美元相繼成為大國貨幣,並先後形成貨幣霸權。人們不禁要問:英鎊和美元的成長之路是否是大國貨幣成長的經典道路和不二選擇?或者説,後進國家若要使其主權貨幣成為大國貨幣,就必須追隨英鎊和美元的腳步?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值得深究且需謹慎作答的世界性課題。如所預料,對於正在成長為大國經濟的中國而言,其主權貨幣即人民幣如何選擇邁向大國貨幣之路,已然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特別關注。在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之前,人們毫不懷疑英鎊和美元之路是大國貨幣成長道路的 “歷史終結”。但中國在全球目光的注視下,經歷四十餘年改革開放創造經濟迅速崛起的奇跡之後,這種結論卻引起人們的廣泛質疑。原因很簡單,中國經濟崛起並未遵循歐美國家的經典路徑,卻令人意外而又合乎邏輯地走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道路。有些西方主流經式市場經濟”)之外另外開闢了 “中式市場經濟”(羅納德•哈裏•科斯和王寧,2013)。據此,人們不得不進一步猜測或者追問:註定緊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的人民幣成長為大國貨幣之路是否也會在歐美道路之外走出中國自己的道路?

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著眼于歷史邏輯和全球視角方能給出合理而可信的答案。之所以需要著眼于歷史邏輯,是因為中國的貨幣制度演進歷史漫長而獨特。中國傳統經濟總體上植根于農耕文明,經濟組織與治理過程崇尚家國結構與儒家倫理,經濟資源配置與經濟交易凸顯 “內部市場”特徵 (王國斌和讓•羅森塔爾,2018)。與此相伴隨,貼近家庭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額零星交易極為普遍且長盛不衰。體現在貨幣制度上,與小額零星交易相匹配的貨幣形制則非低值的青銅貨幣 (以及鐵錢)莫屬。實際上,傳統中國並非如一些觀點所説的那樣因缺乏金銀而被迫行用青銅鑄幣,行用低值貨幣其實是經濟結構的內生需求使然。據統計,西漢中國的金銀儲存量與同時代的羅馬帝國基本相當 (彭信威,1965),但金銀在兩大帝國的用途卻別若天壤。在西漢中國,金銀不是用於賞賜就是用於陪葬或窖藏。而在羅馬帝國,金銀則主要載于遠洋船艙,隨時準備媒介海外征伐和國際貿易。由此,讓人初步領悟到,一國貨幣制度本位之高低與其經濟規模或者財富存量弱相關,而與其經濟交易水準或者資源流量強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講,低值本位貨幣總是週轉于老百姓的柴米油鹽、雞鳴犬吠與嫋嫋炊煙之間,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休戚與共,而高值本位貨幣則更多地與無休止的海外征伐、兼併以及新陸殖民相伴隨,好似征服者的 “軍功章”。由此不難推斷,高值本位貨幣的外生性與強權邏輯決定其成為大國貨幣乃至貨幣霸權之後終究會深陷所謂的 “特裏芬悖論” (如美元)而難以自拔 (羅伯特•特裏芬,1997),而中國具有顯著內生性的低值貨幣本位即便擴展為更大範圍的國際使用 (如兩宋銅幣)也不會面臨如是困局。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據此我們有理由懷疑:相較於以青銅為載體的低值本位貨幣,以金銀為載體的高值本位貨幣制度似乎並非如主流觀點所刻畫的那樣 “高人一等”!由此引出一個無法回避的貨幣制度困局,那就是:內生性 (通常為低值本位)貨幣制度成長為大國貨幣具有更強的義理性,可歷史地看,越是內生性的貨幣制度就越是難以成為大國貨幣。與此相對應,外生性 (通常為高值本位)貨幣制度的國際擴張充滿強制性與掠奪性,可越是外生性的貨幣制度就越是容易成為大國貨幣甚至形成貨幣霸權。問題可以歸結為:像人民幣這樣具有深厚內生性傳統的貨幣制度何以成為大國貨幣?或者,如若人民幣最終成為大國貨幣,會展現出怎樣獨特的路徑與樣貌?

之所以著眼于全球視角,則是因為中國的貨幣制度自從金屬鑄幣時代開始便與西方 “分道揚鑣”。西方世界 (早期廣義上包括西歐和中東,後來特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似乎從一開始就確立了貴金屬本位制度,不少國家先後經歷銀本位和金本位階段。在此期間,一些主權貨幣借助貴金屬本位成為大國貨幣,比如英鎊就曾依靠黃金積累成就了貨幣霸權。二戰後美國主導國際貨幣秩序,其確立美元霸權的不二法門也是借助單方面維持與黃金的關係。中國則有所不同,其很早就構建了超大規模經濟並被認為保持全球領先地位長達十余個世紀之久(安格斯•麥迪森,2003)。但與之伴隨的貨幣制度卻出人意料:它並非人們理所當然認為的貴金屬本位而是以銅鑄幣為載體的賤金屬本位,從而給世界貨幣制度演進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團。人們通常會認為,貴金屬本位 (特別是金本位)是一個國家主權貨幣邁向大國貨幣的必要階梯,英鎊和美元無不如此。對於中國,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方正式確立銀本位 (即所謂 “廢兩改元”)且從未有機會實行金本位制度,作為當下中國主權貨幣的人民幣從一開始就宣佈不與金銀掛鉤。這是否意味著:人民幣因在 “含金量”方面的 “先天不足”而失去邁向大國貨幣的資格呢?

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力所能及的解答,其內容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給出大國貨幣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第三部分簡要梳理中國貨幣制度演進歷史,並對其中的大國貨幣跡象做出判斷與厘清;第四部分著眼于大國貨幣品質的孕育視角,敘述了革命根據地貨幣曲折堅韌而又不無傳奇色彩的發展歷程,特別強調了它為此後人民幣制度的建立所作的獨特而難得的基因準備;第五部分通過對照大國貨幣條件,特別是大國經濟與主權貨幣國際使用的 “不對稱”格局,對人民幣邁向大國貨幣的特殊道路做了初步討論;最後在第六部分,對全文的分析邏輯與基本結論進行總結。

何為大國貨幣?

