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中國 > 

【智庫研究】杜澤遜:談談學術評價中的“非量化因素”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杜澤遜 | 時間:2021-10-26 | 責編:申罡

文 | 杜澤遜 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


學術評價,對一個學者和一個學術單位乃至一個國家學術地位的確立,都是至關重要的。那麼學術評價的標準就成了關鍵問題。各式各樣的學術評價標準,已讓人眼花繚亂。不斷調整的標準,更讓人感到跟不上趟兒。我認為執簡馭繁的辦法是首先把學術評價的因素切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量化因素,一部分是非量化因素。量化因素指那些可以量化,可以直接填入“考核表”的學術因素,包括學歷、學位、職稱、職務、頭銜、論文、著作、獲獎、項目、經費等。這些在學術評價中可以直接賦分。非量化因素,則是無法填入考核表,無法直接賦分而又可以提高學術影響力、形成學術聲望的因素。我們對量化因素,大都比較熟悉而且習慣接受了。而對非量化因素,則處於有認識而無法充分納入考核標準的狀態。


非量化因素,在教學上表現為教學效果良好,善於講課而且水準高。據我的老師霍旭東先生説,高蘭先生上課,學生甚至屁股會不自覺地離開座位,處於半站半蹲的狀況。袁世碩先生也曾模倣趙儷生先生講課的口氣,神采飛揚。吉常宏先生也曾繪聲繪色地講述季鎮淮先生上課的精彩和見解獨到。在我們熟悉的考核標準中,這都不能直接賦分。在資訊化的今天,上網課、拍慕課、電視授課、線上演講,有的老師聽眾甚多,有時觀眾成千上萬,疫情期間表現尤為突出。山大文學院青年老師寇鑫在疫情期間上網課,講現代漢語,聽課學生的數量就遠超于想像。這同樣無法在考核中直接賦分。教學中的非量化因素還表現在廣泛存在於教學生活的輔導學生讀書、寫論文,為學生改文章,帶領學生搞讀書會,輔導學生學習社團等。這些影響學生一生,甚至促成學生成才的重要因素同樣屬於非量化因素。一所優秀大學,一個優秀老師,他的優秀,他的學術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教學表現,可是這些表現長期以來構不成老師提職晉級、評人才帽子的條件,所以都屬於非量化因素。


非量化因素還經常表現在辭書及百科全書編纂上。辭書,大百科全書,具有包羅萬象的跨學科特點,同時要求有較高的準確性,是對人類已有知識的總結。我國辭書《辭海》《辭源》《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都有很高的學術信譽,可是每個詞條都不知道是誰寫的,有的有主編、副主編、編委,有的則署集體名,沒有任何個人署名,使用辭書的人也並不留意辭書的編者是誰。我的幾位老師參加過《漢語大詞典》編纂工作,十年辛苦,評職稱時不敵別人一本小冊子,哪個詞條是你寫的呢?説不出來。原創性詞典,首先要從一本一本的書中把“詞”析出來,同時析出例句。如果書中有舊注,也要抄出來。所有的條目再合併起來,一個詞在哪些典籍中使用過,就可以通盤考慮其基本詞義,分析出“義項”,每個義項擬出準確釋義,再跟上例句。一個詞條擬出初稿,還要進行二審、三審,最終形成的詞條,往往是幾個人的智慧凝結而成的。一個短短的詞條,署誰的名字呢?蔣維崧先生是《漢語大詞典》副主編,在《漢語大詞典》編寫組給蔣先生當過助手的劉曉東老師曾回憶,蔣先生對“面首”一詞的含義的確定,其早期含義是“嬌美的男子”,大約唐代才有了“供貴族婦女玩弄的男人”這一含義。蔣先生雖然是負責山東省編寫工作的副主編,他的名字也赫然在詞典前頭,可是誰會知道這個義項是他的見解呢?至今還有評職稱的學術成果認定辦法,規定辭書不是學術成果,或者辭書只相當於著作的一半。因為辭書的著作方式是“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其中“中國文學卷”當中的“宋代文學”這個條目是劉乃昌先生寫的,這部書倒是為撰稿人在條目末括弧內署名了。劉乃昌先生撰寫這個條目,説明他在宋代文學研究領域具有權威性,可是一個條目字數了了,我們通常的學術成果認定辦法還對論文的字數有規定,字數少了也不算。更何況,這類條目一般被認為是綜括總結性的,而非創造性的,在對“創新”的要求泛化到每個角落的年代,劉乃昌先生的這個詞條是否被認為是學術成果也還是個問題。時至今日,“學術綜述”不被認定為學術論文,也還是較為普遍的評價規則。劉建亞教授送給我他主編的《數學文化》雜誌,有一期介紹日本人編的《岩波數學辭典》第四版,介紹者認為第四版吸收了世界數學界的最新成果,比起第三版,已大規模改寫了,刷新程度無異於重新編寫的一部新書。《岩波數學辭典》是日本數學界協作的代表世界數學界前沿水準的數學辭典。我問劉建亞教授,我們中國為什麼不能編一部數學辭典呢?我考慮與我們的學術成果評價辦法有關,參加編寫大辭典,結局是什麼呢?得不到承認與尊重。季羨林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在當時被認為是敦煌學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白化文先生負責撰寫“非佛經”的“四部典籍”詞條,這也可以代表白先生在敦煌學界的地位,可是白先生希望當一名“編委”,也還不順利。所以説,辭書編纂,一方面被認為是人類知識的總結,具有權威性,另一方面是參加者的個人成果在學術評價中幾乎無法直接進入評價體系,無法直接填入考核表“得分”。湖北大學汪耀楠先生多年前向我談到編詞典的艱辛,援引一位外國人的話,認為參加編辭書是一種“勞役”。辭書可以贏得學術聲譽,在學術考核中卻是非量化因素。


