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研究】吳懷中：岸田能構建日式“新資本主義”嗎？

文 | 吳懷中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岸田文雄在就任首相前後多次表示，要在日本實現“新資本主義”，核心是構建經濟增長與公平分配的良性迴圈，消除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開拓後疫情時代的新社會。岸田的經濟政策尤其“新資本主義”有其新穎之處，但如何把控好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經濟刺激與財稅收入、短期急功與長期計劃、內政與外交、內部權鬥與政策統籌“六大平衡”，是其面臨的首要難題。

岸田文雄于10月4日擔任日本新首相後，8日在國會發表了首次施政演説。岸田上臺後，內政外交都面臨複雜形勢和艱巨任務，但無疑需要以內為主，將施政重心放在解決國內事務上，處理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經濟民生等重大問題。如果無法妥處這些挑戰，岸田內閣將可能成為又一“短命”政權，日本政局也將繼續動蕩。就此而言，岸田治下的日本需要與中國保持穩定互利的經貿合作關係。下一步雙方如能溝通順暢，兩國關係則不乏戰術緩和及企穩轉進的機遇窗口。

直面經濟民生難題

2020年，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反覆，經濟下滑嚴重，GDP同比下降4.6%。岸田上任，首先要直面的就是經濟民生問題。岸田很早就為接班做準備，並就治國理政、經濟民生進行政策設計。上任後，其表示，將全力應對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時打造一種日式“新資本主義”模式，以利於恢復受創的經濟增長，改革分配製度並縮小貧富差距。

關於疫情處理。日本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新冠肺炎疫情仍舊嚴峻。岸田首先將應對疫情定為政府最緊迫的問題，誓言通過設立政府專管機構、加強疫苗接種、擴大居家檢測、確保醫療資源等新措施，推進疫情有效防控。

關於經濟與民生政策。岸田在就任前後多次就經濟政策表示，要在日本實現“新資本主義”，核心是構建經濟增長與公平分配的良性迴圈，消除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開拓後疫情時代的新社會。這其實也是對過去20年日本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一種評判和修正。岸田本人特別重視分配問題，認為沒有再分配就沒有下一個經濟增長。明確提出“提高中産階級生活水準”的經濟政策以及令和版收入倍增分配政策，是此次岸田內閣的政策亮點之一，也是其較受歡迎之處。為此，岸田還具體提出了以加強科技研發、數字化、經濟安全等為四大支柱的增長戰略，以及擴大中産階級、提高工人收入等四步再分配策略。

不過，岸田也承認“安倍經濟學”方式的功用，表示不會立即改變從安倍手中接過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岸田已將30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列為政府的首要任務，以應對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

構想“豐滿”挑戰嚴峻

如上所述，岸田的經濟政策尤其“新資本主義”有其新穎之處。但疫情失控、貧富差距、經濟下滑等“前朝”巨債，加上嚴峻複雜的內外形勢，使其當政面臨艱巨挑戰。岸田既想與“安倍經濟學”保持距離，但當下又不得不依賴其政策路徑。並且，岸田很可能缺少足夠時間去解決繁重使命。目前看，至少如何把控以下“六大平衡”的難題，將橫亙于其執政構想之前。

第一，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平衡。岸田響亮提出打造一種“新資本主義”，強調緩解貧富分化的必要性。這種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口號容易叫好賣座，但卻從來就是個世界級治理難題。在短期內整體“蛋糕”難以做大的情況下，光靠改革分配來提振經濟能否奏效，頗成問題。況且，日本經濟界對再分配持有不少疑慮和反對之聲。

第二，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的平衡。不能很好平衡兩者關係，是前任菅義偉下臺的根本原因，也是岸田無法回避的緊迫課題與棘手考驗。日本疫情雖有好轉但依舊嚴峻，而據日媒報道，今冬第六波疫情可能已在醞釀之中。

第三，經濟刺激與財稅收入之間的平衡。2020年早春日本疫情暴發以來，安倍與菅義偉內閣已在刺激計劃上花費222萬億日元。岸田目前別無他法，只能繼續執行現有經濟政策，並擬定另一個刺激計劃。同時，其又表示不會放棄財政整頓，多次強調財政紀律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外界尚看不到岸田如何找到相關財源以及解決巨大財政赤字的良策。

第四，短期急功與長期計劃的平衡。岸田新政權支援率低開低走，上任之際東證指數隨即下跌，此實為日本政壇多年來所罕見。大半年內，岸田即將面臨兩場國會選舉大考，留給其創造政績的時間並不充裕。為了贏得支援率和選舉，岸田無疑需要更多短線操作，追求政策的短期效果而非長遠利益。

第五，內政與外交的複雜平衡。岸田內閣非常重視經濟安全保障，新設專管大臣職位，黨政人事安排也體現“對華經濟安保派”坐大傾向。如果此策主要針對中國，包括部分“築墻、脫鉤”，則無疑會傷及中日經貿合作關係。只有避免國內政治對外交的過度干擾，努力使兩者良性互動，才能構建有利的發展環境，做到睦鄰友好，合作共贏。然而，這方面岸田政府似乎在做相反的事情。

第六，內部權鬥與政策統籌的平衡。岸田的勝選及後續黨政人事安排表明，“安倍—麻生體制”的影響力仍舊很大。同時，黨內各大派閥也在相互爭奪權力。岸田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決策，確保施政理念和政策舉措不受牽制和擺布，殊非易事。解決日本的結構性難題需要深化改革，其中牽涉各種既得利益，這將考驗岸田的勇氣和智慧。

中日合作不乏機遇

日本經濟受到疫情的嚴重打擊，目前看，其在2021年的經濟復蘇比其他西方國家要相對緩慢。岸田新政權反覆宣示將工作重點置於應對疫情、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上，就此而言，中日有廣闊的合作潛力和互利空間。

雙方合作的機遇確實非常多。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國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日本所受衝擊尤甚但對華貿易卻逆勢增長，在其對外貿易中佔比高達23.9%，創歷史最高紀錄，同時，日本對華投資收益率在其海外投資也達歷史最高。這足以説明，作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增長可為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新活力、創造新增長點，日本自身發展離不開中國機遇。

具體而言，比如在宏觀政策、社會公平、共同富裕、分配改革等方面，中日施政志向頗具交匯點。習近平主席10月8日在與岸田首相的通話中，強調雙方應該加強治國理政交流和經濟政策協調。習主席還指出，雙方應該協調應對全球性挑戰，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發展。因此，中日完全可以在抗擊疫情、應對氣候變化等重要國際問題上密切溝通合作。又如，中日經濟都有依賴全球自貿體制及海外市場的特性，兩國也都在推動區域多邊貿易機制，誠如習主席在上述通話中所言，中日應共同維護公平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實現更高水準的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雙方應該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促進區域合作。中日曾聯合推動達成RCEP，岸田執政期間雙方在中國申請加入CPTPP上亦不乏合作空間。再比如，中日在5G、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新能源及綠色經濟等方面可以優勢互補，在技術革新、標準制定及國際市場開拓上取得共贏。

岸田當選後多次表示，中國是日本的鄰國，也是最大貿易對象國，雙方要開展各種交流和對話。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兩國可以考慮合作的機遇較多，尤其可借此重溫初心，相向而行，共同迎接這一重要歷史節點，開闢兩國關係新的發展前景。