簡言之,一國貨幣要成為大國貨幣至少需要具備四大條件,它們分別是:幣制統一、幣制獨立、幣值穩定和國際使用。從全球貨幣歷史進程看,同時滿足以上條件的國家寥寥無幾;在中國貨幣演進歷史上,同時具備上述條件的時期也屬鳳毛麟角。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大國貨幣的出現或者輪替均構成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

幣制統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集中體現了國家的政治統一。一般地説,政治統一是大國肇建的基本前提,沒有政治統一就談不上其他方面的統一,包括貨幣制度即幣制的統一。縱觀全球貨幣演進歷史,但凡大國貨幣大都存在一個針對眾多區域貨幣的整合過程。伴隨國家的政治統一,多元貨幣格局隨即轉化為一元貨幣格局。一元貨幣制度格局的形成極大地促進了各區域間經濟與市場的整合,這又反過來為鞏固和強化幣制統一格局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良好的市場條件。

幣制獨立之所以重要,則是因為它事關一國是否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而獨立的貨幣政策又是一國主權獨立的構成要素。在當今世界,舉凡大國都無一例外地堅守獨立自主的貨幣制度與貨幣政策。可以説,無幣制獨立便無所謂大國貨幣。比如:中國國民黨時期的法幣改革可謂開闢了中國現代貨幣制度之新局,但法幣的控制權卻掌握在英美兩國手中,因此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貨幣。中國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先後與英鎊、美元掛鉤,相當於推行某種程度的英鎊化與美元化,雖然港幣屬自由兌換意義上的重要國際貨幣,但因其以貨幣自主權的喪失為代價,因此在嚴格意義上屬於英鎊與美元的附庸。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 • 麥金農 (2005),針對東亞國家因經常項目順差積存大量美元同時擔心美元貶值的困局,曾建議東亞國家將其本幣集體釘住美元,進而維持一種所謂的 “東亞美元本位”。客觀地説,此建議不無合理性,但其致命之處是忽視了幣制獨立對於主權國家的極端重要性,其難以落地實施則早在意料之中。

幣值穩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貨幣制度不僅在宏觀上是政治統一和國家主權的象徵,它也在微觀上與億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隨著經濟貨幣化水準的提高和貨幣經濟的發展,普通民眾對於貨幣價值變動的敏感度日益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幣值穩定與否反過來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定與政治穩定。歷史地看,不少國家的政府便是在幣值的劇烈波動中走向崩潰的,遠如元代中國,近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通貨膨脹以及中國國民黨政府時期法幣的惡性貶值等。幾乎可以説,幣值波動是王朝更替和國家興衰的常態誘因。因此,沒有幣值穩定就沒有政治穩定,沒有政治穩定,幣制統一也就無從談起。幣值穩定既是檢驗一國國家信譽和政府能力的試金石,也是考驗一國主權貨幣能否成為或保持大國貨幣的底線要求。國際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大國對國際經濟貿易的參與既深又廣,其經濟金融影響力也必然超越國界,在此過程中,自然會內生出為經濟金融資源的全球配置提供穩定的計價和交易工具的需求。在業已成為經濟貿易大國的情況下,如果依然借助他國主權貨幣 (往往是另一個大國貨幣)完成經濟金融資源的跨國配置,則極易受他國主權貨幣利益的掣肘,也會反過來干擾經濟金融資源的跨國有效配置,從而擠壓大國經濟的發展空間。當然,一國貨幣的國際使用意味著該國在較小範圍行用的主權貨幣轉換為覆蓋特定國際範圍的貨幣 “公共品”,該主權貨幣的發行國也就需要承擔維護這一貨幣“公共品”低成本和低風險運作的國際責任,並盡最大可能消除因出於追求主權貨幣的 “國家利益”或者其他不當使用而産生的負外部性以及伴隨於此的風險轉嫁 (如美元)。雖然在歷史上大國經濟並不必然有大國貨幣相伴隨 (如中國近代以前),但這種情形僅局限于極少數存在較弱對外貿易需求和偏好的超大規模經濟,因此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一般而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主權貨幣的國際使用(即成長為大國貨幣)是大國經濟的 “標配”。但須提醒,在美洲金銀隨著大航海時代被發現之前甚至十九世紀中後期經濟全球化時代開啟之前,大國貨幣並非一定強調國際使用條件或者刻板套用國際使用標準。就拿中國古代王朝時期而言,其貨幣的國際使用程度雖然不高,但考慮到其流通行用的廣域性質,即便夠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國際使用標準,只要其他條件具備,也不妨礙稱其為大國貨幣 (如秦半兩、漢五銖、唐開元通寶等)。

不僅如此,大國貨幣還有特殊的 “時空要求”。就時間要求而言,有些貨幣在某個時刻閃亮登場,但曇花一現,很快退出歷史舞臺,那就算不上大國貨幣;只有存續時間足夠長的貨幣才有資格躋身大國貨幣的行列。就空間要求而言,任何貨幣都有行用的地理範圍,這個範圍有大有小。一般來説,行用範圍大小並不是判定某種貨幣制度績效的硬條件,但作為大國貨幣,則需要依託一個足夠大的地理空間。道理很簡單,一種貨幣如果不能媒介一定區域和一定體量的經濟交易,其影響力與存續能力也就會大打折扣。更何況,空間要求除了強調大國貨幣需要依託于一定體量的大國經濟之外,還進一步凸顯出大國政府借助貨幣手段實現經濟資源配置與宏觀調控的強大能力。

中國歷史上罕有真正的“大國貨幣”

中國的幣制演進歷史延綿數千年,春秋戰國期間列國已有金屬鑄幣。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貨幣開啟幣制統一進程,迄今已有兩千兩百多年的歷史。其間經歷西漢五銖錢之統一鑄造、唐代開元錢之制度變革以及兩宋以來紙幣制度之創制行用,整個演進過程跌宕起伏、獨具特色,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因素。不過,從總體上看,即便基於當時貨幣制度的世界版圖,真正能夠滿足上述四個基本條件、稱得上大國貨幣的時期依然十分罕見。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自古以來長期保持巨大的經濟規模,據安格斯•麥迪森(2003)估計,自西漢中期直至晚清,中國經濟總量長期佔得全球兩到三成的比例;唐宋時期,中國每人平均經濟總量一直高於西歐諸國平均水準。可是,與這種所謂 “超大規模經濟”長期伴存的卻是一種以青銅鑄幣為主體的低值本位貨幣制度。除了兩宋時期的銅幣制度因“以商立國”而奇跡般地成為國際貨幣且與其超大經濟規模相對配稱之外,此種可稱之為 “中國貨幣經濟悖論”的奇特情形一直從西元一世紀延續到十九世紀末期,最終形成中國歷史進程絕大多數時期有大國經濟而無大國貨幣的特殊景象。此外,歷史上中國貨幣的國際使用強度與範圍普遍弱于西歐西亞諸國,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中國經濟貿易多數情況下為盈餘狀態,有利於外幣輸入而不利於本幣輸出;從貨幣形制本身看,中國銅錢屬低值鑄幣,單位價值較低,宋代創制之紙幣雖幣制先進但受信用半徑局限,相較于西方的金銀鑄幣,其行用範圍和接受程度受到極大局限。