非量化因素還常見於大型集體科研項目。蕭滌非先生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由於種種原因,歷時三十年才完成出版,獲得多個大獎,可是參加工作的三代人,在成果出版時已去世一半,而且所有參加的人,幾乎都沒評上教授。為什麼呢?第一點是我們的學術評價只承認已出版的成果,一天不出版,一天就是零分。第二點是主要承認“第一作者”,至於在一片署名人中有你的名字,那幾乎約等於無。所以即使你活著,也還是得不到多少分。具有標誌意義的《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參加者的學術待遇也類似。有人看明白了,從來不參加大型長線科研項目。可是,具有文化上的建設性意義的成果,從《永樂大典》《康熙字典》《四庫全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哪一項不是合作的成果呢?單打獨鬥,可以成全一名優秀學者,卻無法鑄就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文化史上的豐碑。人們總是要求“奉獻精神”,可是奉獻者為什麼總要受委屈呢?


非量化因素當中較大的一個方面是“特殊人才”。我的老師劉曉東教授,可以不折不扣地説是“九經三傳皆通習之”,《十三經注疏》研讀多遍,《廣韻》手抄五六遍,任何一個字的反切張口就來,深受導師殷孟倫、蔣維崧先生賞識,大江南北各大高校的同行對劉先生的學養公認不疑,深致尊敬,可是在“量化標準”面前卻不佔優勢。一個人物的存在,對一個學科、一個大學,是無形的學術資源,葉嘉瑩之在南開,林毅夫、杜維明之在北大,葉國良、龔鵬程之在山大,沒有人問他們是否有人才帽子,是否主持國家重大項目,發了多少C刊,獲得幾個大獎,他們是自然發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我們的“學科評估表”中,他們幾乎填不進去,可是帶來的學術聲譽甚至高於可以填入表中的“代表性學者”。


我們在學術評價體系中過多地依賴量化因素標準,極端結果就是“五個唯”。在這種情況下,具有重大意義的大型科研項目極不容易開展。作為參加者,最後可能是受苦者。作為主持人,邀請自己信得過的同事、友人、門生參加大型長線項目,十年合作,一無所獲,自己也就成了坑害朋友的人。可以説是“兩廂不情願”。大型長線項目熱熱鬧鬧開題,悄無聲息結項,甚至虎頭蛇尾、無疾而終,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我們下一代規劃、組織、實施國家重大項目的領軍人才如何産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高度重視學術評價中的非量化因素,把非量化因素用合法的科學的規則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中,使量化因素與非量化因素相結合,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的有利於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學術評價體系。高度重視非量化因素,對我們的學術領導者和職能部門負責人制定學術政策、人才政策,尤具戰略意義。


發表評論

網站無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