秦半兩作為中國貨幣統一歷史之濫觴以及秦帝國橫空出世的金融象徵,不僅終結了先秦貨幣制度的長期分裂局面,而且還開創了此後沿用兩千餘年、獨具中國面貌的 “天圓地方”鑄幣形制。不僅如此,秦國在統一幣制的過程中還頒行《秦布律》,成為中國歷史上現存最早的貨幣法規,説明秦帝國的貨幣制度已經臻于完善。僅由此看,秦半兩無疑具有大國貨幣的初始氣象。但不無遺憾的是,秦帝國短命而亡,留給半兩錢統一流通的時間不長,其實際行用的範圍也未及拓展到帝國的更大疆域。

西漢初期繼承秦制,貨幣制度沿用半兩形制近百年,其間推行減重與放鑄政策,致使幣制混亂。漢武帝時期,為推行開拓進取的基本國策,同時也是為了糾正放鑄政策的長期積弊,加上前期賈誼等所作的有關統一鑄幣權的理論準備,以上林三官五銖錢的鑄造為標誌,遂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實現了貨幣的統一鑄造與廣域流通。五銖錢作為漢帝國的貨幣象徵,兩漢六朝斷續行用七百餘年,僅就流通時間長度衡量,堪稱大國貨幣。但其行用過程先是遭受王莽改制之舛誤,後又經受六朝時局動蕩和經濟衰退的頻繁衝擊,加上當時背景下 “國際使用”範圍拓展有限,因此,多數時期只具大國貨幣之形而無大國貨幣之質。

唐代繼承隋朝之國家統一格局並有所拓展,經歷貞觀和開元之治,漸成盛唐之大國氣象。在幣制方面,以開元通寶開闢此後一千三百年沿用不輟之新幣制格局,可謂氣勢非凡。但其大國貨幣的整肅穩定品相卻僅維持半個多世紀的短暫時光。早在高宗時因多次對外用兵,開元幣制即受不小衝擊,至安史亂起,朝廷為救財政之急而開鑄大錢,幣制漸敗,隨後經歷藩鎮割據,私鑄雲起,惡錢橫行,流弊波及此後之五代十國時代。需要提及,從總體上看,唐代近三百年間貨幣經濟衰微,實物經濟成分較大,幣制方面曾長期實行錢帛平行本位。可以説,唐代有大國之統制,但無大國之幣制。

就宋代而言,暫且拋開交子作為世界紙幣制度之濫觴不談,宋代銅鑄幣可以稱得上中國貨幣發展歷史中真正具有國際使用意義上的大國貨幣,其行用伴隨兩宋國際貿易之勃興,不僅流通于遼夏,也遍及日本、東南亞甚至印度洋和東非西亞諸國。比如,在業已發掘的遼墓窖藏中,宋錢所佔比重巨大。據北京文物研究所檔案資料,遼代幽燕地區使用的銅錢,大部分是北宋錢。另據記載,1242年,一艘日本貿易的宋船曾裝載銅錢10萬緡(肯特•鄧鋼,2020)。2007年,南宋初期沉船 “南海一號”打撈出水,初步推斷其由福建泉州港始發,在前往南亞和西亞地區進行貿易活動途中沉沒。宋代張方平《樂全集》中曾記載, “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此次沉船出水銅錢約17000枚,正好為此判斷提供了確鑿證據。錢幣外流在唐代已經出現,到宋代外流規模迅速擴大,乃至引發了嚴重的錢荒問題,為了緩解由此帶來的貨幣困局,宋代政府曾經幾度禁止銅錢出境。不過,綜合起來看,宋代三百餘年呈現出貨幣經濟與政治能力的強弱搭配格局,其在政治統一與統制能力層面的偏弱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大國貨幣形象的塑造和維持。

元代在世界上最早實行純紙幣制度,由朝廷統一發行,其中 “中統元寶寶鈔”以白銀為本位,直至元末不僅長期在所轄廣大區域內廣泛行用,而且還作為國際貨幣流通于南洋一帶。後來發行至元寶鈔,更配套以世界上最早和最完備的幣制條例 《至元寶鈔通行條劃》。元朝地域遼闊,海陸貿易通道暢達,貨幣制度也十分完備,幾乎具備將寶鈔塑造成為大國貨幣的一切條件。令人扼腕的是,元朝政府征伐無度,財政長期拮據,不得已頻繁通過增發寶鈔彌補虧空,加上私鈔猖獗,致使幣值銳減。元朝不足百年,物價上漲千倍,最終,曾經重塑歐亞世界格局的蒙元帝國便被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浪潮衝垮。

明清以降,西方諸國先後依託産業革命實現大國崛起,貨幣制度也完成從貴金屬本位向現代貨幣制度的轉換。特別是,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伴隨波瀾壯闊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世界貨幣歷史進入由西方諸強主導的大國貨幣時代。反觀這一時期的中國,明代初期沿用元代做法,用鈔不用錢並禁止金銀交易。值得指出的是,明代紙幣制度雖承繼元制,但在幣制統一方面卻遠勝元代,兩百多年間只行用一種鈔票,且面額以一貫為最高,直至明末。明代經過初期的經營與開拓,面前已然鋪展大國崛起之路,這似乎預示著大明寶鈔有成為大國貨幣的可能。據史料記載,大明寶鈔曾借助朝貢貿易之賜贈散佈于高麗及南洋諸國,當時日本以及一些南洋小國甚至通用中國錢幣。不過,大明寶鈔最終還是未能擺脫因財政擴張而濫發進而貶值的宿命,老百姓最終把對貨幣制度的信任 “選票”投給了被朝廷長期禁用的白銀和銅錢,並由此宣告大明寶鈔之大國貨幣夢想的破滅。當然,銅錢制度也未能經受住晚明對外戰事所引發的財政危機的致命衝擊。在這種情況下,白銀的地位迅速凸顯,政府也不得不逐步取消了民間用銀的禁令,中國貨幣制度終於迎來了白銀時代。但未曾料想,明末美洲銀元特別是西班牙銀元大量流入,在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革的同時,也掀起了外國貨幣深刻介入並主宰中國貨幣制度的帷幕。

清代雖然實行銀錢平行本位,但白銀地位更加重要,特別是,外國銀元大量輸入且深度介入中國貨幣流通過程。據統計,1681年至1833年間銀元和銀塊輸入總額達七千多萬兩;1877年至1910年墨西哥輸出銀元四億六千八百多萬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國 (彭信威,1965)。光緒十三 年 (1887年)張之洞曾奏請自鑄銀元以挽回貨幣主權,但隨後的自鑄銀元過程則由各省銀元局把控,對內幣制難以統一。直至宣統二年 (1910年)頒布 《幣制則例》,正式施行銀本位,方實現大清銀幣的統一鑄造。但並未同時驅逐外國銀元,挽回貨幣主權的願望終告落空。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清代政府基本上沒有建立鈔票發行制度。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清中葉以後,外國銀行紛紛在中國發行貨幣。在清末的貨幣結構中,外國銀元和外國鈔票分別佔去43.33%和12.38% 的比重 (千家駒和郭彥崗,1985),中國的貨幣主權喪失殆盡。再看中國本土的紙幣發行,除了政府官辦銀行、商業銀行擁有貨幣發行權之外,地方政府競相利用官銀錢號發行鈔票以解財政之困,各類錢莊、錢鋪、商號均任意印製各種紙幣性質的票券,幣制混亂、紙幣貶值,致使工商停頓、民不聊生。直至國民政府時期先後實行廢兩改元 (確立銀本位)與法幣政策 (確立紙幣本位),逐步收回外商銀行和本土商業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初步實現了幣制統一。

僅從幣制統一的意義上看,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幣制度似乎具備成為大國貨幣的初步條件。但隨著抗戰爆發,陡然增加的政府財政赤字完全依賴紙幣發行彌補,由此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嚴重動搖了法幣制度的信用基礎,加之法幣改革期間英美上下其手致使法幣成為英鎊美元附庸,一個喪失獨立性的貨幣制度早已失去成為大國貨幣的資格。抗戰勝利給極為脆弱的法幣制度以喘息之機,但好景不長,國民黨政府挑起的四年內戰導致經濟崩潰、民心盡失,駭人聽聞的物價飛漲給了法幣制度最後一擊。曾記否,1943年的開羅會議使國際社會一度承認了當時中國的大國地位,1944年派團參加佈雷頓森林會議也彰顯了中國的大國貨幣金融影響力。但大國地位的保持需要條件,否則只是 “海市蜃樓”。這些條件涉及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自身的貨幣制度條件。試想,當時的法幣制度連最基本的貨幣職能都難以履行,何以成為支撐所謂大國地位的貨幣制度條件?

革命根據地貨幣:大國貨幣品質的艱難孕育

人民幣制度的源頭可追溯到革命根據地早期,可以説是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歷史的一個縮影。1926年4月,湖南衡山縣柴山洲特別區農民協會成立第一農民銀行,發行銀元票 (白竹布貨幣)。這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創建的革命政權發行貨幣有據可查的最早記錄,是社會主義貨幣制度在中國的最早實驗(許樹信,2008; 上海市銀行博物 館,2020)。此後,南方多地農民協會陸續創建銀行或信用社併發行貨幣。比如,1927年1月,湖南瀏陽縣東鄉六個區的農民協會聯合成立瀏東平民銀行,併發行臨時兌換券 (旋即改為信用券);同年2月,湖北黃岡縣農民協會信用合作社發行流通券。當時農民協會發行的此類地方貨幣雖然存續時間不長、流通範圍較小,卻為此後人民幣制度的建立播撒了最初的種子,同時也為後來人民幣逐步成長為大國貨幣注入了優良品質。

革命根據地貨幣是在極其嚴酷而特殊的環境中發行流通的,儘管從一開始顯得有些原始粗糙,且勢單力薄,卻具有此後成長為大國貨幣的潛質,其中當屬始終堅持幣制統一理念最為顯著。這與國民黨統治區各地軍閥 “佔山為王式”的貨幣割據格局形成鮮明對照。即便是在法幣改革之後,國統區各省地方銀行利用抗戰以來的特殊狀況,多未遵照財部規定辦理,漸有濫發之現象。地方勢力強大的兩廣、陜西等省,則自行收購白銀,並以當地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代替法幣,或與法幣同時流通 (重慶檔案館和重慶師範大學,2014;王永生,2019)。受當時政治、經濟及軍事條件的限制,各個革命根據地大都建立工農民主政府、組建蘇維埃工農銀行,並各自發行地方貨幣,總體上貨幣格局比較分散。例如,當時包括中央蘇區在內的九塊根據地先後建立信用機構五十七個,發行各類貨幣及票券二百一十七種 (千家駒和郭彥崗,1985)。可是一有條件和機會,就會積極著手推動根據地貨幣的統一發行。比如,1931年,隨著中央蘇區的建立和發展,各個地方蘇維埃工農銀行發行的貨幣便逐步統一于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及其各個分支行發行的貨幣。這種維護幣制統一的理念甚至貫徹到陜甘寧邊區銀行一度積極維護法幣主幣地位的過程之中。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在創建和鞏固陜甘寧邊區的同時,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逐步改組為陜甘寧邊區銀行。著眼于當時的國共合作大局,邊區銀行創建初期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維護法幣,自身只發行 “光華商店代價券”作為輔幣。後來由於國民黨頑固派策劃第二次反共高潮,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邊區銀行才被迫放棄維護法幣,轉而發行 “陜甘寧邊區銀行幣”(簡稱 “邊幣”)作為自己的主幣 (陜甘寧邊區金融史編輯委員會,1992)。抗日戰爭時期,為適應當時被分割包圍封鎖的具體形勢,各根據地各自成立銀行分散發行地方貨幣 (據統計至少有五百種以上),但並非各自為政,而是基於黨中央統一的貨幣發行政策,整體貨幣格局保持了 “散而有序”的態勢。抗戰勝利後,解放區逐漸擴大,原有的根據地連成一片,為順應這種情況,便在擴大後的大區建立新銀行和發行新貨幣。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這種貨幣格局的整合步伐也在加速推進。比如,華東地區各解放區的貨幣統一為北海幣;陜甘寧邊區與晉綏解放區連成一片後行用西北農民銀行券即西農幣;後來整合後的華北解放區的貨幣通過與西農幣等商定比價並行流通一段時期後等待新的貨幣整合。1948年12月1日,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組建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中國人民銀行券,即人民幣 (中國人民銀行,2008)。隨後用人民幣逐步收兌其他解放區的地方貨幣,1951年以帶維吾爾文的人民幣收回新疆省銀行發行的銀元票,1955年3月1日成功發行新人民幣,至6月10日在市場上全部取代舊人民幣流通,1959年10月底完成對藏幣的收兌(吳曉靈,2008)。至此標誌著一個空前統一的貨幣制度橫空出世,同時終結了自鴉片戰爭以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幣制混亂時代。

革命根據地在積極推動幣制統一的同時,尤為注重幣值穩定。若考慮到當時根據地頻繁遭受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從而導致財政極為困難的情況,自始至終堅持維護幣值穩定就顯得極為難得。這與同時期的法幣制度形成鮮明對照,相較于根據地貨幣,法幣制度雖在政治經濟領域擁有絕對優勢但幣值卻長期劇烈波動乃至最終一潰千里。對於幣制的統一與穩定,根據地財經管理層一直有著清醒認識。薛暮橋在解放戰爭後期為華北財經辦事處起草的相關文件中的提醒最具代表性,他認為,現行貨幣制度存在著兩大缺點:一個是不統一,一個是不穩定,這兩者都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大大不利,引起絕大多數人民的反對。因此,亟須 “整理貨幣”,其目的就是要使不統一的貨幣變為統一的貨幣,不穩定的貨幣變為穩定的貨幣,以便利國民經濟的發展 (薛暮橋,2020)。實際上,早在革命根據地貨幣發行初期,保持幣值穩定就已成為根據地財政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務之一。比如,1934 年初,由於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戰爭失利,中央蘇區財政狀況惡化。即便如此,為了維護根據地貨幣信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仍然決定拿出銀元,公開向群眾換回國家銀行紙幣,並嚴格按規定以一元紙幣兌換一元現洋。另如,陜甘寧邊區的貨幣發行採取經濟發行原則,力求保持金融物價的穩定。但由於長期處於戰爭環境,一些時期也出現過財政發行偏多的情況。根據西北農民銀行統計,1941年上半年邊幣的財政發行一度佔發行總額的62%,經濟發行僅佔 9%。但到了 1942 年,邊區經濟發展一有起色,便立即扭轉邊幣的財政發行,效果立竿見影。經濟發行佔比,1944 年 達 到82.4%,1945年更是突破98% (陜甘寧邊區金融史編輯委員會,1992)。從總體上看,根據地貨幣並非沒有因支援財政需要而過多發行的情況,有時財政發行的力度還很大。例如,中央蘇區因反圍剿戰爭失利,面積迅速縮小,銀元消耗殆盡,政府只好通過大量發行蘇區紙幣支援開支,導致幣值陡然下降,甚至在市場上出現公然拒用或折價使用中央蘇區紙幣的現象。可是條件一旦出現轉機,便馬上恢復經濟發行。正因如此,在解放戰爭後期解放區面臨前所未有的財政壓力的情況下,革命根據地貨幣的貶值速度仍然明顯低於法幣。一般看來,財政壓力是任何貨幣制度發展完善過程中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在世界貨幣制度數千年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不知有多少國家及朝代的貨幣制度倒在了財政驅使的滾滾車輪之下。可是,未曾料想,革命根據地政權在常人難以想像的極為嚴峻的財政條件之下卻始終不忘維護幣值穩定的初心,並由此賦予根據地貨幣制度在當時看來十分超前的現代貨幣制度基因。正是基於這種寶貴基因,根據地貨幣的 “幼苗”曆盡風霜雪雨的洗禮與淬煉,最終成長為 “人民幣”這顆參天大樹。無論從哪個角度觀察,這都堪稱世界貨幣制度發展歷史進程的一大奇跡。

難能可貴的是,在重重軍事圍堵和經濟封鎖之下,革命根據地始終保持著貨幣制度以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早在中央蘇區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統一貨幣發行的同時,逐步肅清土雜幣和驅逐敵幣,不依附於任何非蘇區貨幣,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全力服務反圍剿鬥爭,支援蘇區經濟發展和維護金融穩定。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除早期有一段維護法幣的經歷外,絕大部分時間獨立行使貨幣政策。比如,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陜甘寧邊區政府隨即發佈 《關於停止法幣行使的佈告》,並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邊幣,作為邊區唯一合法的本位貨幣,並通過建立邊幣平準基金和貨幣交換所等,靈活運用 “吞吐政策”與法幣及各種偽幣展開長期貨幣鬥爭。特別是,在法幣嚴重貶值的情況下,運用這種政策有效遏制了通貨膨脹的輸入,維護了邊區貨幣流通的基本穩定。據統計,雖然自抗戰以來陜甘寧邊區的物價水準有所上漲,有時上漲幅度還很大,但在形勢異常嚴峻的1940年,延安的物價指數仍低於國統區的物價指數 (陜甘寧邊區金融史編輯委員會,1992;中國近代金融史編寫組,1985)。另如山東解放區,起初在法幣和日偽幣的壓力下,根據地發行的北海幣處於劣勢,致使物價急劇震蕩。當時主持解放區財經事務的薛暮橋認為,穩定物價的唯一辦法是驅逐法幣,使解放區貨幣獨佔市場。該措施實施後不久,北海幣和法幣的比價便由原來的1：2變成了1：6,北海幣迅速佔據了市場,1945年又把偽聯銀券從根據地排擠出去,換回了同等價值的敵區物資,使得根據地物價大幅回落。就連某些敵佔區的人民也樂於接受根據地貨幣,以便隨時購買根據地的各種物資 (劉海波,2013)。值得特別指出,薛暮橋當時力排眾議提出的貨幣獨立觀點以及 “物資本位論”不僅在根據地打了一場乾淨漂亮的 “紅色貨幣戰爭”,同時對於此後人民幣制度的建立也極富理論預見和政策示範意義。人民幣制度繼承了根據地貨幣的獨立基因,堅持不規定含金量,與金銀脫離關係,匯率主要依據貨幣實際購買力而定,讓新中國的貨幣制度既不受擁有強大金銀儲備的西方控制,也不依附於政治經濟表現上一度十分強勢的蘇聯陣營,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相比之下,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制度則從一開始就嚴重依賴英鎊與美元。這可從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 《第二期戰時財政金融計劃案》之金融部分的表述中窺其端倪:“國際間形勢,于我國財政金融之設施,關係甚切”,“多須借助於友邦,此後尤盼外交之運用得宜,俾歐美各國積極援助,以資策進” (重慶檔案館和重慶師範大學,2014)。在此之前的1935年11月,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幣改革,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三家銀行的鈔票為法定貨幣,法幣的匯價則由三行無限制地買賣外匯來維持。這就意味著表面完成幣制統一併自稱具有充分獨立性的法幣制度,其穩定性完全掌握在英美兩國貨幣制度的手中。法幣匯價最初在技術上與英鎊掛鉤,後來改與英美套匯率聯繫。1936年5月,隨著 “中美貨幣協定”的簽署,國民黨政府的外匯基金大部分存在美國。以此為標誌,法幣正式加入美元集團,其自主權完全旁落(資耀華等,2020)。儘管我們應當客觀評價法幣制度改革在廢除銀本位、統一幣制以及爭取英美援華抗戰等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喪失獨立性的所謂主權貨幣註定無法長期立足這一基本事實。法幣制度伴隨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徹底失敗而走向崩潰,也同時宣告了中國大地上一種 “半殖民地貨幣制度”的最後終結。緊隨其後,人民幣成為新中國的主權貨幣,經過七十餘年的發展完善,目前正在邁向大國貨幣。這種判若雲泥的結果,除了前述幣制統一與幣值穩定兩個原因之外,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種貨幣制度初創時期的獨立品質差異。

總而言之,自從中國共産黨領導創建革命政權併發行貨幣,先後經歷早期革命根據地貨幣、抗日根據地貨幣以及解放區貨幣等各個時期,直到人民幣制度的確立,艱難困苦中逐步完成了幣制統一,保持了幣值穩定,維護了貨幣獨立,成功孕育了大國貨幣應有的絕大部分品質。至於 “國際使用”,顯然受當時特定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局限而難以具備。作為大國貨幣成長過程的未竟事業,只有留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啟的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過程去成就了。

人民幣開闢大國貨幣崛起的中國道路

新中國成立開啟了人民幣成為大國貨幣的偉大歷程,但過程並不平坦,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和逐步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人民幣方真正重拾邁向大國貨幣舞臺的步伐。

人民幣自從其前身即革命根據地貨幣發行以來便始終懷抱幣制統一理想,隨著全國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實現這一理想的條件逐步具備。新中國的幣制統一過程不僅體現在前文所述人民幣發行之後對各解放區貨幣的收兌以及對法幣制度殘余 (如金圓券和銀元券)的堅決肅清方面,還體現在對金銀外幣流通的嚴格禁止上面。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三十九條規定:“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匯、外幣和金銀的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中國人民銀行,2008)。這裡不妨以建國初期著名的 “銀元之戰”為例。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即宣佈人民幣為唯一合法的貨幣,但社會上投機商人的金銀投機活動依然猖獗。如上海投機商人一度宣稱, “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他們在大街上公然兜售銀元,拒用人民幣,導致市場物價急劇上漲。眼看人民幣在市場上難以立足,投機商們準備彈冠相慶,未料人民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採取堅決手段查封取締各地從事投機活動的地下錢莊等場所,並通過發行折實債券和折實存款等手段,回籠貨幣,平抑物價,贏得了市場和老百姓的信任,捍衛了人民幣作為唯一合法貨幣的地位 (林蘊暉等,2009)。從此,一個飽經風霜雪雨伴隨民族獨立而成長的人民共和國主權貨幣首次以鮮明而獨特的統一形象亮相於世界舞臺,實現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甚至明代中葉美洲金銀大量輸入近五百年來中國貨幣制度在主權意義上的首次完全統一。

需要指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放權讓利改革啟動以來,我國銀行體系一度出現地方分支銀行對地方經濟管理當局一定程度上的實際隸屬現象,地方政府也由此獲得了所謂 “實際貨幣發行權”(樊綱等,1990)。改革啟動以來的一段時間,中國人民銀行分行在立場上較為偏向地方政府,這加劇了商業銀行分行在立場上偏向地方政府。1993年以前,國有銀行省分行行長在遇到總行意圖與地方意圖不一致的事務時,他們當中約有六成至七成是聽從地方政府或地方人民銀行的。1993年以後,情況逐步開始變化,到1997年,銀行分行行長中有六成至七成是聽從總行的 (周小川,2008)。這種現象的持續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發行計劃的集中管理,極大地削弱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統一制定與執行。特別是,各個地方之間的 “貨幣競爭”,屢屢刺激信貸膨脹,倒逼中國人民銀行連年擴大貨幣發行,最終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商品搶購和銀行擠兌現象。針對於此,決策者緊急採取了嚴控信貸規模、提高利率以及 “保值儲蓄”等措施 (張傑,2011)。這些措施雖然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損害了非國有部門而不是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內則可能過多地損害了高效益企業而非虧損企業,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缺少既不損害綜合信貸狀況又能達到目標的彈性政策工具 (易綱,1996),但畢竟使異常嚴峻的貨幣金融形勢得到了有效緩解。1996年兩部銀行法 (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頒布實施,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對分支機構實行集中統一領導和管理,標誌著從法律層面有效解除了地方政府擁有的所謂 “實際貨幣發行權”。1997年11月,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推動下,召開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針對過去銀行各級分行分別由省、市、區黨委管理的做法,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將銀行系統的人事管理許可權收歸中央,分行的幹部由總行任免,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地方政府對金融管理的干預(吳衛軍,2018),重新樹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發行銀行的權威和貨幣政策相對於地方政府的獨立性,由此保證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貨幣穩定。

人民幣從一開始就秉持幣制獨立原則,採取不兌現的銀行券形式,擯棄與金銀等貴金屬掛鉤的主流本位思路,不規定含金量,甫一亮相,便展現出嶄新而獨特的貨幣制度面貌。1948 年1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社論 《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幣》明確申明:“解放區的貨幣,從它産生的第一天開始,即與金銀完全脫離關係”。不僅如此,人民幣也不與任何外幣確定正式聯繫,不依存于任何外國的貨幣制度。以上這些,絕非人民幣初創時的應急之策甚或制度衝動,而是一種貨幣制度自從誕生就已孕育並一以貫之的獨立品質和自立精神使然,是人民幣制度自強不息的靈魂體現。需要強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為適應當時形勢,我們也曾在不影響主權貨幣制度的情況下嘗試過一些臨時的貨幣安排。比如1980年4月1日,為加強外匯管理,禁止外幣在我國流通,同時方便國際入境者的各種支付活動,國務院授權中國銀行發行 “外匯兌換券”。這其實是一種替代外幣在中國境內流通的人民幣代用券,以持有外幣的人士為兌換對象,準在國內指定範圍使用,與人民幣等值,1994年1月1日停止發行並於次年退出流通。不難看出,“外匯兌換券”是在人民幣不可兌換條件下兼顧幣制獨立與對外開放的一種貨幣制度創新。此外,基於特殊歷史原因及 “一國兩制”安排,國家在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 “一國兩幣”制度,港幣和澳門元作為兩個特殊貨幣制度因素,與人民幣一道共同構成中國的整體主權貨幣制度框架。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深入推進特別是逐步深度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人民幣與其他國家(或經濟體)主權貨幣特別是幾種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由此牽扯到人民幣如何保持幣制獨立的問題。從總體上看,為了維護幣制獨立性,人民幣匯率制度長期堅持 “以我為主、適時調整”的策略。比如,一開始考慮到當時國際貿易與匯率安排的具體情況,人民幣曾經採取與美元掛鉤的政策。國際上一度把人民幣匯率制度視作釘住(美元)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則將中國的匯率安排劃入 “軟釘住” (介乎硬釘住和浮動匯率之間)項下。2015年8月11日,順應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新變化,中國人民銀行決定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緊接著,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佈人民幣匯率指數 (CFETS),標誌著人民幣匯率機制開始轉向釘住一籃子貨幣。一開始籃子貨幣為13種,美元佔據主導地位;2017年起增加至24 種,隨後經過 2020 年和 2021 年兩次調整,目前 CFETS的貨幣權重,美元從一開始的26.4%下調至18.79%,歐元先降後升至18.15%,顯示出減少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依賴、增強人民幣對外獨立性的總體趨勢。

人民幣是在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存在惡性通貨膨脹背景下發行的,發行之初直至建國初期,解放戰爭尚在進行,不斷擴大的解放區百廢待興,財政支出急劇增加,而財政收入因一切尚未步入正軌而難以增加,巨大的財政赤字只能通過增發貨幣彌補。僅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人民幣發行規模便增長一倍,由此導致物價上漲40%,上海糧價更是上漲 80%。不僅如此,投機商人乘機推波助瀾,極盡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之能事,上海、北京等城市面米棉紗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因此普遍上漲四到五倍,並迅速波及全國(林蘊暉等,2009)。當時國際上敵視新中國的部分西方國家都在等著看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所謂“軍事上內行、經濟上外行”的笑話。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黨和政府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和掌握足夠的商品物資,雙管齊下,在極短的時間內,控制了物價上漲,實現了幣值穩定,迅速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長達十二年的通貨膨脹局面,創造了世界貨幣史和通貨膨脹治理史上的一大奇跡。後來美國糾集所謂聯合國軍悍然發動朝鮮戰爭,雖導致進口物資價格有所波動,但國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卻依然保持基本穩定。正因如此,在當時需要兼顧國內建設與抗美援朝的嚴峻形勢下,中國 人民銀行的存款不降反增,甚至超過了貨幣發行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局面,經歷新中國成立後一段特殊時期,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以後。自1948年12月1日發行第一套人民幣,迄今已發行至第五套 (2014年啟動數字人民幣研發,2020年4月開始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及未來冬奧場景進行 測 試),印製工藝和防偽技術在不斷改進和變化,但不變的是內在價值的穩定和老百姓的信任。可以説,人民幣正式發行七十多年或者革命根據地貨幣發行近百年的發展歷史,真真切切地詮釋了人民幣的人民本位。

無須諱言, “大躍進”時期,極 “左”思潮極力鼓吹 “貨幣無用論”,受其慫恿,有人主張取消貨幣或者限制其作用;在政策執行上, “瞎指揮”“浮誇風”盛行,貨幣金融管理鬆弛,造成信貸失控和貨幣大量增發,人民幣的正常流通與信用一度遭受很大影響。經過1962年至1965年的調整與恢復,人民幣的市場流通逐步恢復正常 (吳曉靈,2008)。可是,好景不長,一場更大的衝擊不期而供應嚴重不足,但價格管制掩蓋了隱性通貨膨脹。根據劉鴻儒教授回憶,1969年中央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撰寫一篇 《人民幣是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幣之一》的文章,當時最難辦的是,説人民幣是世界上“最穩”的貨幣,的確是事實,但是商品嚴重短缺,表面上沒有通貨膨脹,而實際上卻是具有 “中國特色”的嚴重通貨膨脹 (鄧加榮和張艷花,2019)。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時撥亂反正,將工作重心迅速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道路之上,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發展,國家面貌和老百姓的生活條件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市場繁榮,價格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幣真正成為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幣之一。

客觀地説,改革開放過程也曾出現過通貨膨脹現象,有時還比較嚴重,特別是1996年以前一段時期因信貸擴張導致物價幾度劇烈波動。例如,1984年,信貸增長 28.8%,M0 增長 50%;1985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 (CPI)上漲9.3%,1988年進一步漲至18.8%,1993年和1994年一度分別達到21.7%和24%的高點。好在中央政府及時而果斷地採取了緊縮政策。隨著相關措施的陸續到位,1995年通貨膨脹率降至14.8%,1996年進一步降至6.1%,由此開啟了中國此後將近三十年高增長與低通脹相得益彰的傳奇時代。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在經濟總量平均增長9%以上的同時保持了3%左右的平均物價上漲,打破了落後國家尋求經濟高增長必然伴隨高通貨膨脹的主流魔咒。

近年來,特別是2015年以來,人民幣的國際使用範圍逐步拓展,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2015年11月,人民幣被納入特別提款權 (SDR)貨幣籃子,權重超過日元和英鎊,位列美元與歐元之後排名第三。2016年10月,IMF在其 “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 (COFER)中,首次擴展貨幣範圍,單獨列出人民幣。截至2020年末,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已有70多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特別是,據2021年5月統計,在俄羅斯外匯儲備中人民幣佔比高達12.8%;2021年6月,俄羅斯財政部表示將其主權財富基金中的美元份額清零,同時增加歐元與人民幣的份至。“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商品額,其中人民幣份額將由15%增加至30%。2014年以來,在國際主要支付貨幣中,人民幣基本排名前五。“貿易大國、貨幣小國”的尷尬局面正在改觀。由於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流通的擴大以及中國加入 WTO 後更緊密地融入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人民幣國際化問題開始引起各方廣泛關注。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為12.7萬億美元。其中,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佔比分別為59%,21.24%,6%和4.69%,人民幣位居第五,折合美元2675億,僅佔全球外匯儲備的2.25%。這就意味著,即便經歷了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以及深度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但前文所述在長期歷史演進過程中形成的 “中國貨幣經濟悖論”依然存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 GDP約佔全球17%),但是相比之下,作為中國主權貨幣的人民幣的國際使用 (不論是佔全球外匯儲備的比例還是國際主要支付貨幣排名)仍處於較低水準。儘管人民幣制度早已具備幣制統一、幣制獨立和幣值穩定三大條件,但從理論上講,要成為真正的大國貨幣,在國際使用方面仍需做出長期努力。

通常來説,一種主權貨幣國際使用水準的提升以其可兌換程度為基本標誌。若基於國際收支平衡表角度,可兌換又具體細分為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與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1996年底,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但對於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相關政策則一直未見明顯的鬆動跡象。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順應中國對外貿易規模迅速增長的基本趨勢,與中國作為全球貿易大國的地位是相稱的,但貿易大國並非必然意味著主權貨幣的廣泛國際使用,對於中國這樣的長期順差國尤為如此。相較而言,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傾向於進一步考驗一個國家主權貨幣體系應對全球貨幣金融狀況變化以及承擔與處置相關風險的能力。對此,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過程留下了不少極其慘痛的教訓,比如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引發這場危機的原因之一便是個別國家 (如泰國)過早地開放了金融市場 (其中包括放開資本賬戶的管制)。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切莫為了單方面擴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而盲目放開資本賬戶管制以及推進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簡言之,資本項目下可兌換既可成為一國貨幣國際化的驅動器,也可成為一國貨幣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話説回來,歷史上中國經濟地位與 (國際使用意義上的)貨幣地位的不對稱,與其説是 “中國貨幣經濟悖論”,毋寧説是中國貨幣經濟特色。有人認為中國目前所謂的 “貿易大國、貨幣小國”格局很是尷尬,並參照英美日三國情形強調貿易大國必須匹配以本幣的國際貨幣地位,否則就會步日本的後塵,亦即貨幣體系長期受美元掣肘,最終導致長達十餘年的經濟衰退 (王永生,2019)。其實,這種判斷很容易陷入 “以他例我”的邏輯困局,在政策操作上也極易導致 “削足適履”的後果。一些國家的主權貨幣之所以成為世界貨幣 (亦即國際廣泛使用意義上的大國貨幣),往往是特定時代背景的産物,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書寫了世界貨幣歷史上極不光彩的篇章。例如,英鎊成為大國貨幣,靠的是殖民擴張、對外戰爭、黃金積累、英格蘭銀行紙幣發行以及金本位制度的確立,最終通過英鎊這個主權貨幣對黃金的替代而成為世界貨幣。美元的大國貨幣之路與英鎊有些類似,戰爭 (兩次世界大戰)、對外擴張與黃金積累似乎是其世界貨幣成長過程的 “標配”,但與英鎊依託英格蘭銀行以及金本位制度不同,美元的大國貨幣乃至貨幣霸權地位另有更為堅實而霸道的依靠,那就是二戰後確立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 (佈雷頓森林體系)及其單邊貨幣金融規則。

顯然,人民幣成為大國貨幣無論如何都不會追隨英鎊、美元的足跡,一方面是因為時代背景與世界格局今非昔比,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與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的背景下,單純依靠外力強制推行主權貨幣國際使用的空間與條件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英鎊和美元的大國貨幣或者貨幣霸權之路,與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初心與邏輯並不一致。歷史地看,人民幣從一開始就與黃金和白銀脫鉤,其信譽靠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 (如前述薛暮橋的 “物質本位論”)和人民的信任;人民幣的國際使用靠的是與周邊國家貿易以及全球貿易的拓展,而非對外單方面的政治軍事擴張,更非基於霸權目的而構建的國際貨幣體系。可以説,前述英鎊和美元成長為國際貨幣的所謂 “標配”及邏輯無一適用於人民幣。

換一角度看,經濟大國一定是主權貨幣意義上的貨幣大國,卻並非一定同時是國際使用意義上的貨幣大國。從貨幣經濟的演進邏輯看,人民幣的廣泛國際使用是中國經濟金融進一步發展的結果,而非前提。中國經濟的 “超大規模”特徵,決定了經濟金融資源 “內迴圈”的相對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儲蓄偏好強烈,國內儲蓄率高企,國內金融資源充足,為保持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十分難得而優渥的金融支援條件。可以預見,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仍然離不開國內儲蓄的有力支撐,因此需要居民部門繼續保持高儲蓄偏好,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得讓老百姓繼續保持對人民幣的信心,因為絕大部分居民儲蓄是以人民幣為貨幣載體的。不必強調,老百姓對人民幣的信心來自幣值穩定。如果擺在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我們寧願人民幣成為幣值穩定的 “小國貨幣”,而非伴隨幣值波動的所謂 “大國貨幣”。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以人民幣對內幣值穩定和金融資源的國內有效配置為代價謀求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更何況,與英鎊美元謀求貨幣霸權不同,人民幣的基因與品質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其國際使用旨在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高品質和高信用度的貨幣公共産品,並在此基礎上謀求建立全球貨幣 “命運共同體”,這就意味著人民幣需要承擔更多的大國貨幣責任與義務。而要做到這些,無疑需要國內經濟金融實力的支撐,需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操作能力和國際層面上的風險處理能力和宏觀協調能力。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決定了人民幣作為大國貨幣,國際廣泛使用並非充要條件。或者説,經濟大國與其主權貨幣之國際貨幣地位的不對稱,並不影響人民幣 “大國貨幣”的地位。不難預想,中國的大國經濟地位與人民幣的有限國際使用 (或者國際貨幣地位的相對滯後),這種不對稱格局會持續較長一段時期。簡言之,將來人民幣即便成為國際廣泛使用意義的 “真正”大國貨幣,也必然走的是中國道路,而非步英鎊、美元之後塵。

結 語

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業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作為主權貨幣的人民幣卻並未像英鎊、美元那樣同步實現廣泛的國際使用,亦即成為所謂的 “大國貨幣”。有人將這種現象稱之為 “經濟大國、貨幣小國”,並強調人民幣低水準的國際使用已然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融入全球化進程的障礙;有人著眼于歷史邏輯,認為一國經濟成長與貨幣成長存在一定的時間差,也就是貨幣成長會滯後於經濟成長,若假以時日,人民幣總有一天會追隨英鎊、美元腳步成為大國貨幣。直觀地看,以上看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其所牽扯的一種邏輯參照值得警惕,那就是:人民幣邁向大國貨幣之路一定會別無他選地遵循英美大國貨幣成長的路徑;或者説,英鎊、美元之路是大國貨幣成長邏輯的 “歷史終結”。

本文的討論結果並不支援上述判斷。問題的關鍵首先在於如何認識和估價國際使用條件。從理論上看,國際使用只是大國貨幣基本條件中的一個,或許還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如果一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甚至具有超大規模性質,則只要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滿足幣制統一、幣制獨立和 (對內)幣值穩定三大條件,便可稱之為大國貨幣。或者説,國際使用並非大國貨幣的充要條件。非但如此,在某些場合,一味追求主權貨幣的國際使用反而會動搖其成為大國貨幣的內部根基。比如,在既往的貨幣歷史進程中,受到主流貨幣觀點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慫恿,一些國家 (如拉丁美洲和東南亞部分國家)盲目推行主權貨幣完全可兌換政策,最終大都深陷貨幣金融危局而難以自拔。

本文的討論還發現,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超大規模經濟與低值本位貨幣制度長期搭配,形成所謂的 “中國貨幣經濟悖論”。有意思的是,這種現象以另外的形式延續至今:與超大規模經濟體量相伴隨的是人民幣的低水準國際使用。這種看似矛盾的情形恰好凸顯出中國主權貨幣成長為大國貨幣的特殊邏輯。歷史地看,中國貨幣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更多服務於國內實體經濟發展與便利人民生活的特質,這與一些歐美國家貨幣制度通常充當對外擴張與建立世界霸權的工具形成鮮明對照。僅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應當做的是,繼續保持人民幣的幣制獨立與幣值穩定,為改革發展上新臺階和人民生活水準持續改善提供更好的貨幣支援,沒有必要為了趕超那些曾經和正在充當貨幣霸權工具的所謂大國貨幣而貿然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或者國際化。

更為重要的是,本文的討論揭示出,人民幣成長為大國貨幣的優良品質與獨特道路,不僅傳承了數千年中華貨幣經濟歷史文化傳統的血脈,而且經歷了百年來中國共産黨人艱苦創業進程中血與火的淬煉。經歷近代以降百餘年的國恥國難與苦難歲月,中國共産黨人更加懂得幣制統一、幣制獨立和幣值穩定的寶貴,因此從一開始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獨立自主的貨幣發展道路。最近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不斷地提醒我們,只有立足於服務國內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改善,只有矢志不渝地堅持人民本位,人民幣方能不斷超越自己,最終伴隨中國經濟崛起而成長為足以承擔構建全球貨幣 “命運共同體”歷史使命的大國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